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8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中，共有59处是建筑，它们就像是一枚枚被历史深埋的“钉子”，将中华民族的记忆与文明的力量牢牢锚定在这片多山之地。它们是时间的遗存，更是中国历史在贵州落地、生长、转折的生动现场：它们之中有见证中国命运转折的遵义会议会址，也有在西南山地首次点燃儒学火种的正安务本堂；有代表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的黔东南侗族鼓楼，也有以山地体系构筑防线的遵义海龙屯；有明代移民扎根时留下的安顺云山屯，也有宣示文教兴起的贵阳甲秀楼……
贵州国保建筑分布示意图。
制图/夜鸣蝉
这些建筑是“国保”，也是“国宝”。它们在贵州构建了一个文明坐标系，让我们得以看见中原文化沿着山脉峡谷进入西南，在阻隔中推进、在多元中融合，积蓄力量，生生不息。它们以有形的建筑形态，承载着无形的历史记忆、文化精神与技艺智慧，向所有来访者讲述着“何以贵州”的故事。
遵义会议会址
一座黔北小楼见证中国革命伟大转折
1935年1月，不久前经历湘江血战的红军进入遵义，并在城中选定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就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后来彪炳史册的遵义会议。
20位与会者，聚集在二楼一间仅有27平方米、靠油灯照明的小屋里，作出了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重大抉择。这座小楼，也因此成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起点，成为中国革命绝处逢生、走向新生的转折之地。
夜色中的遵义会议会址。
摄影/吴学文
时间回到九十年前，子尹路96号上的这栋建筑是黔军将领柏辉章的私人宅邸，人称“柏公馆”。柏辉章是贵州遵义人，从贵州讲武堂毕业后，在黔军中一路升至师长，是地方上的实力人物。
这座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小楼，主楼坐北朝南，呈曲尺形，一楼一底，歇山式屋顶覆盖小青瓦，沉稳庄重；而屋顶上的“老虎窗”和楼层四周的回廊，又透露出西式建筑的韵味。青砖白缝的墙体，坚实的拱券作为支撑，底层东西两端设转角楼梯，外置木栅栏，在彰显“大家气派”的同时，也暗合了乱世中门禁森严的防御需求。
遵义会议会址建筑采用中西结合式设计，
体现了贵州文化的包容性。
摄影/吴学文
建筑的细节更耐人寻味。门窗均涂饰板栗色，楼上为梭窗，楼下为对开窗，且镶嵌着当时颇为时髦的彩色玻璃，在黔北的日光下流光异彩。檐柱顶端饰有垩土堆塑的青菜图案，据古建筑专家解读，寓意房主“清清白白做人”的愿望。步入大门，一座砖砌牌坊上，以彩色碎瓷片镶嵌着“慰庐”二字，背面为“慎笃”。“慰庐”暗示了主人作为武官希图安居的愿景；“慎笃”则出自儒家经典，强调谨慎笃行的修养。这些元素交融在一起，使得这座小楼成为民国时期贵州地方文化融合的绝佳标本。主楼南侧另有一座幽静的四合院，是柏家更早的旧宅。
精美的彩色窗花与窗户。
摄影/吴学文
正是在这场伟大的会议上，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座小楼，印证了道路决定命运的道理。从此，我们党开启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
遵义会议会址博物馆内陈列着开国功勋的肖像。
摄影/吴学文
新中国成立后，确认遵义会议会址成为一项重要工作。由于当年条件艰苦、会议保密严格，会址的确切位置一度需仔细查证。经多方调查走访，1954年1月，原柏辉章公馆才最终被确认为遵义会议会址。
