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台湾地下党的斗争历史，可谓惊心动魄、惨烈至极，蔡孝乾的叛变，导致台湾地下党1800余人被捕，虽然谈不上全军覆没，但影响还是巨大的。
蔡孝乾
值得一提的是，“吴石案”爆发后，许多人叛变投敌，却也有不少人侥幸逃走，比如刘光典，再比如刘青石，他们坚持斗争了好几年才被捕，最终刘光典被杀，刘青石则奇迹般活了下来。
刘青石是个不得不说的人，他是蔡孝乾的得力助手，晚年接受采访时说，他曾给蔡孝乾、朱枫准备一条逃生通道，如果按照他的路走，大家都不会有事。
刘青石是台湾八堵人，他出生年代正处在日据时期，当时许多人都被“日化”，他却很清醒地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刘青石的父亲曾被日本人抓走，受尽了折磨，所以他很痛恨日本人，民族意识也比一般人强。
刘青石小时候在学校读书时，经常跟日本学生打群架，名气很大，同学给他起绰号为“打手”。
1940年，17是的刘青石与几名志同道合者向日本人下毒，结果事情败露，被抓进监狱关押，日本人把他吊起来打，还用棉花堵住嘴巴，往鼻子里灌水，甚至用刀架在他脖子上，想让他屈服，他却回答说，“是的，我就是想把你们全炸死！”
日本人气不过，便将刘青石关押在大牢里，一直到台湾光复，他这才被释放。
无刘青石晚年
据刘青石回忆，国民党军开进台湾时，他也跑去看，结果发现国军士兵个个拿着扇子，背着一口大锅，与日本士兵相比差远了，比要饭的还难看。
让刘青石感到气愤的是，国民党军在台湾扎根之后，简直比日本人还可恶，到处打家劫舍，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奸淫妇女，台湾人民恨得咬牙切齿，先后发起了几次反抗事件。
比如，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就是因为国军士兵抢掠百姓所致，引发了百姓的集体反抗，白崇禧亲自带人镇压，用机枪向无辜百姓扫射，杀了不知道多少人，装尸体的麻袋推积成山，河水都被染成红色。
刘青山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反对国民党残暴统治的火种就此在他心中埋下。
后来，刘青石结识了同乡人、台湾地下党成员吴克泰，在吴克泰的影响下，他成为了入党积极分子。
彼时，蔡孝乾已经奉命返回台湾，担任台工委书记，是中共地下党在台湾的最高负责人。
一天，吴克泰告诉刘青石，说有个大人物想见他一面，去了才知道是蔡孝乾，此前他听说了蔡孝乾参加长征及抗战的故事，也知道蔡孝乾在台湾的工作十分出色，一直十分敬佩。
这次见面其实是蔡孝乾对刘青石的一次考察，考察结果让他满意，不久便批准刘青石入党，还让刘青石当了自己的助手，与他进行单线联系，负责台湾地下党和中共华东局的联系，包括档案传递和转移活动资金等工作。
一入党就担此重任，可见刘青石能力不错，蔡孝乾也对他寄予厚望。
蔡孝乾的公开身份是商人，刘青石为了工作方便，也伪装成跑单帮商人，此后他一直穿梭于台海之间，偶尔也会去香港，他工作能力很强，没有出现过纰漏。
1949年渡江战役之后，台湾地下党认为形势有利，便开始半公开活动。
这年夏天，刘青石与哥哥刘英德、吴义雄成立三人小组，在基隆开设三荣贸易行，后来朱枫到台湾找蔡孝乾接头的地方正是这里。
1949年8月，蔡孝乾让刘青石去大陆接受任务，他便带着刘英德、吴义雄乘船抵达舟山，当时解放军正在进攻舟山，他在舟山遇到了几名走私商人，购买了一些在上海畅销的罐头，然后乘船去上海贩卖，暗地里则将情报送到上海，并在上海接受新的任务。
这一趟旅程对刘青石的启发很大，他通过走私商人知道了一条走私路线，回去之后便告诉蔡孝乾，万一情况紧急，可以从这条线离开台湾，但那是形势有利，蔡孝乾认为解放军迟早登台，便没有放在心上。
有一次，蔡孝乾派刘青石去香港，在香港见到了中共华东局驻港负责人万景光，万景光让他写信给妻子，再转交给蔡孝乾，大意是将派遣朱枫前往台湾，负责与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联系，请蔡孝乾接应一下，必要时提供援助。
朱枫
不久，朱枫便启程奔赴台湾，在三荣行与蔡孝乾搭上了线，很快又与吴石取得联系。
