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四年秋，天津。

念卿到天津的时候，是十月初。她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独自买了从北平到天津的火车票。沈母那边她只寄了一封信，说“女儿一切安好，勿念”。陆清禾她没联系——不是不想，是不知道怎么面对。清禾陪她来北平，帮了她那么多，她却一声不响地走了。她觉得自己对不起表姐，可她顾不了那么多了。她需要一个人待着。天津和北平不一样。天津是喧闹的、嘈杂的、洋气十足的。租界里的洋楼鳞次栉比，街上的行人黄发碧眼，连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洋油和咖啡的味道。念卿不喜欢天津，可天津有一个好处——它足够大，大到可以让她消失。没有人认识她，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没有人会在她背后指指点点说“看，那个被北平顾家少爷抛弃的女人”。她在一所教会女校找到了工作，教国文。校长是一个美国老太太，中文说得很蹩脚，但人很和善。她给念卿安排了一间朝南的房间，窗外有一棵银杏树，秋天的时候叶子金黄金黄的，风一吹，满地都是碎金。念卿把房间收拾得很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放着几本她带来的书——《诗经》《唐诗三百首》《红楼梦》——还有几本新买的，鲁迅的《呐喊》、胡适的《尝试集》。她在北平的时候开始接触这些新派文章，觉得那些文字像是一把刀，能把人心里堵着的东西切开，让血流出来。她把名字正式改成了“沈念”。校长问她：“沈小姐，你的名字只有一个字吗？”“是的。”她说，“念。怀念的念。”校长笑了笑：“好名字。简单，有力。”念卿——不，沈念——在新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在银杏树下读书半小时，然后去教室上课。她教学生读古诗、写作文、认英文单词。她的课讲得好，学生们都喜欢她。有个叫周小曼的女孩子，特别黏她，下了课总往她办公室里跑，问她这个字怎么读，那首诗什么意思。“沈老师，”小曼有一次问她，“你为什么总是一个人？”沈念正在批改作业，闻言笔尖顿了顿。“什么一个人？”“就是……你好像没有朋友。”小曼歪着头看她，“也没有家人来看你。你不想家吗？”沈念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笑。“想。”她说，“可有些家，回不去了。”小曼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没有再问。沈念的生活很规律，规律得像一台上了发条的钟。上课、批作业、看书、睡觉。她不跟同事聚餐，不逛商场，不看电影。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四面都是水，没有人能靠近。只有陆清禾偶尔会来信。清禾的信总是很长，密密麻麻的几页纸，说的都是北平的事——学生运动、军阀混战、新出版的杂志、新成立的社团。她的字写得很快，潦潦草草的，像是赶时间。可每一封信的结尾，她都会写同一句话：“念卿，你要好好的。”沈念每次看到这句话，心里都会疼一下。好好的。她不知道怎么才算好好的。她只是活着。吃饭，睡觉，呼吸。像一棵被移栽的树，根还没扎稳，叶子就掉光了。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重新长出叶子来。日子一天天过去，秋天走了，冬天来了。天津的冬天比苏州冷得多。风从渤海湾吹过来，带着咸腥的湿气，刮在脸上像刀子。银杏树的叶子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是一双乞讨的手。沈念裹着棉袍坐在窗前，看窗外飘起了雪。雪花很大，一片一片的，慢悠悠地落下来，像是有人在云端撒盐。她看着那些雪，忽然想起了苏州。苏州很少下雪，偶尔下一场，也是细细的、碎碎的，落到地上就化了，留不住。她想起那年在沈家花园里，他指着天上的星星说“那颗最亮的是天狼星”。她想起他握着她的手，用她的手指向夜空，他的呼吸拂过她的耳畔，温热的，带着桃花酿的微醺。她想起他说：“以后无论我在哪里，你只要看着它，我就也在看着它。我们看的是同一颗星，那我们就不算分开。”不算分开。可他们已经分开了。分得彻彻底底，干干净净，像是用刀切开的藕，连丝都不剩。沈念把脸埋进臂弯里，闭上眼睛。她没有哭。她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不是不想哭，是哭不出来了。眼泪好像在她离开北平的那天就流干了，剩下的只有干涸的河床和龟裂的泥土。她在那间小屋里坐了一整夜，看着窗外的雪，从薄到厚，从灰到白。天亮的时候，雪停了。她推开窗，冷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书页哗啦啦地翻动。她低头看了一眼，翻到的那一页是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她看着这行字，忽然笑了。“李清照，”她在心里说，“你懂我。”她把书合上，关窗，去上课。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不快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