1964年，会址进行大规模维修。有关部门报请毛主席题写址名，报告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转呈后，毛主席欣然提笔，写下“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这是毛主席生前唯一一次为革命旧址题写址名。这块长3.33米、宽1.39米的黑底金字匾额，自1964年底起，便一直高悬于会址大门之上。自1970年以来，遵义会议会址已接待中外游客近亿人次，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此聆听那段伟大转折的往事。
遵义会议会址每年迎来各地游客前来瞻仰。
摄影/杨舰
正安务本堂
中原文化的“南域”播种
回溯贵州的历史，正安尹道真务本堂是鲜为人知，但不得不提的一处遗迹。位于遵义市正安县新州村的务本堂，至今看来仍是一处不受外界纷扰的秘境。
正因如此，寻找务本堂也不是一趟轻松的旅程。沿着乡道蜿蜒前行，绕过层层苍茫的群山，行过新州河的小桥，才能叩响务本堂的大门。这本是一片被史书简略归为“西南夷”的土地，一切文明的“隔绝”于此都显得理所当然。然而早在一千八百年前，这片山水深处，已有人执意要与远方的文明相连。
正安尹道真务本堂。
摄影/吴学文
这人就是尹珍。史书对尹珍早岁的记载吝啬而沉重：“生于荒裔，不知礼义”。这八个字，是时代烙在地域身上的偏见印记。但尹珍不认命。他做了一件在今日看来仍是万难艰辛的事：负笈北上，徒步万里，直抵中原文化的腹心洛阳等地，师从著有《说文解字》、被尊为“字圣”的许慎学习经学、文字。
学成后，尹珍回归故里，手建“三楹草堂”设馆教学，从此，“南域始有学焉”。西南山谷间，第一次有了成体系的、与中原同声共气的诵读之声。随后，尹珍开始在南域各地布道讲学长达数十年，70岁时，以经学选用，历尚书丞郎，后应诏出仕，官拜荆州刺史。虽已功成名就，但78岁那年，尹珍毅然辞官还乡，重拾教书育人的事业。他将自己原学馆改名为“务本堂”，源于《论语·学而》中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尹珍以此为志，在西南边陲致力讲学、传播儒家文化，开创西南文教先风。
尹珍作为贵州儒学的启蒙者，在文教发展方面功不可没。
制图/张琪
尽管，今天我们所见“务本堂”并非东汉尹珍讲学原迹，但它承载的历史脉络依然清晰可辨。此地曾一度更名为“乐源书院”与“乐道书馆”。据方志记载，明代以前，那座“汉尹珍建”的讲学之堂早已倾圮。直至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遵义知府孙敏政在旧址上主持重建；此后在清康熙、嘉庆、咸丰等朝又经地方官员多次修缮。其中在同治年间遭毁后，于光绪四年（1878年）复建，并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再度增修，形成今日所见的格局。
务本堂修缮碑。
摄影/吴学文，制图/张琪
今日我们所见到的务本堂，为封闭式四合院，采用"品"字形砖木结构，整体坐南向北，一正两横，中轴线对称。青瓦覆顶，建筑面积约420平方米。入门正面为14米高砖筑封火山墙，正中开青石门，门楣楷书阳刻“务本堂”。院内由门厅、天井、两厢、正堂围合而成。天井铺青石板，正堂面阔三间，明间后壁设神台。
正堂前平台左侧立残断“务本堂碑”一段。平台前设十级石阶下至全木结构的三层门楼。门楼为飞檐式，面阔14.2米，进深6.4米，小青瓦屋面，饰瓦花脊，顶层中央饰宝顶，其高度与正堂屋脊中心瓦花齐平。楼体呈垂花状，每层以板壁分隔，设镂空花窗。底层中开木大门，两侧各开一小门，外两间分设木梯可登二、三层。
历史上务本堂经历了多次修葺或重建，
我们今日所见的务本堂建筑于1997年复原。
摄影/吴学文
门楼前是个大平台，挨着新州河。右前方的河岸上，另建有一座三层的砖砌字库塔。至今，重庆、遵义一带的学生仍保留着来这里焚烧字纸的传统，延续着“敬惜字纸”的古风。
“这一代的人至今最看重是教育”。新州村的居民说，这是世代相传的家风，家里可以不置办任何贵重物品，但最大的投入一定是孩子的读书和学业。“父母不会同时外出打工，家里总要留一个大人在身边，照顾孩子学习。”
