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3191天

我是历史作家张明扬，“土木”两个字的含义，是指明代中期的一次惊天动地的变故，发生于正统十四年，也就是1449年。御驾亲征，率军迎战蒙古瓦剌部落的明英宗朱祁镇，居然在土木堡，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怀来县以东，遭遇惨败，自己也成了瓦剌部落的俘虏，史称“土木堡之变”。

这次边防战事的失败，不仅昭示明代中期军事实力的急剧衰落，也让明中期的北部边防与外交政策趋于保守；同时，明英宗被俘后引发的朝堂权力斗争，也暴露了明朝政治体系的僵化和激烈的内部矛盾。许多历史研究专家，都把“土木堡之变”，当作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

在传统中国历史中， “土木堡之变”是个非常经典，可以用“忠奸之辨”来讲述的故事，里面有传统意义上的昏君，明英宗朱祁镇，有传统意义上坏大事的奸佞小人，宦官王振，更有传统意义上被冤屈的忠臣良将，于谦。昏君被佞臣蒙蔽，导致大局崩坏，只有忠臣良将出来收拾残局，扭转乾坤，然而最终却被怀疑，含冤而死。你看这是一套非常符合传统中国道德史观，丝滑入扣的阐释逻辑。

但是，我们今天读历史，最大的目的，是借鉴经验，洞悉政治社会运作发展的隐性规律。

解惑，是我写《土木》这本书的初衷。如果我们肯深入历史的细节，以及把历史事件放在长时段中观察，就会发现，表面上看，土木堡之变，是一次“人祸”；但是从本质上讲，则是一次偶然事件引发的系统性崩坏，因为整个明朝制度已经弊病从生，即使没有明英宗的这次轻率出征，类似的“黑天鹅”事件也会以另一种面目，在另一个时间段降临；而这样的系统性弊病，并不能靠人事上的调整，也就是任用贤能，罢黜小人而加以修补和挽回。

接下来，我分四部分，为你解读《土木》这本书，解读这次明代中期战争惨败与政治动荡变局的前世今生，以及对其后明朝政局的深刻影响。

边 患

首先，很多人会问，在土木堡事变中，打败了明军的瓦剌，到底是什么人？大家可能在中学历史课本上读到过，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被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后，残存势力向北迁徙到了草原，随后就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西边的被称为瓦剌，东边的，则被称为鞑靼。在汉语中，瓦剌的意思是“森林中的居民”，实际上是一个蒙古部落联盟，其中最大的一支，是斡亦剌惕，当年成吉思汗积极征服扩张时，斡亦剌惕主动归附，还和成吉思汗所属的“黄金家族”结成了姻亲，势力不断扩张。

元朝灭亡后，剩余逃回草原的势力，被称为北元，而皇帝宝座依旧由黄金家族的血脉继承，所谓明朝所指称的鞑靼，就是北元政权与其统治下的蒙古草原东部。由于北元势力大不如前，所以斡亦剌惕乘机独立，以瓦剌之名，出现在明朝相关历史记载之中，以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控制了蒙古高原西北部至阿尔泰山一带。

在明王朝看来，蒙古虽然失去了对中原的统治，逃回草原，但军事实力并未受到重大损失，所以自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成祖朱棣，都派遣大军深入蒙古草原，进行过不同程度的11次军事打击。当然，目标更多是距离自己更近，拥有北元王朝旗号的鞑靼。虽然这些征讨获得了或大或小的战果，但明王朝始终没有能够让对手受到决定性的致命伤害。于是明王朝逐渐采取了两条政策，首先是转向战略防御，留下了一个苦心搭建的北方边防体系，这个体系最终在15世纪末，弘治年间成型：从辽东绵延到甘肃，长达4000公里，由长城和九个重要的军镇比如辽东，宣府，大同等组成。其次，就是中原华夏王朝的传统艺能：分化离间，明朝通过战争和朝贡贸易交替的政策，在瓦剌和鞑靼之间，力图维持着一种自己主导的均势。

势力逐渐壮大的瓦剌，一方面逐渐蚕食鞑靼，一方面选择依附明朝。永乐六年，也就是1408年，瓦剌首领马哈木向明朝称臣纳贡，随后，明成祖朱棣又册封马哈木之子脱欢为顺宁王。最终，到了明英宗正统年间，瓦剌基本统一了蒙古草原。

