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刘霞。

202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80周年纪念日。

80年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亲历战争的抗战老兵健在的也是百岁老人。

我在想，当最后一位抗战老兵谢幕，那些藏在历史的真实故事，还能被看见吗？

2015年的8月15日，于我的意义特别，它还是“真实战争故事”上线5周年纪念日。

5年前，我以37岁“高龄”独自前往北京，成了北漂一族。目的只有一个，让抗战老兵的真实战争故事，能够继续记录、传播下去。

在此之前，我是《云南信息报》的一名记者，我在报社开设了“老兵讲述”的专栏，专门记录抗战老兵故事。

这一做，就是十年，很多人不理解这种坚持。

这些可敬的老兵，过去一直藏匿于历史的纵深处，因为我是记者，我才有机会讲述他们的故事， 把他们的荣光昭示天下，让他们接受人们的致敬，以告慰他们饱经风霜的心灵。

这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面对良知的问题。

我曾无数次在倾听中泪目，在他们的讲述中恍然大悟，原来这才是真实的战争故事，这才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声音，是我们这个民族带着温度、刀疤、弹痕、弥漫着硝烟的真实历史。

抗战老兵黄启章，见到我高兴直呼：感谢党，感谢政府

我遇见的第一位抗战老兵叫李光钿。在此之前，我不关心历史，也对抗战没兴趣。

我的作家朋友晓曙找到我，说有位生活在缅甸密支那，靠卖拉链为生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想回家，但他因为没有护照滞留在了腾冲，希望我通过媒体的力量帮帮他。

那时中国远征军对于我来说还是个模糊的历史名词，但出于朋友义气，还有想到老人88岁还回不了家，也太可怜了，于是我写了第一篇救助报道。

报道发出后，在众多热心读者的帮助下，让李光钿成功从腾冲坐上大巴车，来到了昆明，那是2009年4月28日的晚上。

我清楚记得，他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死也要做中国人。

那时我才知道这位流落缅甸、不愿加入缅甸籍的中国老兵，拖着老迈的身体艰难回国，就是想在临终前有张中国身份证，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后来，我遇见无数个想回家的老兵，我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呼吁各界的帮助，送他们回家，直到最后的安息之地。

对家国的眷恋，是我对抗战老兵的第一印象。

第一次采访李光钿，我对他的讲述还在茫然无知

在我坚持记录抗战老兵5年之后，我报社新来的主任高爽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刘霞呀，你记录了那么多抗战老兵，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脱口而出：“最想要是一枚勋章。”

在对老兵多年的采访中，我发现，这些暮年老兵的心愿惊人一致，一枚徽章，一个肯定，一声迟来的“谢谢你们”，仅此而已。

长期以来，历史不仅能遮蔽他们的功绩，还在漫长的岁月中将其否定，这种生命的巨大不确定性，他们更想要一个见证过他们青春和热血，证明他们曾用生命去捍卫过深爱着的祖国的物证，那就是功勋奖章。

这种渴望一度成为他在艰难困苦中生存的动力。因为勋章代表的不仅仅是荣誉，而是他们希望被时代记住的心声。

于是，2013年的9月3日，《云南信息报》以媒体的名义，在昆明海埂会堂给抗战老兵授予勋章。

那是我和我的同事历经无数个昼夜的努力，且永远无悔的一件事情。

那1000枚勋章的佩戴者们，有原国民党抗战老兵，有云南省军区离休老干部，有美国飞虎队老兵；它不仅仅被佩戴在云南抗战老兵的胸前，还带着《云南信息报》最诚挚的敬意，远赴贵州、四川、台湾，以及缅甸、美国……

这1000枚勋章所承载的意义，也许当下还不能给出最合理的答案，问题的根本也不在于我们怎么去做，而在于为什么要去做？

对荣誉的无比珍视，是我对抗战老兵的第二印象。

我采访的数百万抗战老兵中，有个叫吴鲁的，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抗战爆发时，他是云南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他本应该成为受人尊敬的律师或者法官，但因日本侵略者开始对中国使用化学武器，部队需要有文化的新型兵种，于是吴鲁投笔从戎报考了黄埔军校的防毒专业，在部队做防毒参谋，爱好文艺的他在部队，也写战地报道，成了著名的战地记者。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后来投入监狱二十多年，从此封笔不写任何一个字。

