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间产生文化影响，需仰仗交通实现。浙闽赣之间的交通联系，唐代开始加强，两浙路衢州、江南东路信州及福建路建州之间路段，组成了当时两大南北向交通干线之一的重要部分。至宋更已十分密切，尤其是随着信州－建州间摆铺的设立，史浩对衢州－建州间二十里仙霞道的石砌硬化等措施，使三地之间山路不但是联结三路的孔道，同时也是中原－岭南及沿海－内地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三路之间的具体联结是：衢州江山县－建州浦城县（仙霞关）为浙闽主道，衢州常山县－信州玉山县（曹会关）为浙赣主道，建州崇安县－信州铅山县（分水关）则为闽赣主道。三道将浙南衢州、赣东信州及闽北三州（建州、南剑州、邵武军）紧密联结，这片三角形区域正是中国东南屏障武夷山脉北段，虽分属三路，却无论在地理还是人文上均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在区域文化上可以视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一）闽北三州福建长期以来属中原文化的边缘地区，唐以前人物绝少，五代时浦城杨徽之、建阳江文蔚以文学知名，至宋蔚为人文之邦。闽北三州为其中突出地带，既是宰执俊彦辈出之地，又是理学本营，同时也是著名藏书和刻书中心。三州以建州（三国吴永安三年始置建安郡，唐武德四年改建州，绍兴三十二年后易名建宁府，州府驻地在今福建省建瓯市，辖境今并属南平市）为最发达，两宋辖建安、瓯宁（二县为负郭县，今并为建瓯市）、建阳、崇安（今武夷山市）、松溪、关棣（徽宗政和五年易名政和，沿用至今）、浦城7县。北宋进士803人，南宋进士510人，总人数于福建路8州军中排名第2（排名依次为福州2530人，建州1313人，兴化军1001人，泉州922人，南剑州435人，漳州262人，邵武军191人，汀州59人）。南剑州（南唐保大四年析建州地始置剑州，北宋太平兴国四年易名南剑州，州治在今福建省南平市）辖剑浦（负郭县，今南平市）、顺昌、沙县、尤溪、将乐5县，进士北宋212人，南宋223人，总人数福建排名第5。邵武军（北宋太平兴国五年析建州地始置，军府在今福建省邵武市，辖境今并属南平市）辖邵武、光泽、泰宁、建宁4县，进士北宋105人，南宋86人，总人数福建排第7。三州共出状元7人，分别是建州3人（建阳叶齐、建瓯徐奭、浦城章衡）、南剑州2人（沙县张确、剑浦黄裳）、邵武2人（泰宁的叶祖洽和邹应龙）。官至宰执者有16人，分别为建州11人（浦城章得象、浦城吴育、浦城吴充、建阳陈升之、浦城章惇、浦城章栥、崇安刘珙、浦城真德秀、浦城徐荣叟、浦城徐清叟、建阳蔡抗）、南剑州1人（沙县曹辅）、邵武4人（邵武黄履、李纲、任希夷，泰宁邹应龙）。可见宋代闽北实属人物高产地带，与唐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但闽北与衢州、信州相较距中原最僻，交通依赖导致其内部差距较大，远离交通干线的建州之松溪、政和，邵武之泰宁、南剑之将乐人才稀少，进士数分别为8、8、15、19人。三州文化成就主要体现在学术、文学、节义三方面：1、学术：北宋庆历时即有陈襄讲学于浦城，两宋之交二程门人将乐杨时及传人剑浦罗从彦、延平李侗、沙县陈渊，建阳游酢、游醇兄弟，以及私淑洛学的崇安胡安国及三子胡寅、胡宁、胡宏与侄胡宪，崇安刘勉之及刘子羽、刘子翚兄弟等涌现后，闽北遂成洛学重镇。及尤溪朱熹出，兼李侗、刘勉之、刘子翚、胡宪之长，并通过广泛的书院教学，而终使闽北成为理学本营、朱学中心。朱门重要弟子蔡元定、蔡沈、刘爚、詹体仁、欧阳光祖、廖德明等皆闽北产。朱熹再传浦城真德秀出，为朱学在闽北之殿军。另外又有邵武朱震宗仰邵学，建阳游九功、游九言兄弟传承张栻湖湘之学等。闽北学术尚在史学、地理、音韵方面有较突出成就，史学家代表有袁枢、朱熹、熊克；地理方面有著《方舆胜览》的祝穆、祝洙父子；音韵方面有宋代古音学的开拓者吴棫。