虽然脱欢掌握了实权，但由于蒙古部落世界有条根深蒂固的原则，血缘在黄金家族之外的首领，不得称大汗。所以脱欢和自己的长子继承者也先，不得不表面上尊奉一位来自黄金家族的蒙古部落首领脱脱不花，为蒙古大汗。

一开始，瓦剌对明朝还表现出恭顺，比如1439年，也就是正统四年冬天，瓦剌派遣使节，一次就向明朝进贡了3700多批骏马，以及几千张貂皮皮毛。但同时，瓦剌和明朝的小规模军事冲突，始终没有停过，同时定期来的瓦剌使团，也欲求不满，不断要求明朝给更多的赏赐，扩大贸易规模。

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草原游牧部落对于华夏文明这样农耕经济体的持续需求和依赖。首先游牧部落经济结构相对单一，许多生产生活的必须产品，需要通过贸易交换得来。同时，自身产出的畜牧产品，除了自用，也需要通过交易变现，这就决定了瓦剌这样的游牧部落联盟对于明王朝有贸易经济上的“刚需”，和睦共处与贸易往来是常态；但同时，一旦出现气候灾变，或者贸易冲突，草原游牧民族又可以仗着自己的军事动员优势，撕毁和约开战，通过劫掠和要求赔偿索取利益。所以，在这种“主动权在草原，和战轮回”的关系大框架中，瓦剌和其他草原骑马民族一样，和明王朝的关系就被固定在“共处，且冲突摩擦不断”的基调上。

然而，在明王朝历任皇帝和官员看来，这种共处和冲突同时存在的状况，只能被理解为草原蛮夷贪得无厌，生性狡猾的体现。不仅如此，正如美国历史学，汉学家家窦德士所说，明王朝始终恐惧蒙古人卷土重来，重建元帝国，而这种野心则始终被夸大，从而影响，误导了明王朝的对外军事外交政策。

在这种思路，或者说滤镜下，明王朝对于瓦剌的态度持续恶化。同时，在1408年左右继位的也先，所做的一系列举措，也都显露出所谓的“不臣之心”，比如瓦剌不断要求明朝扩大贸易范围。政治上也先也不再以“朝贡部落”自称，而是自称“北朝”，称明朝为“南朝”。

同时，在漫长绵延的北部防线上，明朝边防军始终在和瓦剌，以及其他蒙古部落展开断断续续，规模不大的冲突。

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态势之下，可以想见，类似“擦枪走火”的突发事件，必然会发生，最终也可能迅速升级为大规模的冲突或者战争。这就是“土木堡之变”诞生的大背景。

冲 突

终于，导致双方撕破脸的导火索事件发生了：1448年，也就是正统十三年12月，又一支浩浩荡荡的瓦剌朝贡使团进京了，人数是史无前例的3598人。然而，根据接待机构的核查上报，这个使团实际只有2500人，胆大包天的瓦剌为了多拿赏赐和招待费，虚报人数多达1000人以上！

明英宗当场就怒了，本来他就不断下旨，命令严控瓦剌使团的规模，缩减赏赐和支出；而对方反而不知收敛，变本加厉。于是，明英宗立刻做出回应，不但赏赐按照实际人数给，还要缩减，同时驳回也先要求通婚的请求，降低边境贸易中的马匹进口价格，以示惩罚。于是，满心想从朝贡里捞一笔的也先，也暴跳如雷，决心兵戎相见。

1449年七月，也先指挥四路瓦剌大军深入明朝疆域。也先的愤怒，其实有他的深思熟虑，自己要想打破“非黄金家族不得担任大汗”，这一条禁咒，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对外征伐中建立一场不世之功，提高自己的声誉。地位显赫而又实力不行的明朝，正是最好的目标。

根据史料记载，此次入侵的瓦剌军队，大约八万多人，骑兵为主。也先亲率一路骑兵精锐，约两万人，进攻大同。这点兵力和明帝国能够调动的庞大军队相比，似乎不值得一提，但双方的战斗力却非常悬殊：由于地处西北，瓦剌得以避开明朝的铁器封锁，转而从中亚获得大量铠甲、铁器，从而得以组建了一支数量庞大的重装骑兵部队。瓦剌重装骑兵受中亚帖木儿帝国军队影响，浑身披挂多层铠甲，首先是札甲，也就是由小铁甲片缀成的铠甲，上面还有加强局部防御的大型金属甲片；札甲里面，还有贴身穿的内衬锁子甲，防护力惊人。瓦剌重装骑兵的主要兵器是长矛，腰间还携带短弯刀或狼牙棒，作战时能发起雷霆万钧般的冲锋。不仅如此，瓦剌军中还有重型和轻型弓骑兵，在提供远程打击的同时，执行侦查，骚扰和追击任务，由于常年征战，这支军队无论士气还是战斗力和经验，都堪称爆表。

