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中华文明的认知密码与现代性对话

一、原典的哲学考古：从巫术到理性的认知跃迁

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神”字写作“申”，其形若闪电蜿蜒，印证着殷商先民对自然伟力的原始敬畏。此时的“通神明”依托于龟甲占卜的巫术仪式，如《周礼·春官》所载“大卜掌三兆之法”，通过灼龟取象与祖先神灵建立神秘联系。而“类”字最早见于甲骨文中的“类祭”（《甲骨文合集》14157），指按神灵等级分类献祭的仪式，这种原始分类意识，正是《周易》“类万物之情”的前逻辑形态。

至西周初年，《周易》的诞生标志着认知范式的革命性突破。《系辞传》将“通神明”的主体从巫觋转向“圣人”（如文王、周公），赋予其“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理性认知使命。与商代“类祭”的宗教属性不同，《周易》的“类”转向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归纳，如乾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从音响共鸣现象中抽象出“物类相感”的普遍规律，坤卦“牝马地类”以动物特性类比大地厚德，展现出从具体物象到抽象类别的思维跃升。

这种认知革命的本质，是将宇宙从“神灵任意干预的领域”转化为“有规律可循的自然体系”。正如陈来在《古代宗教与伦理》中指出：“周人通过‘类’的概念，使世界成为可认知、可把握的有序整体，为中华文明奠定了理性主义的认知基调。”

二、诠释史的三次思想嬗变：从象数到义理的范式转换

（一）汉魏象数派：建构宇宙的符号模型（前2世纪—3世纪）

汉代易学以“象数”为核心，试图将《周易》转化为可计算、可推演的宇宙模型。孟喜的“卦气说”将六十四卦与四季、十二月、七十二候精密匹配，如以复卦象征冬至阳气初萌，姤卦象征夏至阴气始生，构建起“卦气流行，与天同度”的历法体系（《易纬·稽览图》）。这种模型不仅是对自然节律的模拟，更暗含“天人同构”的认知预设——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可通过卦象的阴阳消长得以预测。

京房的“八宫卦”体系则更具形式化特征，他将六十四卦按“本宫—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游魂—归魂”的变爻规律排列，形成类似现代信息编码的符号系统。每卦的“世应”关系（世爻为一卦之主，应爻与之呼应）暗合系统论的“要素—结构”思维，而“纳甲法”将天干地支纳入卦象，使时间、空间、物质在符号层面实现统一，这种“宇宙编码”思想，与同时期张衡发明地动仪的科学探索形成思想共振。

（二）魏晋至唐宋：从宇宙论到心性论的转向（3世纪—13世纪）

王弼“得意忘象”说的提出，标志着易学诠释从“象数实证”转向“义理思辨”。在《周易略例·明象》中，他以“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为逻辑起点，将“神明之德”诠释为超越卦象的宇宙本体“无”。这种本体论建构，使《周易》从占卜之书升华为哲学经典，与郭象“独化论”共同构成魏晋玄学的理论基石。

宋代易学进一步向心性论深化。邵雍在《皇极经世》中创造“元会运世”的时间模型（一元=12会=10800年），试图以《周易》卦象计算宇宙生灭周期，其“先天八卦图”（乾南坤北，离东坎西）打破《说卦传》传统方位，以奇偶之数重构宇宙秩序，展现出中国哲学罕见的数学形而上学倾向。而朱熹则将“神明之德”诠释为“理”，提出“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认知路径，使“通神明”与儒家“成德成圣”的伦理实践合而为一。

（三）明清实学与近现代：经世致用与科学启蒙的双重变奏（17世纪—至今）

明清之际，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尖锐批判宋明理学“蹈虚空谈”之弊，提出“天下惟器”的实存论命题：“‘神明之德’非虚悬于卦象之外，乃即在阴阳翕辟、五行杂厝之中。”他以“诚”释“德”，强调“诚者，实有者也”（《尚书引义》），将认知活动还原为对具体事物规律的把握，这种思想与顾炎武“经学即理学”共同开启了实学思潮。

近现代以来，易学诠释面临西学冲击的深刻挑战。1703年莱布尼茨误将《周易》卦象与二进制等同，虽属附会，却开启了“易学科学化”的想象；20世纪初，尚秉和《周易尚氏学》以物理学原理解释卦象，反映出传统学术的现代性焦虑。直至冯友兰以西方分析哲学重构易学诠释学，提出“象”如“梯子”的隐喻，才真正实现从“注经”到“哲学批判”的范式转换。