2、文学：闽北文坛亦相当繁荣，堪称宗匠者有浦城杨亿、崇安柳永2人，又有邵武严羽、魏庆之为诗论名家。其余如杨徽之、何去非、章望之、吴处厚、黄裳、章栥、廖刚、李纲、朱熹、吴激等，亦皆为文坛作手，主要成就在于诗词二途，词尤突出。3、节义：闽北多忠义之士，尽管有黄履等人被方志列入《奸佞》，但更多的是如陈瓘、曹辅、廖刚、邓肃、李纲及刘韐、刘子羽、刘珙祖孙这样的直臣。宋亡之后，信州谢枋得、福州谢翱皆寓居建州，而本邑熊禾、陈普、丘葵、韩信同、黄镇成、赵必晔、刘边等人，以建阳、崇安为中心活动，使闽北成为福建遗民群体的中心。另外闽北尚有艺术方面值得一提：音乐家代表有阮逸、徐复，书法家有黄伯思、章友直、吴激等。（二）信州江东、江西二路唐以前经济文化基础皆较薄弱，信州（今江西省上饶市）位于江南东路东部，于唐乾元元年（758）方始置州，析饶州弋阳县、衢州常山县、建州之三乡、抚州之一乡而成。两宋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其“牙闽控粤襟淮面浙”的交通优势提升，主要来自北方的南渡移民迁入，使之跃升为人文之邦。两宋信州辖上饶（负郭县）、玉山、弋阳、贵溪、铅山、永丰（今广丰县）6县。进士北宋129人，南宋254人，总人数在江南东西二路13州军中排名第7，属于中游水平，次于饶州（931人）、吉州（897人）、抚州（628人）、建昌军（654人）、洪州（543人）、临江军（390人），优于南康军（264人）、赣州（158人）、瑞州（144人）、袁州（128人）、江州（89二年）、南安军（65人）。状元有铅山刘辉、上饶徐元杰、玉山汪应辰3人，又有武状元永丰吕廷彦1人。宰执有永丰张叔夜、施师点，弋阳陈康伯3人。信州作为四达之地，文化上面呈现出兼容并蓄的面貌。学术和文学方面分别有两次著名的“鹅湖之会”，皆在信州。其文化成就主要体现在学术、文学、节义三方面：1、学术：信州的学术交汇，孕育了学承多师（胡安国、张九成、喻樗、吕本中，喻、吕皆曾寓居信州）的玉山名儒汪应辰。之后朱学、吕学、心学在信州皆有传播，而以朱学为盛。朱熹的重要弟子，在信州有上饶陈文蔚、余大雅和永丰施师点等人。其西部贵溪县则陆学占优势，陆九渊与门人彭世昌在此创建有象山精舍讲学，培养弟子数千。吕学在信州的弟子，则有周宪、王时敏（与朱子交好）、柴渊（从婺州范浚、吕祖谦及江山徐存游）等。2、文学：信州号“过江文献所聚之地”，文学成就受移民影响很大，南宋尤著。北宋即有浦城杨亿寓居玉山，南渡后玉山出有诗人赵蕃（父涣自郑州南渡），寓贤更有吕本中、曾几、辛弃疾、韩元吉、韩淲等大家。诗词成就突出，尤为稼轩词派的中心。3、节义：信州多产忠义之士，如施师点、陈康伯、周执羔、张叔夜等，或直道，或死节。弋阳谢枋得自幼即闻父伯训以寓贤辛弃疾义烈之风，宋末曾组织乡党抗元，败后入建宁，成为闽北遗民领袖。（三）地缘联系浙闽赣交境的地缘联系，自然是基于交通纽带。在柴氏族人的活动中，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到这一因素。南宋柴瑾、元代柴珪皆曾以养亲奉孝为由请官福建，这种“以便丘垄”请求的获允，通常是一种优遇。二人在福建任内皆有文化贡献，柴瑾在福建转运使任内曾荐举王璞，并在兴化军兴学①；柴珪则在与江山接壤的福建浦城任县簿，“邑近考亭、西山之里，因纳二家子弟及其门人与为宾友，仍存恤其家”，为朱熹、真德秀理学在邑内的流传作了促动。两宋柴氏又有多支迁入江西邻境，名儒柴中行之先宋初由江山迁至江西余干县柴源村（今江西万年县南溪镇柴源村），《柴谱》卷五收有其《题家谱》诗一首，并载有随亨曾孙德载（称中行从祖）与余干柴氏合谱事。又有吕祖谦门人、以孝行列位乡贤的信州永丰县人柴渊，其先亦由毗邻的江山迁入③。又信州玉山县有元符三年进士柴文骃④，其生平不详，惟《柴谱》卷五称其字位南，属嵩高柴氏十四世孙，因就学玉山章泉赵义若并娶其女而移籍玉山，官至武定通判⑤。在交通联系的基础之上，浙闽赣毗邻地区易生成共同文化氛围，乃至于此地人士在他乡相遇，仍能形成交游网络。《柴望墓志》提供了一份柴望在临安交游名单，其云：