而明军呢，此时的战斗力比起开国时期，已经迅速衰退糜烂。随手举一个案例，1444年，也就是正统九年，陕西延安地区的边防明军和入侵劫掠的蒙古部落发生了一场不大的遭遇战，但结果令人尴尬：猝不及防的明军被杀50多人，剩下的居然全部下跪投降，乞求活命。然后蒙古人为了羞辱明军，收缴了他们的盔甲兵器和马匹，迫使他们赤身裸体地返回自己的驻地。更令人惊慌的是，这种事情屡屡发生，陕西监察御史程宪，为此就上了一道愤怒的奏折，说蒙古人在作战中常常用这招，百试百灵，先用一波打击造成杀伤，然后又假惺惺地宣布招降，降低剩余人的士气。在接下来的讲述里，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土木堡战场上。对这种情况，程宪也没有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案，只是呼吁朝廷能派出钦差官员亲临边防，鼓励士气。

明军战斗力为何如此不堪？简单来说，就是明朝的军事防御体系，建立在所谓的军户和卫所制度基础上，军户，就是国家专门拨出一部分人口，规定他们世代以从军为固定职业，不得更改。同时，明朝全境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军队屯驻据点，叫卫所，派军户组成的部队驻扎生活。但是，到了明代中期，这个制度却在极速朽坏。

首先，军户是一人当兵，世代当兵，平时要种地屯田，有了战事还要随军出征。频繁的劳动挤占了宝贵的训练时间，从而让明代军队的战斗力不断下降，士气低落。同时，军户表面上是光荣的职业军人，但实际上，却是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卫所管理下的军事农奴，没有转业和迁徙自由；而军官对手下的军人军户却有至高无上的管理权，经常随意压榨军人，强迫他们为自己服劳役，甚至克扣军饷。繁重的劳动和低贱的地位，让军户持续逃亡，直接导致明朝军队和防御体系人数锐减，沦为空架子。早在土木堡之战前15年，京城附近长城险要居庸关的守将就对朝廷上奏说，由于长期部队缺员，如此要紧的关隘，各个据点的守军只有八九个人，十个人出头，万一大批贼寇进犯，后果不堪设想。

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为什么，土木堡之战中，明朝大军一遇到敌人，就溃不成军，一哄而散了。根据统计，到了明英宗正统年间，京营，也就是精锐的驻京明军部队，纸面上应该有五十万，但实际上只有半数，再加上瓦剌入侵时，明英宗已经向宣府，大同等前线派遣了一部分部队前往支援，所以能够跟随明英宗御驾亲征的部队，则还要少。之所以号称五十万，只不过是一种传统的宣传手段和虚声恫吓。

君 臣

说完了兵力，再来看看另外两个重要当事人，御驾亲征的明英宗，以及传统历史叙述中怂恿他的奸臣，太监王振。如果用传统历史道德观评价明英宗，第一个标签肯定就是昏君，轻信身边宦官的谗言，冒进出征，不仅断送了几十万明军精锐，还让自己当了俘虏，直接让明王朝陷入了危机。

但是，从另一面看，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只有22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雄心勃勃，一心想要大展拳脚的少年天子。

明英宗自从继位以来，对明朝北方边防的局势就非常关心，持续通过诏书不断表达自己的决定和考虑，包括指示将领加强战备与巡逻，进行反击，对瓦剌和其他蒙古部落发出频繁的安抚，警告和训斥。当然，这些旨意很大一部分可能是皇帝身边朝廷大臣的建议。综合来看，这些意见也并非全是昏聩错误，而是贯彻了自明成祖以来的方针，恩威并用，分而治之。另外，根据史料记载，朱祁镇从小因为耳濡目染了明成祖朱棣和父亲朱瞻基的战功，就表现出了在边防问题上的勇气和果决。有一次父亲问他，如果有敌寇来访，你敢不敢率领军队，前往迎战讨罪，小朱祁镇毫不犹豫，就回答了一个“敢”字。