这一次，刘青石在香港待了很久，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台湾地下党的二把手张志忠被捕了，他派回去送活动经费的同志，也在寻找张志忠时被捕，形势一下子严峻起来。
蔡孝乾其实也不安全，“《光明报》事件”发生后，他的行踪暴露，国民党特务已经在搜寻他了，却没有引起他的足够警觉。
当时，整个台湾都因为国民党局势不利而处在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特务四处抓人，朱枫却频繁与吴石接触，并横向发生联系，她从吴石那里获取的情报，大多是通过蔡孝乾安排在基隆港一艘船上的大副传递出去的，这么做风险其实很大。
万景光得知蔡孝乾、朱枫和吴石有暴露的风险，便火速安排刘青石回去施救，毕竟刘青石是台湾本地人，对台湾情况熟悉，也是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且没有暴露。
这个时候回台湾，风险是巨大的，但刘青石思想觉悟很高，为了组织利益着想，他毅然决然回到了台湾。
刘青石抵达台湾后，马上就与蔡孝乾取得了联系，他先让蔡孝乾隐藏在一个隐蔽处所，然后委托朋友找了一条私船，打算形势一旦不利，就通过之前得知的走私通道离开台湾，以避免国民党当局的盘查。
当然了，刘青石也想到了朱枫，作为台工委和吴石之间的桥梁，她一旦暴露，问题就大了。
吴石和家人
这一点，刘青石晚年在接受采访时是这么说的：
朱小姐（朱枫，朱谌之）要照我的路走，就没事了，朱小姐一脱离，吴石也没事了，蔡孝乾恐怕也没事了，台湾局势整个就变了。
当时，刘青石将通过走私路线离台的方案告知朱枫，但吴石已经为朱枫签了通行证，朱枫最终选择了吴石的方案，乘船去了舟山，最终在舟山被捕。
如果朱枫能顺利逃脱，那么吴石罪名的证据链就断了，仅凭蔡孝乾笔记上的“吴次长”三个字，不足以给吴石定罪。
再说蔡孝乾，到了约定离台那天，刘青石早早在联络点等候，等了一天都没见到人，后来才知道他其实被捕了。
至于蔡孝乾为何会被捕，刘青石认为跟他的小姨子有关，此前他生活腐化，竟然跟小姨子搞到了一起，为了让小姨子顺利离台，他竟然让小姨子直接去找吴石的夫人办通行证，结果暴露了目标，导致他也没有离开太台湾，直至后来被捕。
刘青石没有等到蔡孝乾，便去另一个联络点寻人，结果刚进入房子，就被提前埋伏的特务逮了个正着，情急之下他打倒身边的特务趁机逃走，妻子为了掩护他，选择留下来拖住特务，他本想返回救妻子，又担心于事无补，便只能忍痛逃走，日后再想办法救妻子。
刘青石事后回忆说，他当时为了活命，跑得比自行车还快，后来遇到四名同志，五人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莲花县月眉山公墓附近的草房躲了起来。
刘青石妻子
当时，台湾满大街都是刘青石等人的通缉令，他们害怕得不得了，日子也过得十分凄惨，白天隐蔽起来，晚上就在棺材里和死人睡在一起，有时候也在废弃的坑道、矿道里过夜，缺衣少食又没有药品，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这种绝望感，普通人是无法体会的，如果非要做个对比，可以和抗联相比，抗联虽然艰苦，但至少能退入苏联，台湾地下党不但艰苦，而且毫无退路！
没过多久，刘青石就得知一个消息，他的妻子因为忍受不了折磨，最终叛变投敌，还带着特务抓了不少同志，其中就包括指引他加入共产党的吴克泰，他感到心痛无比。
与妻子的背叛相比，刘青石更加痛恨的是蔡孝乾，此前他一直不知道蔡孝乾的下落，直到1950年6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报纸上看到蔡孝乾发表的《告台湾地下党同志书》，这才知道蔡孝乾竟然叛变了！
要知道，蔡孝乾是刘青石眼中的大英雄，是“神明”一般的人物，连他都叛变投敌了，刘青石顿时觉得信仰都快崩塌了。
好在刘青石及时醒悟过来，他其实对蔡孝乾的叛变是有预感的，有一次他去香港找组织要钱、船和武器，但组织只给了2万美元。
蔡孝乾得知消息后大为不满，认为钱给少了，而且没有船和武器，后来这些钱也没花在别处，大多用在了他个人的挥霍上。
那时候，刘青石就应该想到，蔡孝乾生活腐化，意志不坚定，一旦被逮捕，敌人就有机可乘，而蔡孝乾最后恰恰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敌人拿下的。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台湾局势大为缓解，再加上美国太平洋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蒋介石顿时觉得安心，便在抓捕地下党方面有所松懈，如此刘青石等人这才得以喘息，但生活过得依然十分艰苦。
