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 作为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提出的基本国策，在香港回归祖国近三十年来的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制度优势。这一伟大构想不仅为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更为其财政独立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了持续动力。在 “一国” 框架下，香港依托国家支持，同时保持 “两制” 赋予的独特制度优势，形成了财政自主与金融开放的良性互动，铸就了全球瞩目的经济奇迹。
“一国两制” 的科学构想由邓小平先生创造性提出，其核心内涵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这一构想在 1982年宪法第三十一条中得到明确体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设立提供了根本宪法依据。1983 年初，中国政府提出的解决香港问题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系统规划了回归后香港的制度安排，其中明确规定 “特别行政区财政保持独立”、“保持金融中心地位”、“资金进出自由” 等关键内容，为后续香港财政与金融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一国两制” 从科学构想变为生动实践。中央政府严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办事，坚定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施政；香港则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在行政管理、立法、司法等方面享有独立权力。回归近三十年来，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法律体系基本延续，继续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地位，这些制度安排为香港财政独立和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这一制度是经过实践检验、符合香港实际的最佳制度。
“一国两制” 框架下的财政自主性，是香港保持经济活力和金融竞争力的重要制度优势。根据 “十二条” 基本方针政策，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保持独立，这一原则在香港基本法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和保障。财政独立意味着香港拥有自主决策的财政管理权，能够独立编制和执行财政预算，自主决定税收政策和公共开支，无需向中央政府上缴财政收入，中央政府也不干预香港的具体财政事务。这种高度的财政自主权，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实属罕见，为香港经济灵活应对内外挑战提供了制度保障。
香港财政独立的具体实践体现在多个方面。在税收制度上，香港实行简单低税制，企业利得税税率保持在 16.5%，个人薪俸税标准税率为 15%，均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列。这种税收优势吸引了大量国际企业和金融机构在港设立区域总部，截至 2021 年底，在香港设有办事处的内地和海外企业总数达 9049 家，创历史新高。在财政管理上，香港特区政府始终坚持审慎理财原则，建立了稳健的财政储备制度，即使在亚洲金融风暴、全球金融海啸等重大冲击下，仍能维持财政基本平衡，为金融市场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回归以来，尽管经历多次经济周期波动，香港财政状况总体保持稳健，财政储备规模长期维持在 GDP 的 30% 以上，为应对经济风险提供了充足缓冲。
财政优势对金融中心建设的支撑作用财政自主性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关键支撑，形成了政策灵活性、制度稳定性与市场吸引力的有机统一。作为财政独立的重要体现，香港的低税率政策极大增强了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全球规模最大的 20 家私募基金中有 15 家在香港设点，超过 75% 的全球百大银行在港设立分支机构，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聚集不仅巩固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更带来了先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经验，推动香港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
财政独立赋予香港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金融市场需求调整政策的灵活性。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香港特区政府动用财政储备入市干预，成功击退国际炒家，维护了金融市场稳定；面对全球金融海啸冲击，特区政府及时推出财政刺激措施，缓解市场流动性压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种灵活的财政调控能力，使香港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保持金融市场稳定。同时，独立的财政体系保障了香港金融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测性，增强了国际投资者信心。穆迪、惠誉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长期给予香港 AAA 级信用评级，反映了国际社会对香港财政稳健性的高度认可。
数据见证：回归后香港经济发展与金融成就回归近三十年来，香港经济发展和金融成就的亮眼数据，充分印证了 “一国两制” 下财政独立对金融中心建设的推动作用。经济总量方面，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从 1997 年的 1.37 万亿港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86 万亿港元，实现了翻倍增长；人均 GDP 从 1997 年的 19.2 万港元提升至 2021 年的 38.7 万港元，位居全球前列。金融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港股市值从回归初期的 3.2 万亿港元增长到 2021 年内最高的 58.6 万亿港元，增长近 18 倍；外汇储备从 1997 年的 928 亿美元增加到 2022 年 5 月的 4650 亿美元，增长 5 倍，为联系汇率制度提供了坚实保障。