其次，明英宗和其他历代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一样，得到的信息都是官僚精心筛选，甚至假造的正面信息，掉入了“信息茧房”而浑然不自知。在他的认知里，京营官兵的战斗力，依旧保持着明朝初年的水平，可以与入侵的蒙古铁骑平分秋色；同时，以儒家士大夫为主的朝廷官员，看似也提不出什么更好的建议，他们只会从道德角度，强调用兵的慎重，同时激烈批评皇帝的好大喜功和冒险精神。对于一个20出头，还在青春叛逆期的青年，这种劝诫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奏劝诫的大臣里，也包括后来临时奉命，肩负保卫北京重任的于谦。

所以，明英宗得知瓦剌入侵，明军在大同惨败后的当天，就决定，率领文武百官，御驾亲征。和也先的出兵一样，朱祁镇的迎战，也是想用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树立自己的权威。

从专业军事学标准来看，御驾亲征的准备工作非常仓促，近乎儿戏。知兵善战的明成祖朱棣每次出征，准备工作长达5到9个月，而明英宗的这次出征，筹备工作只花了五天。7月16日，大军就宣布开拔出师，根据皇帝的旨意，每个士兵发一两白银，携带一个月的军粮，然后再给每三名士兵配备一头驴驮辎重给养。同时，由于明军承平日久，装备都不全，所以明英宗紧急下令，从武器库里临时取出八十万件武器发给部队。很难想象，以明王朝落后的行政管理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把这些纸面上的物资落实配发齐全，只能说这次轻率出征，是一次军事冒险儿戏。

根据史料记载，大军开拔离开北京不久，就因为纪律涣散，指挥不利，出现了夜惊现象，风声鹤唳。更糟糕的是，大军发现自己后勤供应困难，沿途没有补给站仓库，士兵们被迫每顿饭咀嚼生米充饥，渴了只能抢喝沿途河流池塘中的泥水，狼狈不堪。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宦官王振。在明代历史典籍中，王振因为一向专横弄权，为一己之私，怂恿甚至胁迫皇帝出征，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复盘，却发现，从某种程度上，王振承担了比自己实际作为更严重的骂名，是个替罪羊。

首先，从权力结构来看，宦官集团的权力，本质是皇帝自身权力与意志的延伸；严格来说，前者是后者的工具人。在明代，无论是刘谨还是魏忠贤这样的权宦，一旦作为权力唯一中枢的皇帝撤回信任和委托，他们就瞬间塌台，冰消瓦解。所以说，王振的罪行，最多只是巧取上意，同时在贯彻君主意愿的执行中，夹带有限的私货。

况且，如果王振真的是挟持了皇帝，后面明英宗复位之后，应该对已经死亡的王振和党羽集团进行清算，而明英宗的举动却是为他重新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和祭典，念念不舍，这也让“挟持”一说不成立。

王振是怎么得宠的？按照朱元璋一手制定的大明祖制，宦官是禁止识字读书的，怕他们凭借这一点干预政事；而到了宣德年间，皇帝朱瞻基直接设立了让宦官读书识字的“内书堂”，并让大学士当老师。理由很简单，权力的高度集中，让皇帝不堪重负，繁重的政务处理必须要增添一些秘书，执行的职能人员来进行，而宦官由于亲近皇帝且地位低下，是最好的人选。

王振，本来是个落第秀才，因生计无着，被迫当了宦官。由于通文墨，他在英宗童年时代便随侍左右读书，与朱祁镇亦师亦友亦奴，在亲情缺失的大明宫廷中，没有人比王振陪伴朱祁镇的时间更长。由于王振不仅有文化，而且情商高，善于揣摩主子的意图，两人由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朱祁镇即位后，尊称王振为“先生”，几个月后，就将王振提拔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司礼监太监拥有替皇帝用朱砂笔，在奏章上抄写皇帝处理意见的职责，可以说距离权力中心又近了一步。

