1657年，有个男人带着四百来号残兵，一头扎进了清军大营，把西南抗清的全部机密兜底献给了敌人。三年后，他死在了北京，死因至今没个准数，有人说病死，有人说被毒死。就这么个被骂作“汉奸”的角色，谁能想到，他曾经仅凭云南一省之地，硬是养出了二十万大军，还把这个明末最穷的省份，治成了人人羡慕的“天下饶乐土”？这人就是孙可望，说他是明清交替之际内政治理的第一人，真的夸张吗？咱们掰开揉碎了唠，答案自然就出来了。

先说说孙可望接手云南之前，这地方穷到啥地步？史料里写得触目惊心：“民掘草木以食”“饥馑病疫，死者八九”，昆明城郊更惨，“不特猪鸡无种，即耕牛亦杀之殆尽”，连种地的耕牛都被吃光了，老百姓只能靠挖草根树皮活命，死了连棺木都没有，只能用草席裹着扔了。当时朝廷对云南的评价更扎心：“滇扶贫狭，不当江南一大县”，整个云南省一年的税收，还顶不上江南一个县。就这么个烂摊子，换谁来都得犯怵，可孙可望偏要接手，还硬是把它盘活了，这本事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孙可望本来是张献忠的义子，张献忠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一堵墙”，为啥？因为他打仗特别稳，再猛的敌人来了，他带着部下稳稳当当守住，推不动、打不垮。更难得的是，在农民军里大多是文盲的年代，孙可望不但识字，脑子还特别活，很快就成了张献忠的智囊。1646年张献忠被清军射杀后，大西军群龙无首，被清军追着打、明军堵着截，陷入绝境。关键时刻，孙可望和李定国等人在贵阳开了个“定番会议”，一开始孙可望想往广西跑，实在不行就出海逃命，结果被李定国以死相谏，主张联明抗清，众将也都支持李定国，孙可望只好同意入滇。这事儿也在他心里埋下了根刺，但不得不说，入滇这个决定，是他施展治国才能的开始。

要在云南立足，第一步就得“换马甲”。孙可望脑子转得快，打出“为沐氏复仇”的旗号——沐氏是明朝开国功臣沐英的后代，世代镇守云南，威望极高，当时云南土司沙定州叛乱，把沐天波赶出了昆明。孙可望借着这个由头，1647年三月从贵阳出发，四月就打进昆明，很快平定了沙定州叛乱，拿下了云南。更绝的是，他进城后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大西国号，改用干支纪年，还许诺“共扶明后，恢复江山”。要知道，大西军之前是“反贼”，杀过不少明朝官员，现在脱掉反贼的外衣，披上抗清的战袍，一下子就从人人喊打的流寇，变成了老百姓支持的抗清力量，沐天波这些明朝旧臣也纷纷愿意合作，这政治智慧，可不是一般军阀能比的。

站稳脚跟后，孙可望就开始搞治理了，第一招就是土地改革，搞“营庄制”。云南之所以穷，核心问题是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四成土地在沐氏勋庄手里，三成在土司手里，老百姓只能种剩下三成最差的地。孙可望大手一挥，把这些权贵的地收过来重新分配，还定了个合理的分成比例：地主得10%，政府得45%，农民得45%。

更贴心的是，政府负责提供牛、种子、农具，还兴修水利。这招比李自成的“三年免征”高明多了，免税听着好听，但政府没钱怎么养兵？孙可望的营庄制，既减轻了农民负担，又保证了政府收入，才是真正的治国之道。效果有多明显？只用了一年时间，云南就“当年生产就迅速恢复，获得丰收”，不但能自给自足，还能开仓赈济穷人，“每人谷一斗”，一年的财赋就足够养兵了。到顺治六年，孙可望解除战时管制，元宵节大放花灯，“景象甚至超越明代全盛之时”，这转变是不是快得让人不敢信？

光改土地还不够，孙可望还搞了大基建——大兴水利。顺治六年，他组织人手治理滇池，“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让滇池地区连年丰收；顺治七年，修建西宕泉水利工程，“灌溉澄郡田畴千万亩计”，还有剑海治理工程，规模都不小。要知道当时还在打仗，前线将士天天跟清军拼命，后方居然能搞这么多大工程，孙可望是怎么做到的？他让军队参与建设，“不妨农务，借力新兵”，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农民种地，让士兵来搞基建，既不浪费人力，又能推进工程，这统筹能力也是没谁了。

更让人佩服的是货币改革。明朝末年了，云南还有个奇葩问题：老百姓不用铜钱白银，还用贝壳交易，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孙可望二话不说，下令铸造“兴朝通宝”，强制废贝改钱，后来又推行“折银钱”制度，白银为主币，铜钱为辅币。这套制度有多先进？清军占领云南后全盘照抄，吴三桂也继续沿用，后来还推广到了全国，能被敌人当成范本，这就是对他治理能力最好的认可。

除此之外，孙可望还整顿吏治，定了条铁律——“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严禁军队烧杀抢掠，以前大西军的坏毛病一下子就改了；还整顿市容，“凡街衢桥道，务令修葺端整，令民家家植树于门”，这哪是军阀作风，分明是专业的城市管理者。在他的治理下，云南的耕地面积暴增近两倍，贵州也暴增一倍，而同一时期，全国大部分省份的耕地都在减少。后来清军占领云南后，一直到雍正年间，耕地面积才恢复到孙可望时期的水平，中间隔了七八十年，这足以说明他治理的扎实程度。

云南治理好了，孙可望就开始北伐抗清。1652年，他下令三路出击，东路李定国横扫湖南、广西，桂林击杀定南王孔有德，衡州阵斩敬谨亲王尼堪，“两蹶名王”，天下震动；西路刘文秀收复川南川东，永历政权的控制区域一下子恢复到云贵桂三省全部、湘川两省大部，这是南明抗清的最高潮。这次北伐，清军阵亡将校100人，占顺治朝总数的20%以上，能取得这么大的胜利，靠的就是孙可望在云南打下的经济底子——三年修养生息，大西军从两万扩充到十二万以上，还能稳稳支撑东西两线的军粮供应。

可谁也没想到，一手好牌被孙可望自己打烂了。李定国“两蹶名王”后，声望超过了他，孙可望心里的那根刺终于爆发了，开始打压李定国，削他的兵权，甚至想设计诱捕他。李定国被逼无奈退入广西，两人彻底分道扬镳。1654年，孙可望制造“十八人之狱”，杀了内阁首辅吴贞毓等大臣；1657年，他率十万大军攻打李定国，结果部将临阵倒戈，孙可望大败，只带着四百人投降了清军，还把西南的全部机密献给了敌人，南明再无翻盘之力。1660年，孙可望死于北京，死因成谜，到了乾隆年间，清廷更是下旨剥夺他子孙的世职，彻底把他踢出了历史舞台。

回顾孙可望的一生，真的充满了矛盾。论内政治理能力，他以一省穷地养兵二十万，把云南从人间地狱变成“天下饶乐土”，明清交替之际，没人能比他做得更好；论抗清功绩，他是南明抗清的实际组织者，没有他打下的基础，李定国也成不了后来的“抗清英雄”。可论人品，他晚节不保，为了一己私怨背叛战友，出卖根据地，亲手毁掉了自己创造的一切。他到底是能臣还是汉奸？是治国奇才还是乱世枭雄？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答案，但没人能否认，他的内政治理能力，在明清交替之际，确实是独一档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