清代大儒郑珍在《遵义府志》中评尹珍“为南域开文明之祖”。自然，务本堂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建筑是否为汉代原物。当务本堂在历史中不断修葺重生，它的矗立也一次次告诉世人：贵州从来不是文化的“边地”，而是一方人文初肇的圣地。
自尹珍开始，文化的火炬在贵州一代代的传承。
摄影/吴学文
贵阳甲秀楼
“万马如龙出贵州”的自觉发力
每年高考前后，甲秀楼前总会聚集许多来自各地的学子。他们相信这座临水而立的古楼有着特殊的文运，登楼远眺能为考试带来好运。
作为中国十大名楼之一，甲秀楼没有黄鹤楼的巍峨，也不具岳阳楼的磅礴，却以独特的文教灵秀气质自成一体。
甲秀楼，是贵州文脉的地标之一。
摄影/梁曾
世上本无甲秀楼，一切由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那个春明景和的日子说起，时任贵州巡抚的江东之，游览时看见南明河中霁虹桥一带河中有滩，流水既无曲折之姿，亦无停蓄之势，涨水时则深潭容纳不了，落水时则河滩凸然显现，这些正是古人眼中风水之大忌。江东之作为贵州长官，难以接受贵阳人才与物产流失之象，于是斥资两千两白银，组织民工在南明河上垒石筑堤。石堤与一块平坦宽阔的钓矶相连。钓矶一头昂然挺起，犹如昂首向天的巨龟，人称“鳌矶石”。为了使石堤增添美感，他又斥资在鳌矶石上修建了一座以培风化的“甲秀楼”。名字蕴意有二：一是“科甲挺秀”，一是“秀甲黔中”。
只可惜甲秀楼尚未竣工，江东之因播州土司起兵，去职停工。新任贵州巡抚郭子章，平定杨应龙叛乱后，为完成其未竟之业，便将停工已久的甲秀楼重新开工。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甲秀楼终于竣工。楼体古雅秀美，为三层三檐，四角攒顶，飞檐昂首翘然，在四周景物的烘托下，犹如出水的芙蓉，给人以极大的美感。之后，又续修九孔石桥一座，贯通南北两岸，取名“江公堤”，以此纪念江东之。
甲秀楼立于南明河之上，由江公堤与两岸相连。
摄影/李文博
甲秀楼并未一路太平，明代天启元年至天启二年，安邦彦起兵反明，一时间风云骤起，战火连天。浙江山阴人朱燮元率领官军转战南北，角逐东西，最终使奢、安授首，西南政局趋于稳定。叛乱平定后，朱燮元倾力重修甲秀楼，并将其易名“来凤阁”，祝愿黔中太平升景，群贤毕至。
到了清朝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月，山东德州人田雯就任贵州巡抚。他向朝廷上《请建学疏》，认为“抚黔以敦崇学校为先”，学校“乃风俗人心之根本”，建议增设永宁、独山、麻哈三州及贵筑、普定、平越、都匀、镇远、安化、龙泉、铜仁、永从九县学校。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田雯决定斥资修葺象征黔中文教却年久失修的甲秀楼，并恢复其名“甲秀楼”，以之期冀黔中“科甲挺秀”，人才辈出。
甲秀楼历史上的三次形制变迁。
制图/张琪
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裴宗锡就任贵州巡抚，他眼前的甲秀楼，已有八十六年，不仅颓败残破，且“规制过陋”，秉持“有斯楼而黔之人才辈出，风气日开”的理念，裴宗锡于次年“改建而焕新之，并于楼之中央北麓构二亭，翼以扶栏，树以坊表。仍铁柱之旧，加以彩饰，以昭壮丽”。
一百多年后，甲秀楼毁于战火，时任贵州巡抚厐鸿书于宣统元年（1909年）亲自主持甲秀楼的重建工作，恢复楼阁原貌，继续强化其“科甲挺秀”的象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甲秀楼组群的建筑、文物、环境受到充分的利用和保护，贵阳市人民政府曾多次对甲秀楼进行维修。1981年，维修甲秀楼时增建了下水月台，恢复了浮玉桥上的涵碧亭。1991年，贵阳市人民政府对观音寺（即南庵）内单位进行搬迁并全面维修，恢复了甲秀楼古建筑群的历史风貌。2006年，又对甲秀楼、翠微园的山门、鹤梧栏、萧娴馆、僧房进行维修……
甲秀楼精美的建筑细节。
摄影/陈伟红，吴学文