名公设祖道涌金门外，时与公为文字交者，三山郑震，绍（笔者注：应为邵）武吴陵，建安叶元素，松溪朱继芳，钱塘翁孟寅、田井、陈麟、黄溱，南康冯去辨，西江赵崇嶓、曾原一，旴江黄载，汶阳周弼咸在焉。

淳祐六年（1246）柴望因进《丙丁龟鉴》而下狱，放归时诸友饯行，文中所指即其事。而《柴谱》卷四则列出全部饯行名单有26人，至“汶阳周弼”这前半段完全一样（包括错误的“绍”字），后半段则是：

越西吴君特，上饶郑会，永嘉何中行、姚坦、宋怀翁、项桂发，天台林表民、王万之、钱崈孙、章泽祖，婺源杜孟和，乡友周文炎、周滂皆在焉。

这其中包括墓志未及的吴文英、林表民等名家，从顺序看，墓志铭只是截取了前一半，谱载应是节录自已佚的柴望行状。其后尚附有郑震、叶元素、朱继芳、黄载、周弼、何中行等饯行者的赠诗，弥足珍贵。这是一份详实的柴望交游名单，其中浙闽赣籍诗人占有突出的比例。

备注

①（宋）刘介然《殿中侍御史（柴瑾）行状》，载《柴谱》卷四。

②（明）柴德载《元故朝列大夫同知衢州路总管府事致仕柴公（珪）行状》，载《柴谱》卷五。

③（宋）汪应辰《文定集》卷二三《柴君（渊）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元）徐观《厘正乡贤祠记》，载《乾隆江西通志》卷一二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一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清）蒋继洙等修，（清）李树藩等纂《广信府志》卷七《选举》。

⑤玉山章泉赵氏为南渡后自汴移居，柴文骃之事恐因与柴天因同榜而生附会。

第三节嵩高柴氏的地缘意义

通过对嵩高柴氏周边人文环境的解析，可以发现唐以前僻处远隅的江山，宋代可谓中流击水于文化怒潮。闽北人朱熹所谓“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正是宋代浙闽赣交境人文状况的生动写照。江山相邻的闽北是朱学中心及慢词发源地，赣东则有辛词、陆学和江西诗派。衢州本境亦长于学术和文学，衢州所属的浙东，两宋尤其南宋时已蔚为人文渊薮：与衢接壤的婺州风行金华学派，不远处的温州崛起永嘉学派与四灵诗风，处州亦是宰执俊彦辈出之地。而嵩高柴氏的历程显示，其在江山乃至浙闽赣交境的人文环境中颇具典型，因而于此一区域文化研究深具地缘意义，大体可从横、纵两端理解：横向来说，嵩高柴氏地处宋代文化最为发达的浙闽赣三地之交，其成就是当地文化水准之体现；同时交境三地同中有异，柴氏的特征可以体现出三地文化的交融和变异。纵向来看，浙、闽、赣宋以下整体仍为发达地域，但具体到交界的武夷山地则呈现出大幅衰落的景象，此为唐宋之际文化中心南移后一大变，柴氏于此亦有典型意义。““

