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轨迹，如同一曲跌宕的交响乐章，很少呈现为平滑的直线。它更似崇山峻岭，在起伏跌宕处形成关键的“命运拐点”。回望我六十余载的跋涉，那些最陡峭的险峰、最晦暗的深谷，鲜少是我独自攀越的奇迹。除父母亲人外，总有一些人，在我个人系统濒临失衡的临界点上，以深邃的智慧、非凡的勇气或纯粹的善意，伸出一双坚实的手，稳稳地将我“托住”，助我重拾重心，甚而开辟出全新的上行路径。这份来自生命深处的援手，我称之为“均衡之力”——它虽源于外部，却深刻重塑了我内在的系统稳定性，犹如交响乐中那些不可或缺的和声，在关键时刻为旋律注入和谐与深度。
第一重托举：于知识荒原中，为我确认“求知者”的身份——张玉柱校长
我的精神世界最初遭遇的“失衡”，源自童年时代社会身份与内在渴望的剧烈冲突。在长白山脚下的朝阳村，知识的稀缺远甚于物质的匮乏。当同伴们在课后的嬉戏中释放天性时，我却只能在土坯教室的角落，从寥寥几本旧书中寻觅世界的轮廓。那种与周遭环境的“认知失调”，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深刻的精神失重。
就在这片精神的荒漠中，张玉柱校长如同一位睿智的引路人，看见了那个沉默的少年。他的目光穿透了时代的偏见，看到的不是“成分”，而是一种罕见的沉静与对知识的饥渴。
数年后的关键时刻，当我因父亲早逝与高考落榜而深陷双重困境时，是张校长在村大队会议上以铿锵之语言力排众议：“选拔教师当以品学兼优为核心！泓峰（时称蒋照军）同学虽家庭特殊，然其自幼好学不倦、志向坚定，此等人才正是教育事业所需。”
这番掷地有声的辩白，不仅为我赢得了一个代课教师的职位，更在一个崇尚“出身论”的年代里，以制度化的方式为我确立了“知识价值优先于出身标签”的原始均衡。正如孟子所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张校长正是这种教育精神的践行者。他托住的，是一个少年险些坠入虚无的信念，为我在教育的道路上铺设了第一块基石。
多年后事业有成，我前往拜谢时诚恳言道：“张校长，若无您当年力排众议让我代课，便无我与家人的今日。”张校长平静回应：“我不过是尽了乡村教育工作者的本分。为有才华、有志向的年轻人铺路搭桥，这本是教书人的初心。”这番话朴实无华，却蕴含着孔子“有教无类”的深刻教育理念。张校长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在特定时刻的仗义执言，更在于他将教育的本质，将发现、培育、成就人才作为自己不可动摇的职业信仰。这份信仰，如暗夜中的明灯，照亮了一个少年前行的道路，也在我心中种下了“均衡”第一粒种子：真正的均衡，始于给予每个生命公平发展的机会。
第二重托举：在专业门槛前，为我点燃“实践者”的火种——杨华老师
进入柳河农校，是我从乡村走向专业世界的第一次重要跨越。面对全新的知识体系，如何将书本上的农业科技与田间地头的复杂现实相连接，成为我新的课题与焦虑。
我的老师后来的班主任杨华老师，以他独特的教育智慧，为我搭建了知行合一的桥梁。他不仅关心我的学业，更体察到我贫困的家境，创造性地安排我在节假日参与他自己家庭的小生意，并给予我经济上的支持。这种超越课堂的关怀，正如王阳明所倡导的“知行合一”，杨老师深谙其道：真正的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为学生创造实践的条件，让知识在生活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在我毕业之际，杨老师亲自推荐并送我到华龙工作，使我成为班里第一个步入社会的学生。此后三年间，他持续以书信往来、亲临探望的方式给予我鼓励与指导。在他的悉心培育下，我很快成长为企业骨干。遗憾的是，后来因人生波折，我未能与恩师保持联系，直至得知老师早已离世的消息，悲痛之情难以言表。深夜独自前往郊区为老师焚烧纸钱的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人生遗憾。
杨老师的教育实践，完美诠释了《礼记·学记》中“教学相长”的真谛。他不仅传授专业知识，更通过创造实践机会、提供持续支持，培养了我将理论转化为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知”与“行”的均衡发展，为我日后探索“集团+公司+基地+农户+激励”一体化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杨老师托住的，是一个青年学子从知识接收者向问题解决者转型的关键一跃，也让我深刻理解到：均衡管理中的“知行合一”，是任何成功转型不可或缺的要素。