甲秀楼历经四百余年的风霜雨雪，饱尝忧患与苦楚。然而，在历代入黔官员与贵阳人民的呵护下，代表着黔地一方文脉的甲秀楼，始终被人世代守护，一次次重修间古雅秀挺地屹立于南明河上。在数百年间甲秀楼不断修复重建的过程里，一代代的"科甲挺秀"精神，如同明灯，照亮了一代代黔籍学子的求学之路，贵州科举人才辈出，形成一片“万马如龙出贵州”的蓬勃气象。
甲秀楼最令人赞叹的，是清代楹联名家刘蕴良所撰的长联。
摄影/=G
明清两代，贵州出现了“七百进士、六千举人”。光绪年间，赵以炯、夏同龢先后高中状元，成为云贵地区最早的文状元。甲秀楼见证了这片土地上文运渐开、英才竞出的景象。清末，严修在此推行学政改革，引入新式教育理念；抗战时期，贵阳汇聚众多内迁文化机构，文脉绵延不绝。从这里，不仅走出了郑珍、莫友芝这样的“西南巨儒”，也涌现出追随孙中山讨袁的李世荣将军等近现代杰出人物。
甲秀楼见证的，不仅是历史的变迁，更是贵州文化从输入到输出的深刻转型。它承载的文教精神，已融入这片土地的文化基因。一代代学子正是在此领会到一个道理：应当勇于突破地理局限、敢于与外界对话，将边地劣势转化为地域特色。
甲秀楼仍挺立在南明河上，
与现代建筑一起，构成了新时代的贵阳城市景观。
摄影/张晋铭
黔东南侗族鼓楼
“天际线”见证怎样的民族融合？
在贵州的侗寨里，建筑是一道亮眼的景观。侗寨的风雨桥不仅可以为过往行人遮风避雨，还常常画着汉族的英雄题材故事；在从江县高增侗寨的坝寨鼓楼上，“穆桂英挂帅”浮雕表现了杨门女将一心报国的忠义故事；在肇兴侗寨，人们还依照传统儒家文化为五座鼓楼取了“仁、义、礼、智、信”的别名，侗寨的建筑本身就是各民族文化在贵州深度融合的最佳见证。在全国800多座侗族鼓楼中，贵州占到60%以上，时时妆点着侗寨的天际线。
上图：肇兴侗寨是全国最大的侗族村寨之一。图为侗寨寨门。
下图：肇兴侗寨的五个鼓楼分别以“仁义礼智信”命名。
摄影/王伟 制图/张琪
散布于贵州、湖南、广西等省区的侗族同胞都发展出了鼓楼建筑，其中尤以贵州侗寨独具特色——他们以极为纯粹的“穿斗式”木构营造，达成了高可达20余米的建筑奇迹。抬头看向鼓楼上方，层层叠叠的木结构框架如同森林般纵横交错，每根纵向的柱子承接着水平的檩条，并与贯穿柱身的横枋组成精巧的受力结构，将屋顶的重量传递至地面。不仅是视觉效果如同森林，穿斗式建筑复杂结构所需耗费的巨量木材也堪称一片“森林”。
制图/张琪
另一种通过梁作为承重主体，将结构简单化的“抬梁式”构造，通过省去柱子达成了水平空间的最大利用率，但来自屋顶的纵向压力却使得其高度极为受限。所以同样是侗族鼓楼，与中原交往密切、将抬梁式与穿斗式混合使用的湖南侗寨鼓楼往往显得宽阔而敦实，唯有生活于贵州的侗族将穿斗式结构钻研到了极致，达成了在贵州以外其它侗寨都绝少见到的雄伟景致。
侗族于穿斗式木构营造之上的非凡造诣，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木结构技艺“主干”上的重要“分支”。2009年，包括了侗族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在内的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在最能代表侗族木构巅峰造诣的侗族鼓楼之中，分布于贵州黔东南州的增冲鼓楼、述洞独柱鼓楼、高阡鼓楼与宰俄鼓楼共同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成为贵州侗族鼓楼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增冲鼓楼是全国现存最老的鼓楼，高度达到20余米。
摄影/吴学文
世代生活在群山之间的侗族有着对于神树的天然崇拜，因此侗族村寨往往“未立寨，先立楼”，于场坪中央树立一棵杉树以作标志。在最古早结构的述洞独柱鼓楼设计之中，我们便可清晰地看到一根硕大粗壮的中心木柱仿佛贯通天地，将整座鼓楼如巨伞一般张开，因此位于村寨中央的鼓楼便成为了这种神树崇拜的人工载体。时至如今，仅有为数不多的极少数鼓楼依然保持着独柱的传统做法，而始建于1922年的述洞独柱鼓楼正是其中现存最为古老的一座。
述洞独柱鼓楼前，侗族同胞正在庆祝续款节。