我采访他时，他已经90多岁，住在一个工厂的 废弃红砖房里，他讲一句，叹一口气，讲到重要细节就会特别停住，说：“刘记者呀，这个你 要记住” 。

吴鲁根本不知道，他讲的大多都见不了报。我再去看他，发现他在用旧报纸、废弃烟壳写回忆录，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字写得好大好大，糊成一团，根本看不清。

我知道，他是遗憾我把精彩的细节给遗漏了，想要做最后的弥补。

吴鲁写在报纸和烟壳上的回忆录

还有一位老兵叫陈庆珍，她是我采访的第一个抗战女兵。

陈庆珍是那个时代富家千金，兄妹四人都走上抗日战场，一个牺牲，一个重伤不治，还有一个失踪在野人山。而她从野人山九死一生幸存了下来，她的华侨丈夫又失踪了。陈庆珍以我难以想象的坚韧独自带大四个孩子，苦寻丈夫60年。

就是这个生病时连贵的药水都不舍得用的老兵，却在临终前把最后的1万块钱捐给了远征军老兵联谊会，让活着的老战友们去收集整理老兵故事。

老兵不怕死亡，怕的是遗忘，这是我对抗战老兵的第三印象。

有着高贵灵魂的陈庆珍奶奶

今天，在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我想说的是，只有我们不遗忘任何一个卑微得不能发声、衰老的不能走动的老兵，我们方能有资格说，我们没有忘记那段历史。

只可惜我遇见他们太晚了，我在记录时不得不面对记忆的丢失、紊乱、误记，甚至刻意回避。但哪怕老兵讲述的只是一些记忆碎片，也弥足珍贵。

我采访过一位百岁老兵叫潘金玉，他的抗战故事我们已经记录完，他看后突然说，要和我说一件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的往事。

原来抗战胜利后，年轻的他被卷到台湾，又被投入到台湾监狱，在监狱里他全靠一个叫刘全礼的狱友照顾才活了下来。

百岁到他详细讲述了他和刘全礼的监狱往事，说这一生最愧对的就是这个救命恩人。刘全礼曾让他出狱后去探望他的母亲，但身不由己的潘金玉失约了。

这个刘全礼正是1950年牺牲在台湾的红色特工，潘金玉的回忆也成了烈士生前最后的证人证言。

16年，我走访了上千位老兵，记录下500多万字的真实战争故事，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正是老兵的拒绝遗忘，才留给我们如此宝贵的历史记忆，精神财富。

拒绝遗忘，是我对抗战老兵的第四印象。

潘金玉的讲述刊发后，找到刘全礼的家族后人，见到了年轻俊朗的烈士遗容

这16年间，能想到的，不能想到的困难，我都经历了。

老朋友们，都知道，我尝试过很多方式，我擅长的是文字记录，但我也不得不笨拙的学习拍短视频，邀请朋友将这些故事改编动漫、音频广播剧、甚至 微短剧，希望更多人一起守护这段历史。

但也因为各种原因，很多尝试都浅尝辄止，难以为继。

奇怪的是，每当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我越发觉得肩上的责任重大，越发觉得这些随时可能深埋地下的故事意义非凡，我必须要让这些故事活下去。

这也是我今天还在坚持讲述的原因。

可以说，曾经的我对公益的理解很狭隘，我一直把它当成施与受的关系，我的自尊心让我没有勇气对公众表达我的困难。

但这16年的记录，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支持，让我慢慢明白了一件事：公益就是最大限度发挥公众的优势，共同去完成一件对社会有公共价值的事，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是大家的事，我的狭隘只会阻碍这件事的推进。

所以，我今天只想对大家说：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的支持，去留存每一个老兵的记忆，当“最后一位”老兵谢幕，那些藏在历史里的故事依然还能被听见。

我还需要视频剪辑、音频录制、影视策划、图书出版，我希望有更多元的传播方式，让这些老兵的故事被更多人看到。

我还需要你的每一次分享、转发，因为每一次传播，都是对遗忘的抵抗。

五周年之际，我也带来一个好消息，“真实战争故事”的第一本书将在下月出版。这不是狼来了的故事，在历经无数个不眠之夜，这次真的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我相信，历史会记住他们的，就像此刻，我在电脑前敲下这些文字，而您在看 ——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对吗？

刘霞

2025年8月25日于北京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