亲情与依恋只是一方面。朱祁镇亲政后，王振及宦官集团又成为了朱祁镇某种意义上的政治盟友，亦步亦趋的服务于皇帝的个人政治利益，帮助英宗抵御及化解来自士大夫文官集团的政治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坐实王振的替罪羊身份，明代历史上针对他，系统构建了一个专横跋扈，好大喜功的形象。比如正统三年，明王朝决定对滇西大举用兵，史书上就说，王振就是鼓吹开战的第一助推者；但史书故意隐去的是，开战几乎是朝廷百官的共识，甚至和王振不对付，顶着名将和开国元勋之后光环的英国公张辅，也积极主张动武；而百官之所以如此积极，也是感受到了年轻的明英宗，有好战尚武的秉性。王振，不过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站在英宗的角度，王振无疑更忠心。士大夫的“忠君”是道统意义上的，服务对象是王朝和体制，有时并非皇帝本人；当两者发生冲突时，许多士大夫的选择是“社稷为重，君为轻”；而如王振这样的宦官，与皇帝的人身依附关系，决定了他的忠君更为绝对和私人化。反过来，王振就是明英宗制衡，对付文官集团的一把刀，既听话高效，事后还可以对他进行切割，舍弃他如同舍弃工具。

从这个角度而言，英宗自少年始亲近王振、重用王振，非但不是所谓的“昏聩”，反倒是个人政治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在1449年7月16日，这样一对相互依存，利用的主仆，就跟随浩浩荡荡的大军，走上了征途，对于前面等待他们的结局，一无所知。

败 绩

如果回溯明英宗这次失败的出征，那么你会发现，明朝大军的进军和撤退路线，非常荒谬，简直就像在地图上遭遇了“鬼打墙”。

简单来说，出征的路线很简单，直指被也先大军攻击的边防重镇大同，但前方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导致全军士气低落。八月一日抵达大同后，随同出征的文武百官就以连日风雨交加，气候恶劣为名义，请求皇帝迅速班师回京城，两天后，王振代表皇帝下令，撤！

奇怪的是，撤军的路线非常诡异，本来按照计划，大军途径紫荆关，也就是河北保定附近，再取道长城居庸关回京，这样路途更近，有利于躲避瓦剌骑兵的袭击。但走出没多远，王振又代表皇帝发话，大军改为朝着路途更遥远的宣府，也就是河北张家口附近行进，再进居庸关，同时，明军一路速度缓慢，最终在河北怀来县内的土木堡，被瓦剌大军追上。

明军士气不振，战斗力低下，面对来势汹汹的瓦剌大军为什么不加紧回撤？在历史记载中，责任全在王振，一会说他想让皇帝顺道前往自己的家乡蔚州，给自己来个衣锦还乡；又说王振贪得无厌，出兵时还不忘沿途搜刮财物，用上千辆大车装载，为了让这支运输大队万无一失，王振不惜刻意拖慢行军速度，甚至让大军在土木堡临时停留，才导致大祸降临。

但实际上，真相很可能并非如此，根据我的分析推断，改变行军路线，甚至主张缓行的，是明英宗本人；大举出师却劳而无功，绝对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明英宗渴望的是，慢慢回军，然后期待和瓦剌，在合适的战场上打一场遭遇战，成就自己渴望的功业。王振在中间只是充当了一个传声筒，当然最后也变成了替罪羊。

在八月十四日这一天，明英宗和大军刚刚抵达土木堡，就被也先大军团团包围。次日，近乎溃散的明军，被瓦剌骑兵击败，明军没有进行像样的抵抗和战斗，而变成一场一边倒的屠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首先是缺水，从14日起，明军战马和人已经将近2日断水，无法坚持。土木堡是一块海拔稍高的台地，绝望的明军挖井挖到两丈的深度，依旧无水。其次，是士气低落，八月十三日，为了给明英宗大军当后卫，两位跟随过朱棣北征的名将朱勇，吴克忠指挥明军精锐骑兵，和瓦剌人打了一场遭遇战，结果阵亡沙场，全军覆没；直接给明军的士气打没了。第三，是明军擅自行动。根据史料记载，明英宗可能向瓦剌派出了使节准备议和，结果还没等到结果，就有谣言说和议已经达成，于是明军就乱哄哄地四处找水，还准备移营别处。瓦剌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一拥而上。一个证据就是，根据参战明朝官员的笔记回忆，乱哄哄移动的明军居然没有穿戴盔甲，手持兵器，变成了任人宰割的活靶子。战后，和瓦剌人谈判的官员杨顺，曾经沉痛地说：号称精锐的京营明军，之所以腐坏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承平日久，平时训练松懈，被军官指派着干些营建修造的杂活儿，没有战斗力；这次出征也不过是以为给皇帝护驾，出京逛一圈而已。所以如何指望他们遇到敌人还能打赢？