一、横向：浙闽赣文化的交融和变异

衢州、信州与闽北三州之间文化同质性较高，皆以文学、学术、节义见著。当然三地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同异变化在柴氏身上有着较为典型的反映：（一）文学作为嵩高柴氏在文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柴氏四隐主要以诗词见长。而衢州、信州与闽北在文学上的共同特征，亦是长于诗词而短于文章。日本学者村上哲见分析宋初词坛领袖晏殊、欧阳修、柳永、张先等出自赣闽浙，是因皆属五代最重词学的南唐故地。今浙地其实始终未陷于南唐，但张先之湖州、毛滂之衢州皆与南唐接壤，若以影响论应可成立。相较来说，闽北与衢州二地词盛于北宋，尤其是宋初即涌现柳永这样的宗匠，与南唐遗绪更为密切。信州则至南宋时由于辛弃疾的寓居，并通过与婺州陈亮等人唱和，使稼轩词派由信州经赣浙闽通道等向外扩展。浙闽赣交境元初多宋遗民，辛词可谓与理学并为此地遗民的精神源泉。信州谢枋得自幼即闻父伯训以寓贤辛弃疾义烈之风，宋末组织乡党抗元败后入建州，成为闽北遗民领袖。而柴望词则被苏幼安誉为“与辛黄诸名家并可谓彬彬之作”。而与此同时，柴望本人对自己的词则评价为“不敢望靖康家数，白石衣钵或髣髴焉”，却又表现出对以临安为中心，周邦彦（钱塘人）、姜夔（江西鄱阳人，而长期寓居临安）为代表的格律词派的推崇，体现了两浙文学氛围对其所产生的影响。相较信州，衢州及闽北人士更谙于音律，此与临安格律词派实并为南唐遗风。所以柴望主张“词以隽永委婉为尚，组织涂泽次之，呼嗥呌啸抑末”。但其对白石词“登高眺远，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托物寄兴之思”的赞赏，是其词兼类稼轩的基础。北宋初由闽北寓居信州的杨亿及衢州赵抃等西昆体诗人的涌现，亦离不开南唐宫廷唱和之风的影响。而信州因地利得到南渡移民助力，在成为稼轩词派中心的同时，亦成为了江西诗派重镇，是南宋武夷山区文学辐射力度最强之地。江西诗派虽然在福建、两浙未成规模，但针对其而起的永嘉四灵、邵武严羽的《沧浪诗话》，可以视作其在两地拥有影响的反证。而前述柴望的交游名单中，浙闽赣籍江湖诗人所占泰半，可以有效解释四库馆臣对柴望诗“诗格颇近晚唐，无宋人杈桠之习”的评语。事实上南宋后期的江湖诗派虽以临安为中心，却主要由浙、闽、赣籍人士组成，这自然是通过浙闽赣交境的交通实现。四隐皆应属江湖诗派中人，柴望之外，随亨、元彪诗风“差逊其兄”而近似，柴元彪尚有《别江湖友人》诗作①。但四库馆臣认为四隐“格近晚唐”时又强调：