摄影/李贵云
不过随着技术水平的进步，这种古老的独柱鼓楼逐渐被“回”字形鼓楼所取代，一根巨木变为了回廊式排布的若干木柱。除了建筑结构上更为科学以外，这种变革带来的好处也显而易见：位于鼓楼中心位置的木柱被广阔的空间所取代，留给了人们进行公共活动的最佳场地，这里就是侗族村寨的“灵魂与心脏”。阴冷潮湿的冬夜里，鼓楼中心的火塘燃烧不息，寨民围火而坐的格局最能体现平等、公开的议事原则。由木构框架与多层檐角搭建的鼓楼同时自带声学效果，仿佛一个巨大的共鸣箱，侗族百姓将对生活的真挚情感化作一曲曲大歌，唱响了群山间的角落。
鼓楼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充当演唱大歌的“音乐厅”。
摄影/陈伟红
侗族往往以血缘与地缘纽带结成“款制”聚居，而鼓楼正是这种关系最为直观的物质体现。增冲鼓楼之中仍存有三通款约石碑，其中最早的可追溯至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鼓楼建成之时。这些款约就如同法令，包括了惩处犯罪、财产纠纷、婚丧嫁娶等村寨居民日常生活中所需遵循的规则。
所谓“款约”，就是侗族人的“行为守则”。
制图/张琪
这座鼓楼在建筑艺术上的成就同样精妙绝伦：不管身处寨子任何角落，一眼便能望见鼓楼高耸的双重檐宝顶，以及其下层层叠叠的十一层密檐。要想建成这座高大的鼓楼绝非易事，事实上在世居于我国西南的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之中，也唯有木构营造技艺出类拔萃的侗族有能力兴建如此雄伟的鼓楼建筑。
我国宋代建筑中常见一种名为“侧脚”的营造手法，即将用于承重的木柱以一定角度向中心倾斜，以达成增强结构稳固的实用效果。这种做法于侗族鼓楼中同样常见，但在直线距离不过500米的高阡、宰俄两村中，匠人将这种原本肉眼几乎微不可查的倾角处理得极为夸张，一眼看上去摇摇欲坠。时至如今，学界对于这种设计究竟有何实用功能依然尚无定论，或许匠人们单纯就是在以炫技般的手法造就寨子独有的“个性化表达”。
宰俄鼓楼内部结构。
摄影/吴学文
时至今日，这些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的鼓楼仍然牢牢占据着侗寨中的绝对“C位”，维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些鼓楼就如同一座实体化的心灵信标，凝聚着村寨居民的向心力。
鼓楼本身还带有各种雕刻、绘画装饰，细节满满。
摄影/吴学文
遵义海龙屯
见证中央王朝边疆治理的制度变迁
雄峙于黔北龙岩山绝顶之上的海龙屯，是中国古代山地军事防御建筑中罕有其匹的巅峰之作。它依托险峻山势，以“因山为城、关堡相联”的智慧，构建起纵深数十里、关隘重重的立体防御体系。作为播州杨氏土司经营七百余年的权力象征与军事堡垒，海龙屯因其“反映中央政权与地方族群在民族文化传承和国家认同方面的人类价值观交流”，于2015年与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共同以“中国土司遗产”之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海龙屯立于山巅。
摄影/尹刚
倘若说起贵州历史，土司必然是其中绕不过去的重要一环——早在元朝以前，各封建王朝已采用“以土官治土民”的理念间接管理少数民族世居的西南边陲地区，最终演化为元明清时期“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
虽然名为“土司”，但这些统治绵延数百年的世家大族可一点都不“土”。杨氏土司正是其中翘楚，他们自唐朝末年（867年）至万历年间（1600年）统治播州（今属遵义市）达700余年，历经中原地区唐宋元明朝代更迭始终屹立不倒。虽然杨氏世居西南边陲之地的贵州，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汉家传承，北宋初年之时他们甚至还跟“杨家将”攀上了亲缘关系，堪称大宋王朝统治西南最为坚固的锚点。