三、认知论的现代性解码：象思维的三重维度

（一）符号认知：从卦象到算法的模型革命

《系辞》“立象以尽意”的智慧，在人工智能时代获得新的诠释可能。传统易学以卦象为认知模型，通过阴阳爻变模拟宇宙变化；现代机器学习则以算法为“数字卦象”，通过数据特征提取实现对复杂系统的建模。如K-means聚类算法对数据的“类聚”，本质上是“类万物之情”的数字化表达，而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结构，与京房“八宫卦”的爻变网络形成跨越千年的思维呼应。

但需警惕的是，传统易学的“象”始终保持与经验世界的关联（如太极拳以“掤捋挤按”模拟阴阳），而算法模型易陷入“数据拜物教”。正如海德格尔批判“技术座架”对人的异化，我们需在算法建模中保留“象外之象”的开放性——即对人类价值、情感等不可计算领域的敬畏。

（二）类比推理：从取象比类到隐喻认知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类比思维，是中国传统科学的方法论核心。宋应星《天工开物》以“五金之矿，生于土中，若星列河汉”类比矿物分布，徐光启《农政全书》以“阴阳消息”解释作物生长，皆体现类比在经验归纳中的有效性。现代认知科学的“隐喻理论”（Lakoff）表明，类比本质是认知主体对事物特征的选择性激活，这与易学“取象”的本质一致。

在科技创新中，这种思维依然迸发活力：屠呦呦从《肘后备急方》“绞汁服”之法获得灵感，通过类比思维突破传统水煎法对青蒿素的破坏，正是“类万物之情”在现代科学中的成功实践。当然，类比需结合实证——如《淮南子》早已指出“磁石引铁，不引铜”，提示类比存在范畴边界，这与现代统计学的“置信区间”形成跨时空的方法论共识。

（三）本体超越：从“得意忘象”到现象学还原

王弼“得意忘象”的终极追求，与海德格尔“现象学还原”存在深刻共鸣：二者皆试图超越认知表象，抵达存在的本真状态。不同的是，易学的“超越”始终扎根于现实世界——如《周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将对“神明之德”的认知，落实为“修齐治平”的生命实践，形成“即本体即工夫”的独特路径。

这种认知特质，在生态危机中彰显独特价值。当西方理性主义以“主客二分”思维导致环境破坏时，易学“天人合一”思想提醒我们：“通神明之德”需认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规律（如碳循环、生物链），“类万物之情”需承认人类作为生态共同体一员的本真位置。正如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强调“人类是生态共同体的普通成员”，这与《周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之宜”形成伦理共识。

四、对后人的三重启示：在变易中守护永恒

（一）认知的谦卑：在科技昌明中保持对未知的敬畏

现代科学对宇宙的认知已深入量子尺度与星系演化，但“神明之德”的终极奥秘依然存在。易学“阴阳不测之谓神”的智慧，警示我们：无论算法多么精密，数据多么庞大，总存在认知的“不可测”领域。正如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与《周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思想共振，人类需在探索中保持“知不知”的谦卑。

（二）方法的平衡：在归纳与演绎之间寻找认知张力

传统易学的“象数—义理”之争，本质是归纳思维与演绎思维的辩证统一。今日学术研究中，大数据分析（归纳）与理论建模（演绎）的结合，恰似“类万物”与“通神明”的现代演绎。如气候模型需既整合海量观测数据（类情），又遵循热力学基本定律（通德）。这种平衡思维，避免了“唯数据论”的短视与“唯理论论”的空疏。

（三）价值的锚点：在技术狂飙中坚守人文本体

当人工智能开始“类聚”人类行为模式，当基因编辑技术试图改写“生命之情”，易学“崇德广业”的价值取向愈发重要。“通神明之德”的现代性内涵，应指向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守护——如尊严、自由、正义，这些价值如同《周易》的“太极”，是一切认知活动的终极尺度。正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要求算法符合“人类尊严”原则，这正是“通神明”在数字时代的伦理落地。

五、结语：古老智慧的现代性转译

从商周甲骨的灼痕到ChatGPT的代码，从“类祭”仪式到机器学习，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历经千年变迁，而“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终极追问从未改变。这一命题的永恒魅力，在于它揭示了认知的本质：我们既是世界的观察者，也是世界的参与者；既需以“类”的工具整理万象，又需以“通”的超越守护意义。

在这个数据爆炸而意义匮乏的时代，让我们重读《周易》的古老箴言，不是为了复刻过去的认知方式，而是为了激活其内在的辩证智慧——在“通”与“类”的张力中，保持对世界的惊奇，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对人类共同命运的责任。唯有如此，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才能真正完成现代性转译，为解决全球化时代的认知危机与伦理困境，提供兼具历史深度与现实关怀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