亮节高风，萃于一门。虽遗编零落，而幽忧悲感之意托诸歌吟者，往往犹可考见，存之足以励风教正，非徒以文章重。

并在评价《秋堂集》时，论柴望：

虽格近晚唐，未为高迈，而黍离麦秀，寓痛至深；骚屑哀音，特为凄恸。亦可与谢翱诸人并传不朽。

表明并未将四隐单纯视为江湖诗人，而特重其寓意哀音。《唐音》编者杨士弘元至正四年（1344）应柴登孙请为柴望诗集作序时，高度赞扬望诗：

公诗秉于忠义而摅于危迫，摛词琢句动谐音律，雄豪超逸如天马之腾空，潇洒清扬如春花之映日。就其所造之深，直能卑视近代而与唐之诸名家相上下矣。至其诗之所以至者，则又上抒李杜之精英，而性情法度，不啻自其胸中流出。盖虽声气所钟，各自为家，而其志之所之，则皆出于时事之所激而伦理之所关，固有旷世而相感者也。②

亦从人伦角度，强调柴望对于西昆体以下“诗道”沦亡的匡正。“骚屑哀音”与“隽永委婉”之混合风格在四隐诗词上的体现，可以视作是信州辛词、闽北理学入浙与格律词派在柴氏身上交融的印记。

（二）学术

浙、闽、赣是宋代学术发达地带，但目前尚缺人文地理意义上较为精密的研究。通过柴氏及其周边环境的考察，可以见出衢州虽属浙东，但学风与浙东主流学术并不一致，与闽北、信州亦有别。衢州南部属县江山，学术启自胡瑗门人周颖，南宋徐存受业浦城萧顗后，主要为杨时道南学派覆盖，并北向影响到常山、西安等县。北部开化县则受到金华吕学影响，西安县则道南、朱学、心学皆有流传。闽北庆历年间即有陈襄倡道于浦城县，理学诸派传入后以洛学为盛，至朱熹出后遂为朱学中心。信州则作为四达之地，呈现出诸学派在此交汇之景，产生了玉山汪应辰这样驳杂的学者。陆学占据了西部贵溪县，其余诸县则朱学、吕学并传，而以朱学为盛。从学术交通的角度看，可以见出朱学传播路线，主要以闽北为本营，沿闽赣线经崇安向北传入信州。其在衢州虽有所流传，但影响不大。吕学则以金华为中心，辐射到衢州北部，并沿浙赣线经开化传入信州。而浙闽通道在朱、吕两大学派的传播上作用有限，因为衢州南部被主要由闽北传入的杨时学派所影响。嵩高柴氏数代皆为杨门传人，于当地最具典型意义。林拓在村上哲见南唐影响说的思路上，进而分析闽北理学的基础，亦奠定于南唐的崇重儒学。实际上跳出理学的视野，可见出衢州与闽北学术皆有汉唐经学的训注特征。此应有南唐的促进，但同时也不可忽视另一现象，即两地入迁的北方著姓，五代以前即已迁入，故入宋时即已有一定的文化积累。如考察所揭示，二地受靖康南渡的影响不大。事实上福建由于人多地狭，是宋代最早对外移民的地区。宋代闽北家族科举成功后，多向富庶的两浙与京畿迁徙，尤以北宋为多。这可以解释建州、邵武军在南宋闽浙赣文化高歌猛进时却颓然下滑的特异（南剑州亦增幅有限）。信州则受靖康南渡影响突出，南宋人文尤其文学方面蔚为奇观，这主要是其在宋代交通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故有学者将信州称为在南宋新十字交通构架下，朱学扩张与辛词传播的枢纽。同时由于其四达地形，文化型态相对开放驳杂，受外来影响较大。（三）遗民遗民是最具时代特征的节义呈现方式。“柴氏四隐”今日多被视作文学家，而在元初实以遗民面目名高于世。而通过前述考察可知，四隐这种遗民的选择，是嵩高柴氏诗词与理学的多代积累而造就。以往对于南宋遗民群体的研究，尽管通常都提及柴氏四隐，但基本只是一笔带过，使柴氏的成就显得较为突兀。同时在空间分布上，四隐在江山的出现也显得比较孤立和突然，这在其他遗民被作为群体考察时更显如此。其实，柴氏周边的浙、闽、赣正是南宋遗民最为集中的分布地带，由于遗民群体间具有较为频繁的互动行为，可以推断浙闽赣交通干线对于复合遗民群体网络形成的重要作用。而如果从南宋故都临安起步描绘这一网络，则可以看到临安、绍兴、金华、建州、信州、抚州、庐陵等宋遗民分布最为密集的地点，正是联结干线的逐处纽结，而柴氏四隐所处的衢州则是联结这一干线网络的要津。而其他散布干线周边的遗民群体，如严州、台州、庆元、南昌、赣州、福州、兴化等，则处于次级陆道线路上。他们通过互动，交织而成浙、闽、赣复合遗民群体网络。而柴氏四隐，正是处于这一网络的地理中心。事实上，我们的确也看到了四隐与临郡信州谢枋得、玉山赵石磵及与处州李察院等遗民的唱和③。联系柴望在《丙丁龟鉴》之狱放归后曾周游浙东台、温及赣、湘、闽等地，其与福建遗民郑思肖父郑震等闽赣文士的交往，以及浦城谢翱将其诗与文天祥、家铉翁、文及翁、谢枋得等17位遗民诗合编为《天地间集》，很难想像其遗民思想是不受周边影响而孤立产生的。同时柴望归隐“长台之高斋”后，“有楼扁曰‘奇气’，厅曰‘百客’”，“终日宾友至则相与笑傲物外”。四隐笔下除彼此酬唱外，尚与苏幼安、周居易、吴樵溪、姜居仁、周凤隐、姜元哲、徐清溪、朱山长、僧啸云、僧彰无等本邑处士僧人交游，显然可以概况为以江山为中心的衢州遗民群体，他们是南宋遗民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