一直到1954年秋，也就是刘青石躲藏的第四个年头，他的一个同志实在担心山下的家人，便偷偷跑下山看望，结果被特务给抓住了，随即投敌叛变，特务开始搜山，其他同志全部被捕，只有他侥幸逃走了。
不久，刘青石的家人就遭到逮捕，特务用他的家人威胁他，正当他犹豫不决之时，特务突然发现他的行踪并将他逮捕，他由此成为台湾最后一个被逮捕的地下党。
刘青石被捕之后，被送到监狱关押，让他感到崩溃的是，他的家人朋友，只要是帮过他的，都被关押在监狱。
为了救出家人，刘青石向中统科长俞询初表示，只要放了他的家人，要杀要剐随便，但让他感到震惊的是，俞询初非但不杀他，还让他回大陆搞特务工作。
具体而言，俞询初让刘青石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回大陆，帮助国民党收集情报，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既往不咎，不但他的家人可以释放，他本人还能得到官职。
刘青石的家人都很担心此去大陆是有来无回，他却不怎么想，觉得这是个向组织说明情况的好机会，即便自己被误解，最后被杀了，也在所不惜。
于是，刘青石假装答应，他的家人随即被释放，不久他便乘船来到香港，刚下船就将俞询初给他的用于密写的药水扔到海里，然后与香港的地下党联络员陈金石取得联系，陈金石又联系上了公安部派来的专员，在专员的安排下，他经广州抵达北京，这时已经是1956年了。
刘青石在北京见到了有关领导，高层无不震动，不久他便开始写材料，前后写了十多万字，详细介绍了蔡孝乾叛变及台湾地下党失败的经过。
这些材料中，刘青石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比如蔡孝乾被捕是失败的主因，但对台局势估计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再比如，蔡孝乾曾两次被捕，第一次被捕后逃走了，第二次被捕后，特务将他的小姨子送去跟他同住，他因此投敌叛变，特务还在狱中为二人举行了婚礼。
又比如，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前，说台湾局势紧张，将妻子送去上海交给组织，组织又转送到苏州安置，自己却留了下来，刘青石怀疑他此举是为了支开妻子，从而跟小姨子结婚。
刘青石回大陆之后，经过一年多的审查，最终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每个月获得30元生活费。
就这样大约过了五年，组织突然交给他一封信，是远在台湾的妻子寄给他的，说自己独自抚养孩子很辛苦，期盼早日相见。
刘青石心如刀绞，觉得自己对不起妻子，对不起所有家人和朋友，但又不敢回信，他担心妻子是在特务的胁迫下写的信，一旦回信，自己假装投诚之事将会暴露，如此家人恐遭连累。
于是，刘青彻底当了“隐形人”，特务们根本联系不上他，他平时也不对人讲自己的身世，算是彻底把嘴闭上了，这种痛苦他忍受了几十年。
刘青石在学校
在农场劳动了22年之后，刘青石才被调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算是有了安稳的生活。
出于对妻子的愧疚，刘青石在大陆并未再婚，1979年他再次接到哥哥的信，得知妻子还活着，两个孩子都在美国，他恨不得马上飞去台湾。
后来，在刘青石的安排下，妻子被两个孩子接到美国，他也去到美国，这才跟分别了几十年的妻子再次见面。
1992年，刘青石在离开台湾后36年，第一次回到台湾，这一次他很低调，只是去给父母扫了墓，并见了一些亲人，其他人没有过多接触，因为他觉得自己愧对那些帮助过他的人。
而在台湾官方记载中，刘青石这是个已经“牺牲”之人，这得益于他回大陆之后的迅速消失，以及几十年如一日的低调，给台湾方面造成了他已经被杀的假象，他的家人也因此得保。
刘青石在2003年之后便没有活动记载，他或许现在还活着，在北京某个小巷子里散步，享受安逸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