第三重托举：在商业深水区，授我“掌舵者”的胆识——杨丛仆经理
1984年，我初入华龙，被安排在食堂担任管理员。由于缺乏经验，短短三个月竟出现四千余元的财务问题。面对这笔当时堪称巨额的款项，杨丛仆经理没有责难，而是温和地指导我总结经验教训。这种宽容与智慧，令人想起春秋时期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与重用——真正的领导者懂得在错误中发现人才的潜力。
当我后续在各项工作中展现能力时，杨经理慧眼识珠，不仅派我外出学习，还带我走访各地，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更关键的是，在我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时，他力排众议，提拔我担任分管生产的副经理。这一决定，为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道德经》有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杨经理不仅具有“知人”的智慧，更懂得“育人”的艺术。他给予我的不仅是职位上的晋升，更是一种系统性的培养：从宽容初期的失误，到提供学习机会，再到赋予重任，这一过程恰如均衡管理中“培育—赋能—授权”的完整链条。杨经理托住的，是一个年轻管理者在复杂商业环境中逐步建立自信与能力的关键阶段，他以老辣的阅历为我指点迷津，帮助我在市场经济早期浪潮中找到航向。
第四重托举：于法律迷宫中，为我点燃“理性者”的光——谢炳光律师
2022年初春，当我因上市失败离开企业重返校园时，未曾预料会陷入一场法律纠纷。面对有关部门的追责与合作伙伴的连带责任诉讼，我最初选择了回避，认为“清者自清”。然而事态的发展远超预期，法律程序持续推进，不实信息开始传播，我的学业、健康、家庭关系等系统都因此陷入失衡。
在最无助的时刻，谢炳光律师以他专业的素养与友情的温度，为我点亮了理性之光。他耐心倾听我三小时的倾诉后，一语点醒梦中人：“躲避从来不是办法。法律不相信眼泪，但尊重事实。”他进一步指出我的认知误区：将法律问题道德化，将专业问题情绪化。
这番话如同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强调的“理性是人的最高品质”，谢律师引导我从感性反应转向理性应对。他迅速组建专业团队，制定系统方案，通过对十几年商业档案的全面梳理，构建起坚实的“证据之城”。当一个个档案盒整齐排列时，谢律师对我说：“泓峰，这就是您商业生涯的‘考古现场’。真相在这里，法律会还它清白。”
整个法律程序持续近三年，我从最初的惶恐逐渐走向平静。当最终权益得到保护时，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深沉的平静。谢律师最后的话语意味深长：“恭喜通过这次‘压力测试’。一个企业家不仅要会经营企业，还要会经营自己的法律安全。”
这次经历让我完成了从“人情义理”到“制度理性”的重要认知升级。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言：“法律是理性的体现。”谢律师的托举，不仅帮助我走出了法律困境，更让我深刻理解了法治精神与现代商业社会的运行逻辑。均衡管理理论中强调的“系统韧性”，在这次危机中得到了充分验证：真正的韧性不仅源于内在的坚强，更来自对外部专业资源的有效整合与运用。
第五重托举：在人生低谷期，予我以“思考者”的港湾——朱长学社长
人生不可能永远处于高光时刻。历经企业沉浮后，我暂别商海，内心充满对过往的反思与对未来的迷茫。这是一个“行动者”身份暂时悬置、价值需要重新锚定的心理失衡期。
此刻，时任中国食品安全报社社长的朱长学先生，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他安排我到报社工作，进而担任常务副总编辑，为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反思平台与信息枢纽。在媒体这个社会观察的“高纬度”岗位上，我得以跳出单一企业的微观视角，从产业、政策、社会需求的宏观层面，重新审视“管理”的本质。