杨价墓出土文物，
从其精致程度便可看出当时土司实力的强大。
上图摄影/陈伟红
下图摄影/动脉影
制图/张琪
时值公元13世纪中叶，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而在遥远的东方，南宋朝廷依靠着长江天险勉强抵御着蒙古人的南下。为了绕过长江，蒙古人将目光投向了西南方向的四川一带，这片曾经安定的“大后方”，一时间成为了宋蒙两军征战的焦点。于是南宋朝廷不惜以举国之力，于如今四川、重庆、贵州等省份的群山之中营造或加固了钓鱼城、白帝城等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
海龙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图/视觉中国
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播州杨氏第十五代统治者杨文于龙岩山兴建海龙屯。这座堡垒是“因山为城”的防御理念的生动体现，如同天空之城般高据于山巅之上，从山脚到山顶的垂直高差达300多米，足以令每一位到此的游人发出“噫吁嚱，危乎高哉”的由衷感叹。
放眼前往海龙屯的沿途要道，不仅有九道雄关层层拱卫，在其周边更设有养马城、养鸡城、养鹅池等一系列据点的层层拱卫，构成一道号称“十六关二城三堡”的三层防线，于黔北崇山峻岭间搭建起了纵深达60公里的立体防御网络。
构筑西南山城防御体系的建议正是来自播州土司杨文。
制图/夜鸣蝉
虽然根植于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南之地，但海龙屯融合许多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如海龙屯正门被命名为飞凤楼，作为海龙屯遗址核心区域的新王宫同样依照传统中轴线的布局营造，遗址中考古出土的许多青花瓷与瓦当碎片更与中原城市所用别无二致。
煊赫一时的海龙屯最终因为末代土司杨应龙的叛乱而毁于一旦，仅余一座宏伟的废墟留待后人凭吊。随着土司制度的瓦解，原播州辖地逐步纳入国家直接行政体系，演变为今日遵义市的主体部分，融入贵州行省的建制格局之中。
海龙屯新王宫遗址，可以看出其采用了传统中轴线布局。
摄影/尹刚
安顺云山屯
造贵州定西南，小小屯堡如何容纳家国六百年？
大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发动“平滇之役”，就此将元朝梁王盘踞的云南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而贵州则是由中原通往云南的必经之路。为了建立一条可靠的补给线，明军沿着湘黔滇驿道设置了大量卫所，就地留驻20万征南官兵，他们亦兵亦农，定居贵州，改变了这里的人口结构和生产方式，为贵州的开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云山屯位于山谷之中，唯有云鹫山与云鹫寺居高临下。
摄影/鲁晓星
安顺地区群山遍布，喀斯特地貌有着取用石材的天然便利，于是这些移民们因地制宜，用石头建造了一座座堡垒要塞，筑起了一段长达600年的家国守望的历史。清朝，卫所制度消亡，移民的定居点演变为屯堡。正是一座座星罗棋布于贵州境内的大小屯堡，将家国情怀深深扎根于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
地戏是屯堡人的“精神图腾”。
图为表演地戏所需的各类面具。
供图/沈福馨 制图/张琪
位于安顺的云山屯正是其中翘楚。虽然地处群山之中，但是由于湘黔滇驿道穿过云山屯，所以这里并不闭塞。自明清以来，这条驿道连接湖南、贵州、云南，是军情传递、商旅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动脉。仔细看屯中那些临街商铺，许多橱窗高度甚至高过人的肩膀，仿佛来到了“巨人国”。其实这种设计的服务对象并非一般行人，而是来往于此的骑马之人——他们无需下马，便可于马背之上采买货品。