在一片混乱中，被士大夫官僚恨之入骨的王振，死在了乱军中。为了解气，不少明朝历史记录了一个传说故事，说一位忠勇的御前军官樊忠，对王振的倒行逆施恨之入骨，所以用战锤打死了他。但仔细一查，关于这个樊忠的生平记载基本不存在。所以真相更可能是，和无数英宗身边的大臣和侍从一样，王振是被瓦剌铁骑杀死的。

余 震

土木堡事变，如同一颗核弹，引发了北京的惊天巨变。皇帝被俘，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在孙太后的主持下，英宗的异母弟弟朱祁钰先是被选为监国，随后在9月初登基，年号景泰。一向号称知兵习战的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主持京城的防务。

十月，也先挟持着明英宗率领大军围攻北京，但并没有获得之前一样的大胜，最后只能携带大批抢劫勒索来的财物撤军。其中的原因，固然因为于谦能力卓越，在1个多月的时间内完成了重组军队，提升士气的重大任务。但另一方面，也先原本起兵的目的也不包括攻陷北京，所以瓦剌军队既没有准备攻城器械，也无法发挥自己的骑兵优势；反过来，守城，对于不善野战，但拥有各类火器的明军来说，是扬长避短。

战事既然大体结束，那么议和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再加上景泰皇帝继位，明英宗这个人质筹码的价值也迅速贬值。于是，1450年8月15日，在被俘一年后，明英宗获释，回到了京师。

按说，兄弟相见，应该一片团圆祥和。然而却是剑拔弩张。一回到北京，身份变成了太上皇的英宗就被送到了南宫，一座东华门外的宫殿。在这里，他被幽禁了近七年。朱祁钰几乎掐断了英宗一切对外联系，连日常饮食都必须从一个小窗递进去。宗室和大臣屡次要求朝拜太上皇，景泰帝一概不准。英宗回想起自己在瓦剌军中做俘虏时，朱祁钰在和自己的通信中一口一个“大兄”（尊敬的长兄），答应自己回来后，皇帝宝座的归属问题“必然另有筹画”，肯定是恨得牙痒痒。

在古代中国帝制的政治结构中，权力的诱惑可以消灭一切感情与道德顾虑。如果说在议和前，朱祁钰拒绝与瓦剌讨论英宗的获释问题，是为了保卫江山社稷，拒绝被勒索讹诈，那么接下来，他的举动，就是出于尝到权力滋味后，拒绝放手的私欲。

例如，朱祁钰居然悍然撕毁了当上监国时的承诺，把太子人选，从英宗之子朱见深，变成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这个举动向整个朝野发布了准确无误的信息：不仅皇帝之位不会还给英宗，自此还只能在朱祁钰自己的血脉中传承。这无疑激化了明英宗的恨意，也造成了朝廷的进一步分裂。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景泰四年，也就是1453年十一月，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见济夭折。随后，朱祁钰自己，也身患重病，无法正常履行职责，处理政务。大明王朝再次面临权力真空，无法运转的危机。

常人眼里的危机，正是少数人眼里的机会。眼看朱祁钰病情加深，一个旨在拥护太上皇复辟的小集团迅速形成了，为首者是在京城保卫战中崭露头角的名将石亨，以及太监曹吉祥，左都御史杨善等人。

最终，在1457年，也就是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一场被称为“夺门之变”的政变发动了，石亨集团纠集兵力，从南宫中救出了明英宗，然后通过东华门回到了皇城。正月十七一早，当上朝的百官赫然发现坐在皇位上的竟是太上皇时，惊慌疑惑之余，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三呼万岁。

夺门之变之所以能成功，表面上看是石亨复辟集团孤注一掷，不惜冒险，但更本质的原因还是太子朱见济之死及景泰帝朱祁钰的重病。无论是石亨这些野心家，还是更广大的朝臣，所有人心里都明白，经历了这一死一病，皇位大概率会回到英宗一系，所以对于英宗复辟，大部分的朝臣其实是出于利益而选择了默许，早参与早受益，不参与则有政治清算之危。

英宗复辟后，改元天顺，随即展开了大规模政治清算。夺门之变当天，病中的朱祁钰即遭软禁，朱祁镇削去了他的帝号，废为郕王。一个月后，朱祁钰便稀里糊涂地宣告病死，很多历史研究者相信，这是一次政治谋杀。

