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诗，一段历史，一个小故事

公元744年，李白出翰林，虽然有部分史书载，李白曾酒后引高力士脱靴，遭恨，遂谗谤于玄宗，赐金放还。

但此事大概率不是真的，高力士先是助李隆基诛韦后、安乐公主，再拥其为帝，后又除太平公主，功不可没，深得李隆基信任，一时权倾朝野。

“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玄宗常曰：力士当上，我寝则稳”

太子李亨，称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及公主呼其“阿翁”，驸马辈曾称其为“爷”。

李白虽狂放不羁，可纵观李白这一生，实际上他对谁都友善，这也是他朋友众多的原因。尤其，李白学了“纵横术”，极通人情世故，就算他胆子再大，也不会去招惹高力士这样的权宦。

所以李白有诗《玉壶吟》自辩：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

又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中写：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

人太红，就容易遭妒，看看“饮中八仙”的其他几位：

贺知章，三品大员，四朝元老；李适之，左相，兼兵部尚书、授上柱国、封渭源县开国公；李琎，睿宗嫡长孙，汝阳郡王；崔宗之，宰相崔日用之子，袭齐国公；苏晋，河内郡公苏珦之子，官吏部侍郎；张旭，贞元年间最红的书法家，连颜真卿都曾虚心请教；

唯独一个焦遂官职不详，却有御赐的金鱼袋。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李白仅仅是“翰林待诏”，未进学士，离承旨就更远了。偶尔，玄宗会命他起草诏书，但大多数都是陪宴，并不掌制诰权。

除了人红，名气不小，在朝中几乎没有地位可言，无议政之权，高力士若是针对他，就不会是赐金放还这么简单了。

出翰林以后，李白来到了洛阳，与杜甫偶遇，“诗仙”和“诗圣”首次相聚。时杜甫与高适早就交好，所以经杜甫引荐，两个人又相约去梁园找高适。

高适这个人很有意思，若说狂，其实比李白也不遑多让，他本可以取常科登进士第的，但非要一步登天，谋制科入仕。有唐一代，进士都是万里挑一，别说制科了，连韩愈那样的大文豪都考了四次。

所以此时的高适、杜甫，都未有功名在身，在他们眼里，李白是传奇般的存在，尤其杜甫很崇拜李白。

三个人梁园聚饮未尽兴，又登琴台，游孟渚泽，过栖霞山，最后往王屋拜访司马承祯。但入阳台宫才知道，司马承祯已经仙逝，于是李白写下了仅存的真迹《上阳台帖》，视为国宝。

下王屋后，三个人分开，李白与高适再未相见，虽永王东巡时，两个人有交集，却不愉快。李白入狱，高适未施以援手，其中原因很复杂，不能说高适不够朋友，只能说他们交情还不够深。

一个人若对谁都友善，其实把谁都不放在心上，这就是李白的性格。包括和杜甫之间，也是杜甫单方面的牵挂与忧思。

公元745年，李白和杜甫第三次相遇，也是最后一次，余生不再见李白有诗怀杜甫，至少现存的诗中没有。

而且，李白还写过一首《戏赠杜甫》：

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这首诗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所谓戏赠，就是玩笑，诗题或为后人辑册时所添。有学者质疑这首诗的真伪，但《新唐书》确实有载，在唐人孟棨（qǐ）所著的《本事诗》中，对这首诗有更深层次的解读。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首诗就是李白写的，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新唐书》误载，毕竟这是正儿八经的史书。

诗中的“饭颗山”，有人认为是在长安，并虚撰了李白、杜甫的第四次相遇，时间点为早期，乃首遇。

这不是很合理，首先杜甫遇李白，必有诗，但这次却没有。当时李白若未入翰林，那么杜甫则在齐赵漫游，或在偃师、洛阳一带。

因为公元741年，杜甫的父亲杜闲病逝，杜甫归首阳山挖窑置宅，随后娶司农少卿杨怡之女，又在洛阳与房琯、高适交游，不曾入关中。

故而“饭颗山”在兖州或洛阳的可能性更大，李白与杜甫曾同游两地。

按《本事诗·高逸》所载，李白这首诗乃是嘲杜甫作诗过于拘泥，原话是：“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

故诗文大意可解为：

当初在饭颗山相遇，正是艳阳高照，你头戴斗笠。如今重逢，你为何如此消瘦，是不是写诗太辛苦，未有佳篇导致的？

换个角度想，能如此开玩笑，说明两个人感情相当深厚，经得起这样的戏语。故不能过分解读，只当朋友间的趣事来谈，尤其他们两人，代表着诗歌的巅峰，一仙一圣。

并且，李白讲的没错，此时的杜甫，诗风还没有大成，虽有《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的作品，但还不足以傲视诗坛。

杜甫真正的改变，是困居长安时，所作的干谒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这是杜甫的里程碑之作，也是他诗涯的分水岭。

客观来讲，杜甫活着的时候，诗名的确不高，尚不如“边塞四君子”王之涣、王昌龄、高适、岑参。哪怕王昌龄曾盛赞过：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

在唐人所著的颇为知名的诗选中，诸如殷璠的《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芮挺章的《国秀集》等，都未曾收录杜甫的诗。

杜诗大成，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即后人所谓的“国家不幸诗家幸”。但那个时候天下大乱，人们对诗的渴求远不如一蔬一饭，所以杜诗即便有“三别”、“三吏”这样的鸿篇巨制，也是到了中唐才逐渐被认可的。

而真正将杜甫抬到与李白相同地位的人，则是元稹，也是“新乐府运动”的源头。中唐有一段时间，扬李抑杜，所以韩愈说：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这是在平息李杜之争，尤为可贵的是，元稹抬高杜诗，却没有贬低李白，仅仅是客观地评价了两人的不同，认为杜诗更有物象，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

李诗豪放，不拘一格，浑比天成，信手拈来，就盛唐诗坛而言，当时李白有资格评价任何一位诗人。所以这首《戏赠杜甫》，未尝不可认为是对杜甫的激励，如果诗题为后人所添，那四句诗读来，并非《本事诗》中所言的讥讽，解作担心、挂牵不是更好。

反观《新唐书》的记载：，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

随后，《新唐书》大谈特谈元稹的诗论，这是本末倒置地沿用了中唐“新乐府运动”，对盛唐诗坛的逆向影响。拾后人牙慧，为作历史的大忌。

所以我们常说，即便有史书记载，也未可全信，要有思辨精神。我们参考史书，只是确定哪些事是否真的有发生，而非接受史学家的个人倾向，这样历史才能越辩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