纵向：东南文化高地的坍陷

中华文明中心长期位于黄河流域，至唐宋时完成向东南转移的过程。此后至今南方文化整体处于发展态势，但却有两大区域宋以下衰落明显，一是四川，一即闽浙赣交境。前者受蒙元入侵破坏严重；后者却主要是自然衰退，尤其在周边各府县依旧人文鼎盛的比照下，如同一处高地的轰然坍陷。前述嵩高柴氏元明以后的寂落历程，实际上正是这一地域文化历程的缩影。学界对闽浙赣历代人文状况已有较多研究，但视野多限于分省考察。这里先沿此思路探究武夷山地在各省人文地位的变化，再对其综合探讨。江山两宋缔造了进士159人的辉煌，入元仅有进士2人，明代亦仅14人，至清竟空无一名进士产生。依照沈登苗先生统计每县明代进士18人、清代进士16人的全国平均水准，江山明代人文已在水平线以下，清代更无论矣。事实上，江山的衰退，是浙南山区整体态势的反映。试看下表：宋以下浙江11州（府）进士数量表

（两宋数据出自贾志扬《宋代科举》；明代据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179页；清代据夏卫东《清代浙江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元代尚无相关研究成果，且不影响趋势判断，故不列。）

表中显示北宋时浙北平原（杭、嘉、湖、宁、绍）与浙南山区（金、衢、丽、严、台、温）大体持平，南宋则共同形成整体性的文化高地。明清浙北人才依旧雄视天下，而浙南6府明代已降趋全国平均线，清代更是颓然而成文化落后地区。信州（明洪武三年易名广信府至清不变）情况类似，明代进士198人，江西13府中排第6。但与两宋人才集中于武夷山区的上饶、玉山、永丰、铅山不同，其中72人分布在西部向鄱阳湖平原过渡的贵溪县。清代81名，虽在江西的中游地位未变（13府中第8），但已跌破全国平均线。闽北三州相较降幅更大，进士数量及在福建排名分别为：元代建宁8人（福建第2），延平、邵武各1人（并列福建第5）；明代建宁123人（降列第5），邵武38人（第7），延平35人（第8）；清代建宁41人（第6），邵武31人（第7），延平26人（第9）。三地的人文滑坡，以降幅较大的闽北较受关注。高林强认为该地明以后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及交通优势丧失是主因，林拓则在商品经济萎缩基础上强调民风的保守。这些解释因未揭示与它处差异而稍嫌浮泛，能释其衰落而实难以释其衰颓。且若跳出省级视野，亦未能有效解释整个武夷山地的文化坍陷。王一胜博士对宋以来金衢地区经济史的研究表明，一千多年来伴随着土地的垦殖和人口的增长，该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长足的进步。所以对于经济与文化相关度的探究，需要更为全面的视角。这方面黄宗智先生的“过密化”理论值得借鉴，他认为中国经济到宋代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宋以下尽管在单位面积产量、多样化经营、商品经济等方面有所进步，但在技术提升不足以摆脱人口压力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以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劳动密集型道路，此种方式对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具有顽强的抑制作用，导致即使经济总量进步也只是没有发展的增长。