朱社长是军人出身，笔锋犀利，才华横溢，为人豪放。对我这个媒体门外汉，他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与支持，鼓励我心无旁骛地开展工作。并将本应给自己亲属的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让给了我的亲属，让我心存感激。当我撰写《均衡管理》书籍时，他的支持使我成功实现了人生转型；当我计划跟随张曼新先生从事华人华侨事业时，他又一次慷慨地给予理解与祝福。
朱社长的支持，使我想起唐代韩愈在《师说》中的名言：“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他虽为领导，却以师者胸怀，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成长空间。这份“空间”与“视野”，正如均衡管理理论中强调的“环境赋能”，是个人转型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朱社长托住的，是一个处于事业过渡期、思想亟待淬火重生的人，让我得以在喧嚣之外，安静地完成从“企业家”到“观察家”与“思想者”的关键蜕变。
第六重托举：在精神疆域外，引我向“共建者”的征途——张曼新主席
个人的事业成就之上，应有更辽阔的家国情怀与精神归属。当我个人的商业与思考体系初步成型时，爱国侨领张曼新先生为我推开了一扇通往宏大叙事的大门——全球华人华侨的“反‘独’促统”事业与精英社群建设。
作为张主席的助理，我跟随他行走世界数十个国家，在反“独”促统事业上贡献绵薄之力。令我尤为感动的是，张主席主动帮助我面向海外推广均衡管理理论，在布达佩斯、布鲁塞尔的会议上为我提供赠阅《均衡管理》《策划与发展》书籍及演讲机会，安排我代表他赴委内瑞拉、智利等国参加活动，极大地拓宽了我的国际视野。
后来，我与美国爱国侨领管必红先生联合创立了世界华人华侨精英联合会。在这个平台上，我处理的不再是公司内部的资源均衡，而是跨文化、跨国界的情感认同与资源整合。这正是均衡管理思想在更宏大系统中的应用与检验。
张主席的引领，使我想起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他托住的，是我精神世界中原有的边界，将我的生命轨迹引向了与时代潮流、民族命运共振的广阔海洋。这种从“小我”到“大我”的升华，正是均衡管理追求的最高境界：个体发展与集体福祉的动态平衡。
结语：均衡之力的传递与升华
当然，生命长河中给予我点滴善意与扶助的人，远不止上述六位。李玉林、邓万学、姜玉富、杨庆才、蒋秀生、任玉玲、高铁生……每一位都在我系统的某个维度上，施加了宝贵的“均衡之力”。在此虽无法一一尽述，但感恩之心，永志不忘。
撰写这些文字，绝非仅为抒发个人情怀。我深切体会到，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一个组织、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这种内生的坚韧与外在赋能之间的动态平衡。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刻处于“失衡”的险境，也都有可能在另一个时刻，成为他人系统中那关键的“托举之力”。
我如今所致力的均衡管理思想，其最深层的愿力之一，便是希望将这份源于我个人幸运的体悟，转化为一种可分享的思维框架。如同《周易》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均衡之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之间。让我们更敏锐地察觉系统失衡的信号，更智慧地构建内外部的支撑，也更自觉地，去成为那个在他人命运拐点上，传递“均衡之力”的人。
在他们的影响与托举下，我无论置身企业、跨界传媒、参与侨务还是潜心学术，我始终将这份“均衡之力”的传递视为生命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我亦倾心培养、扶助了仙侣拥军、姚勇、苗维军等一批年轻的社会栋梁，努力将曾经成就的光与热，转化为照亮后来者前行的灯火。这种代代相承的托举，恰如文明长河中的涟漪，一圈圈荡开，一层层传递，最终汇聚成推动社会向善、向美、向前的深沉力量。
这，或许才是对所有托举过我的人，最好的回报；这，也正是均衡管理思想的温度所在——它不仅是一门关于平衡的科学，更是一种关于生命互助、共同成长的人文艺术。在个体与集体、自我与他人、传承与创新的动态均衡中，我们共同谱写人类文明进步的和谐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