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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阿嬷的情书获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金鸡奖把最佳编剧,颁给了一封假信。

第39届金鸡奖最佳编剧,蓝鸿春、郑萱轩、杨冷、朱丽云,《给阿嬷的情书》。

这部电影里的“情书”,没有一封是真的。潮汕阿嬷叶淑柔守在老屋半生,每隔一段时间收到从南洋寄来的侨批,信里夹着汇款,开头永远是“吾妻淑柔,见信安康”。她靠着这些信,养大了孩子,修了老屋,过了五十年。孙子去泰国寻亲才发现,阿公郑木生早就死在了南洋的海里。替“陈木生”写了十八年信的,是一个跟叶淑柔素昧平生的女人,谢南枝。信是假的,字是假的,落款是假的。可那五十年里一个家没有塌,每一笔学费、每一袋米、每一次屋顶漏雨之后的修补,都是真的。

金鸡奖把最佳编剧颁给这部片子,等于把奖杯递给了“编”这件事本身——你们编了三年,编出一封假信,然后让所有人相信,假的东西可以比真的更重。

蓝鸿春上台的时候,没有讲创作方法论。他说感觉像在做梦,谢谢天上的阿嬷,因为阿嬷从小给他讲故事,是他最初的启蒙。然后他用潮汕话说了妈妈教他的一句话:“做人要有情有义,刻苦会成熟。”

这句话比任何获奖感言都更像这部片子的注脚。蓝鸿春在拍《给阿嬷的情书》之前,拍了纪录片《四海潮味》,跑了数百个海外华人家庭,听了足够多的故事,见了足够多的人,这部电影才“自然而然地萌芽”。影片90%以上的情节有真实原型。谢南枝和叶淑柔的故事在潮汕当地找得到影子,侨批里寄钱赎孩子、房子被烧的记录,就躺在泛黄的档案里。他不是在“编”一个催泪故事。他是把潮汕侨乡一百年来无数个阿嬷的真实人生,用一封假信串了起来。最佳编剧奖的讽刺和崇高同时在这里:一个编剧的最高荣誉,是因为他没有编,他只是把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老老实实端了上来。

但这部电影真正让编剧奖变得无可争议的,不是故事本身有多离奇。是克制。

阿嬷知道真相之后,没有哭,没有崩溃。她缓缓起身,撑着伞走过天井,去看厨房里凉掉的橄榄菜。周围安静,只有雨声。木生死在南洋的海里,导演没有多给一秒钟镜头。远方的淑柔只听见水声潺潺,梦里的他衣锦归来,还是少年模样。一个等了一辈子的女人,得知等的人早就没了,一个编剧有无数种方式让她嚎啕大哭、让她捶胸顿足、让配乐轰然而起。蓝鸿春和他的编剧伙伴们选了最安静的那一种:让她去看一碟凉掉的橄榄菜。

评委会特别奖的评语写得准:“承续中国文艺含蓄蕴藉的抒情传统,在沉静内敛的叙事里,镌刻一代代侨民隔海离散、遥念故土的生活图景和心灵历史。”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个编剧集体相信观众扛得住沉默,不需要用眼泪来通知大家该哭了。

再看看这部片子拿最佳编剧之前经历的是什么。成本1400万,首日排片1.6%。没有明星,女主角李思潼拍戏时是大二学生,做宣发直播到一半宿舍熄灯断了线;演阿嬷的吴少卿是84岁的潮汕网红阿嬷,有一句台词不在剧本里,是她即兴说出来的:“一大群孩子,你走这么早,孩子们怎么办?”那成了观众哭得最狠的一刻。全片潮汕方言,非潮汕观众占了四成以上。最终票房20亿,豆瓣9.3分,117万人打分。

一个1400万成本的方言片,用一封假信,把20亿票房和9.3分同时攥在手里。然后金鸡奖把最佳编剧给了它,把最佳故事片和最佳导演给了别人。这个选择本身就有意思:评委承认了这个故事最核心的力量来自“怎么写”,而不是“谁拍的”。 在一部没有明星、没有特效、连语言都小众的电影里,编剧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先倒下的那块骨牌。蓝鸿春和郑萱轩、杨冷、朱丽云守住了。

蓝鸿春在感言里感谢了五年级的班主任,说老师鼓励他写故事讲故事,给他种下了种子。感谢了三个编剧伙伴,过去三年陪着他一遍遍打磨这个故事。还念了没能到场的杨冷,“杨冷像一束光照着我”。

一个在金鸡奖舞台上感谢小学班主任的人,拍了一部关于“写信”的电影。而这部片子里最动人的那封信,是一个陌生人替一个死人写的。传下去的东西,从来不需要落款是真的。 叶淑柔的孙子如果不跑去泰国,那十八年的信会一直写下去,谢南枝会一直用“陈木生”的名字寄钱,阿嬷会一直坐在天井里等。谎言保护了一个女人半辈子的体面,而编剧把这个谎言,写成了一部值得一座金鸡奖杯的真相。

“做人要有情有义。”蓝鸿春在厦门说了这句潮汕话。金鸡奖听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