当然，最令人痛心的，自然是对京城保卫战第一功臣于谦的处置。可以说，复辟集团给他安上的谋反罪名都是莫须有。对这种情况，于谦心中早有定数，所以在审讯中也大义凛然，从容不迫。比如，被诬陷为于谦同党的御史王文，还在大叫冤屈，而于谦就对他说：石亨这些人的意思已经很明白，再争辩，也是徒劳无功。

说白了，于谦也明白，在皇帝个人利益和整个国家与制度利益难以切割的情况下，自己当时临危受命时的各种举措，比如劝告朱祁钰继位安定人心，拒绝瓦剌用英宗作为人质勒索朝廷，乃至对太子人选的变更公开发表意见，虽然都是出于稳固江山社稷的目的，但却损害妨碍了明英宗的个人意愿与利益。从这个角度看，自己的罪名是无法辩白的。

在定罪奏章送到明英宗面前的时候，明英宗内心还踌躇了一下，然而复辟集团的核心人物，徐有贞却说了一句话：不杀于谦，则夺门之变和英宗复位，都师出无名，没有合理性。于是英宗最终同意了这份裁决，只是把凌迟改为斩首，显示了一下自己的宽仁。

于谦就义后，他的女婿，锦衣卫千户朱骥冒险带着岳父的遗骸，归葬在杭州故里，西湖边的三台山。虽然当时英宗将于谦定为罪臣，在上谕中居然说他“穷凶极恶”，但民间也并非人人买账，出现了很多暗中的悼念之举。由于杭州西湖也是另一位忠臣，岳飞墓的所在地，两人又都当过“少保”的官职，所以此后，民间多把两人相提并论，比如明末爱国志士黄周星，就写过一首《西湖竹枝词》，说：“岳少保同于少保，南高峰对北高峰。”，这是一种多么高的赞誉。

结 语

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你可能不知道，土木堡之变的余波，在“夺门之变”后，依旧袅袅不绝，并且宛如一个夺命的血咒。比如，“夺门之变”发生半年后，复辟集团的重要人物徐有贞就被贬官，四年后，英宗就派锦衣卫逮捕石亨，未及行刑，石亨就暴死于狱中。

英宗之所以下重手除掉石亨及夺门集团，表面上看原因是石亨居功自傲、行为跋扈，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英宗为的“道德洁癖”，急于和这样一个阴谋集团切割，强调自己重登皇位的正当性与道德上的无瑕。

用英宗亲信李贤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夺门之变，英宗照样会复辟成功，这本质上因为英宗是个有德明君，且身体健康；所以夺门集团不仅不是什么功臣，反而是将英宗置于险地的罪臣；石亨这些人为了贪图富贵，拿着英宗为筹码作孤注一掷，还让皇帝和自己的弟弟关系破裂，万一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英宗看似对所有人刻薄寡恩，但他的慷慨，只给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就是朝廷百官痛恨，死去的宦官王振。

1457年十月，明英宗下令，给了王振一个体面的葬礼，用昂贵的香木雕刻成尸首下葬。2年后，又下令在京城智化寺给王振修了祭祀招魂的祠堂，并且立碑。直到今天，这块镌刻着王振祭文的石碑，依旧伫立在智化寺里，今天的观者如果仔细注视，可以同时感到历史的残酷与荒诞性。

资料来源：得到APP听书栏目。撰稿：张明扬；脑图：朱步冲。声明：除原创内容特别说明外，推送稿件文字及图片和音视频均来源于网络及各大主流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认为内容侵权，请在文章下方留言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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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智慧文化馆的愿景：愿每一位母亲都能幸福三代人。

价值观：爱家；敬业；说到做到。

使命：传播母亲智慧文化；助力母亲内外兼修；助力家庭健康成长；助力家族美好传承。

客问：很多母亲在夫妻关系如何处理？亲子关系如何处理？职场关系如何处理等方面有焦虑。文化馆如何协助更多的母亲成为内外兼修的母亲？

师答：分二步走。

第一步：文化馆的一楼，通过讲解；通过陪聊；通过举办思维方式分享会等手段，解决母亲们“从不知道到知道”的痛点，让更多的母亲得到启发，走出焦虑。

第二步：文化馆的二楼，解决“从知道到做到”的痛点。通过内外兼修俱乐部进行陪跑，让更多的母亲外面漂漂亮亮的，里面又充满智慧，这样就有更多的力量把家庭经营好，把家族传承好。

地址：杭州南宋御街“密不可分母亲智慧文化馆”

联系人：叶子老师

解忧热线：1314 848 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