黄的具体结论尚有商榷余地，但其人地关系及劳动生产率的视角颇具解释力。王一胜指出金衢地区在宋代已完成河谷平原精华地带的开发高潮，明代以后人均耕地不断减少，至清中叶土地资源利用达到极点。并发现自明中期以来，该地区不管普通人民还是富裕阶层，生活水平都比较低。这种民生态势与武夷山地人文滑坡正相吻合，浙南六府进士数落后于浙北五府的转折点是明景泰年间，闽北衰落的转折点是明嘉靖时期，广信府明代呈两头低中间高的走势，而嘉靖以后则颓势不挽。可见武夷山地经济与人文的坍陷，明中叶俱为节点。黄宗智指出长三角这一发达地域宋以下因过密化，农民仅止于糊口水平。相形之下，武夷山地的资源依赖型经济在人地关系日益紧张下，又缺乏长三角水网那样的长距离交通优势可资补给。与平原相接的广信府、婺州相较经济文化较好，也是这个缘故。所以，宋以下因过密化而致的民生困顿，才是武夷山区人文高地坍陷的主因。前述嵩高柴氏最后一位举人终结于明正统六年，贡生则一直延续至清乾隆时期，此后族人却突然投笔从戎，至清末出武进士1人，武举人10人。此种转型亦有相当的典型意义，江山明万历后文进士绝迹，入清却武风突炽，直至清末出武进士41人（明以前0人），且出武状元2人。这种弃文尚武的转变，在明以来浙南山地是普遍现象，著名的“戚家军“即戚继光自义乌招兵组成。王一胜引《万历义乌县志》卷八《时务书·民兵》分析了这一现象：

今之所号南兵，大率浙以东人也。浙东六郡而婺居三分之二，婺属八县而乌又居三分之二。

但该志分析说义乌人踊跃参军并非是因骁勇过人：

非果有投石超距材官蹶张之能也。一旦闻召，而顿足袒褐以应者，则其家不聊生，而藉以糊口耳。

此可作为浙南山地民生困顿之注脚。所谓山区百姓民风强悍，“山峭水激，民俗果悍负气”等等，并不足以解释同一地理环境宋元和明清风貌的迥异。让百姓视死如归趋之若鹜者，实在是民生困顿与人文衰颓的夹缝下不得已之选择。这种尚武之风演至民国，江山人以黄埔军校和浙江军警学校为干途，出以“三毛一戴”（戴笠、毛人凤、毛森、毛万里）为首的军统将领18人，校级军统军官72人。江山军统人物与浙南丽水青田县近百名将军，构成国民党军警特的重要势力，于民国历史影响至巨。浙闽赣交境在人文高地坍陷后重新登上全国政治舞台，已是另一番面目。

备注

①（宋）柴元彪《别江湖友人》，载《柴氏四隐集》卷三。

②（元）杨士弘《宋国史柴望诗集序》，载《柴氏四隐集》卷首。集中误将杨士弘误为“杨仲弘”，仲弘为浦城杨载字，杨载虽亦尚唐诗，但卒年为1323；而序文落款为“襄阳杨仲弘”，则显然为杨士弘之误。

③（宋）柴随亨《寄谢叠山年丈二首》，载《柴氏四隐集》卷二；（宋）柴元彪《水龙吟（己卯中秋寓玉山章泉赵石磵家，相留为延桂把菊之会）》、《寄括苍李察院》，载《柴氏四隐集》卷三。

（原载张剑、吕肖奂、周扬波《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作了些许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