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过去的审视甚至略带轻视，转为公开祝贺与主动寻求合作。这种转变并非源于霍家财富的增减，而是对一个曾经被贴上“豪门公子”标签的人，用十几年时间完成的一场关于价值重估的公开演示。
时间倒回十几年前，霍启刚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形象，与今天截然不同。那时的他是娱乐版面的常客，被媒体描述为“富家公子”、“派对常客”，身边围绕着名车与社交名流。在同一时期，其他豪门家族的接班人早已深入家族企业核心，参与重大决策。相较之下，霍启刚的人生轨迹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被圈内评价为“背离正统”。
2008年，霍启刚开始担任天津市政协委员，首次踏入公共事务领域。这并非一个虚衔，他认真参与调研，为日后工作积累了最初的经验。2012年，他与奥运冠军郭晶晶的婚姻成为另一个关键节点。婚礼上，父亲霍震霆一句“郭晶晶是下嫁到我们霍家”，颠覆了外界对豪门联姻的想象。这段起初不被部分豪门圈层看好的婚姻，却成了霍启刚人生蜕变的开始。
婚后，霍启刚逐渐淡出了娱乐新闻。他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社区街头、体育场馆和民生议题的讨论现场。他陪同郭晶晶去平价超市买菜，会为几分钱的差价与店员沟通；也会像普通市民一样，在街边摊档排队品尝小吃。这些曾被某些人视为“自降身份”的举动，却悄然为他积累了最初的民意好感。
自2021年首次当选以来，他提交了一系列务实的提案。针对海外运动员赴港参赛签证繁琐的问题，他推动优化“小时过境免签”机制，政策实施后，香港文体赛事接待量提升了37%。
为保障文体从业者权益，他发放回收超两千份问卷，促成了“弹性带薪休假制度”的构想。为掌握青少年体育设施状况，他曾一个月内五次探访天水围的榄球训练基地。2024年初，当某国际球星缺席香港友谊赛引发公众不满时，他第一时间站出来发声，强调“全城期待不应被辜负”。
2012年那场世纪婚礼，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当时商界对霍启刚的普遍看法。李嘉诚虽然到场，但仅停留五分钟便匆匆离去；李兆基本人则未出席，只派长子代为祝贺。在当时的他们眼中，霍启刚或许只是一个顶着家族光环的“霍家少爷”。
然而到了2025年，风向彻底转变。霍启刚连任消息传出后，四大家族相关的企业纷纷示好。有企业高层公开表示期待在湾区合作、文化发展等方面与“霍议员”深度合作。这种转变，与霍家的财富或势力扩张并无直接关系。核心在于，霍启刚通过多年的行动，证明了自己已不再是依附于家族的影子，而是一个拥有独立政治影响力与社会信任的实干者。
香港立法会在土地、房地产、营商环境等重大议题上拥有实质性影响力。一位高票连任的议员，意味着在政策制定与资源分配上拥有稳定的话语权。四大家族在商场沉浮数十年，最懂得“实力”的分量。他们态度的变化，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再评估”。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推动“粤港澳体育湾区”建议被写入国家政府工作报告的人；是一个在火灾、地震、水灾等灾难发生后，总是第一时间捐款捐物，甚至亲赴灾区的人；是一个能将民意转化为具体政策，且民意支持率居高不下的人。
霍启刚的成长路上，有两位被其本人视为“贵人”的人物。第一位是他的祖父霍英东。霍英东常对孙辈说：“爱国是责任，不是选择”。他不仅言传，更重身教：建国初期冒险为内地运输物资，改革开放后大力投资国家建设，晚年倾力支持中国体育事业重返国际舞台。他深信“富不过三代”的道理，对长孙要求严格，常带他去做慈善，了解民间疾苦。这种将家国情怀置于财富之上的教育，为霍启刚奠定了价值观的基石。
第二位“贵人”，则是他的妻子郭晶晶。郭晶晶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且深远的。她的世界冠军身份，为霍启刚深耕体育领域提供了无可替代的专业背书和人脉资源。在推动“青少年体育普及计划”时，她分享的国家队“科学选材”模式，被业内誉为“最具专业性的公共政策设计”。更关键的是，她极致朴素的生活作风——戴几毛钱的发圈、逛超市比价、背环保袋——深刻影响了霍启刚，帮助他褪去了豪门子弟常有的浮华之气，真正沉入市井生活。夫妻二人在公益上更是默契搭档，从河南水灾到甘肃地震，他们不仅捐款，还亲自参与物资打包与分发，确保善款落到实处
早在霍启刚还被外界视为“豪门公子”时，郭晶晶就曾平静地对媒体说过：“他不是靠家族光环的人，内心藏着对责任的敬畏，总有一天会用自己的能力证明价值。” 当时这话被许多人视为夫妻间的维护之辞，如今却成了精准的预言。
霍启刚的连任，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并非依附于姓氏，而是建立在实打实的政策成果、深入社区的调研和一次次社会危机面前的担当之上。而郭晶晶的角色，也远非传统的“贤内助”。她并未因嫁入豪门而停止自我成长，攻读硕士、考取国际裁判资格、荣获亚太影响力荣誉，持续拓展着自身的边界。他们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价值合伙人”式的强强联合。郭晶晶以她的冠军光环与亲民形象，为霍启刚的政治形象注入公信力与温度；霍启刚则以其政治平台，为两人共同的公益与社会理想拓展了边界。
霍家三代人，从霍英东的“体育报国”，到霍震霆的“桥梁搭建”，再到霍启刚的“民生实干”，路径虽有不同，内核却一脉相承。霍启刚曾回忆，爷爷告诉他，在国家困难时发挥香港所长帮助国家，这种“患难之交”是家族与祖国情感的基础。如今，他将这份情怀转化为推动“小时过境免签”、建设“湾区少年体育联盟”、关注“打工人”加班权益的具体行动。
这场始于豪门光环、成于个人实干的蜕变，最终赢得了曾经冷眼旁观者的重新审视。四大家族的态度转变，像一把尺子，量出的不仅是霍启刚个人的成长，或许也度量着香港社会评价体系中，一些正在悄然变化的权重。当财富与名望不再是唯一的通行证，什么才是能赢得长久尊重的新“硬通货”？是看得见的政策，是摸得着的民心，还是一种超越家族利益、与更宏大叙事共鸣的担当？这个问题，或许不只留给霍启刚一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