当时间步入晚清，时局混乱，贵州匪患猖獗，屯中的人又自发组织起来，修建了一堵高达9米的坚固屯墙。云山屯周围的远山与屯墙连成一片，如铁桶一般将生活在此的百姓护卫周全。安顺府官赵刚节甚至这样评价云山屯：“此地险要，宜善守，贼得之不易复也。且此屯一失，上下游路断，安顺亦不能保。”
云山屯若关闭山门，便是易守难攻的堡垒。
摄影/吴学文
小小一处屯堡，竟然成为了堂堂安顺府城的屏障？这话绝非夸张。云山屯所在的“云峰八寨”本就以防卫森严著称，甚至有着“冷兵器时代的最后堡垒”的美名，而云山屯更是云峰八寨中防御体系最为完整的所在。高据悬崖之上的屯门仅有一条石板路可通行，称它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毫不为过。随着附近平坝、旧州乃至黔东南四处前来“躲反（即躲避灾祸）”的难民不断涌入，鼎盛时的云山屯中足有6000人定居。这哪里还是一个村子，单看人口规模分明就是一个县城！
云山屯内的古戏台上，刻着“孝弟忠信”四字。
摄影/吴学文
清末民国的动荡岁月之中，云山屯成为了一处远近闻名的繁华所在。有些土生土长的屯中乡民做大了生意、长居上海，却也不忘在家乡盖起新派的小洋楼。极富远见的人们还早早就投资了教育事业。据今年82岁的张爷爷向我们讲述，他上小学时，同班同学足有几十人之多，也侧面证明了云山屯当年的人丁兴旺。
云山屯就如同一部石头写成的史诗，早已超越了其最初的军事定义。它如同现实版的“世外桃源”，在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数百年来为一代代居民构筑了一个远离兵燹与匪患的安宁之所，超脱了建成时出于军事控制的最初目的，转而成为文明扎根的象征。时至今日，这处屯堡遗存更显宁静，成为许多城市居民远离喧嚣的好去处，当年新派的小洋楼也变身民宿，用另一种方式迎接来客。
今日的云山屯已经是集原生态民宿，特色美食，传统表演，休闲游览为一体的热门旅行打卡地
上图摄影/吴学文；左下图摄影/林剑
右下图由贵州风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云峰屯堡管理分公司提供
回望这六处国保建筑，它们共同构成了文明生生不息的微缩景观。而在这个微缩景观之外，贵州还有诸多国保建筑从不同角度丰富着这片土地的文明肌理——三门塘以汉侗交融、中西合璧的刘氏宗祠建筑形制展现出了跨文化风格；遵义市湄潭县浙大西迁旧址中所凝聚的抗战时期教育迁徙与知识守护的力量；“小都江堰”鲍家屯水利工程，则静默流淌着先人巧思与自然共生的工程智慧。每一处建筑的背后，都有一段动人心弦的故事。读懂了这些建筑，也就读懂了为什么贵州不仅是国家边疆发展史的见证者，更是中华文明不断适应、不断凝聚的鲜活范本。
建筑承载的故事，仍然在贵州不断发生。
摄影/张罗
撰文 | 飞天逸面、斯小乐
编辑 | 伊森、苹果
图片编辑 | 吴学文
设计｜ 张琪
地图编辑 |夜鸣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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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感谢※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
审稿专家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 蔡凌
参考资料
《思南文史资料》
《屯堡小识丛书》武贵琼
《云峰八寨的石房子：风云六百年》李若瑄
《旧州烟云：六百年风云绘就文化长卷》李若瑄
《屯堡 六百年家国的发端与未来》萧春雷
《河里的石头滚上坡：贵州安顺屯堡民居》越剑
《侗族聚居区的传统村落与建筑》蔡凌
《楼桥映山水 工巧见匠心：赏贵州省黔东南州侗族建筑之美》杜怡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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