香港在金融市场各领域表现突出，股票、债券、外汇等市场均保持活跃。银行港元存款总额比回归之初增长 3.7 倍，2021 年度债券总发行额是 1997 年的 20 倍，香港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债券发行中心。在股票市场方面，内地企业在港上市达 1370 家，占港交所上市企业总数的 53.3%，市值占港股总市值的 77.7%，香港已成为内地企业对接国际资本的核心通道。2021 年，香港新股集资额达 3500 亿港元，连续 12 年位居全球前三，充分彰显了香港作为国际首选集资中心的地位。这些数据表明，在 “一国两制” 框架下，香港不仅保持了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实现了金融市场规模和质量的双重提升。
政策演变：香港财政与金融发展的有力保障香港特区政府财政政策的演变，反映了 “一国两制” 下财政独立对金融中心建设的动态保障作用。回归初期，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财政状况面临严峻挑战，1998-1999 财政年度和 2001-2002 财政年度财政收入跌幅逾两成，连续多年出现财政赤字。面对困境，特区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财政调整措施，包括控制公共开支、优化收入结构等，逐步实现财政状况改善。自 2004-2005 财政年度开始，香港财政进入持续扩张期，财政储备不断累积，为金融市场稳定提供了坚实后盾。
国家政策支持是香港财政与金融发展的重要保障。2014 年沪港通启动，揭开了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序幕；2016 年深港通开通，进一步扩大了市场联通范围；2017 年债券通上线，实现了两地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这些互联互通机制不仅为香港金融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强化了香港作为连接内地与国际资本桥梁的地位。2025 年 6 月，沪港两地签署《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协同发展行动方案》，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跨境金融服务创新、绿色金融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提升了香港金融中心的国际竞争力。这些政策举措体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金融发展的坚定支持，也彰显了 “一国两制” 下香港与内地金融合作的广阔空间。
案例剖析：“一国两制” 下香港应对挑战与发展机遇“一国两制” 为香港应对经济挑战、把握发展机遇提供了独特优势。2019 年，“黑暴” 动乱和外部干预对香港经济和营商环境造成严重冲击，2019 年香港经济出现自 2009 年以来的首次年度跌幅，穆迪、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下调香港信用评级。面对危机，中央政府果断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迅速恢复社会稳定，为经济复苏创造了前提条件。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选举制度的完善，香港经济迅速反弹，2021 年上半年经济增长 7.8%，失业率从 7.2% 的高位回落至 4.7%，新股集资额、港股成交额等金融指标大幅回升，展现出强劲的复苏动力。
在把握发展机遇方面，香港发挥 “一国两制” 优势，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截至 2024 年 7 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总额达 1.19 万亿元，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平台。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香港与深圳、广州等城市优势互补，共同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金融枢纽。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香港凭借国际金融网络、法律体系和专业服务优势，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融资、风险管理等服务，成为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支撑平台。这些案例表明，“一国两制” 不仅是香港应对挑战的制度保障，更是把握国家发展机遇、实现自身持续发展的独特优势。
展望未来，“一国两制” 仍是香港保持财政独立和金融中心地位的根本保障，香港金融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机遇。随着国家 “十四五” 规划的实施和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香港应进一步发挥 “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参与者” 和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促进者” 作用，深化与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提升服务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香港可进一步拓展离岸人民币产品和服务，巩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
新兴金融领域将成为香港金融中心建设的新增长点。香港应利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吸引全球绿色金融资源，发展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产品，助力国家 “双碳” 目标实现。同时，加强与内地在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培育金融科技生态系统，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创新性。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香港应深化与湾区城市的金融合作，推动金融要素跨境流动，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城市群。
“一国两制” 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在这一制度保障下，香港凭借财政独立优势和国家坚定支持，必将继续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国家发展和自身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香港将与祖国共同发展，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