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像明清这样高度“帝制”的封建王朝里，所有围绕“岁入”的变法无一例外，全是帝王巩固辉煌殿堂，为更好地“笑傲天下”的权谋之策。只有保障了这个“霸道”的大前提，他们才会考虑“水能载舟亦能覆”的王道理念。

“隆庆三杰”——徐阶、高拱、张居正的恩怨已经聊的差不多。

隆庆六年，高拱被张居正和冯保联合拱走了。张居正坐稳了万历内阁的扛把子，没了“爆裂书生”高拱的掣肘，这位“救时宰相”终于可以推行他的治世理念。

治世，先治吏。

张居正掌握大权的第一件事，是推出了“考成法”。

这个“考成法”可以笼统理解为“大抓落实”。各部要把待办事项逐条梳理出来，一式三份，本部、六科、内阁各执一份。六科每月对照清单，督导查看各部工作落实情况。

客观讲，“考成法”是一个非常先进的考核办法。过去，明朝各部门存在“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严重问题。

朝廷发出去一项工作，六部领了任务分工后，转手转发给地方对应部门。至于落实成效如何，压根没人理会。当六科提意见或内阁调度时，他们就说了“我部高度重视，召开了会议多少次，调度了多少次。至于没办好，那就是地方的责任，不管我们六部的事儿”。

在这种部署和落实不对称的情况下，该收的田赋收不上来，该办的案子办不了，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你根本想象不到，明朝六部的办公效率有多低能。举一个例子吧。

嘉靖是1567年驾崩的，《嘉靖实录》也是1567年（隆庆初年）开始修的。现在，他儿子隆庆帝都崩了，轮到孙子登极时，六年时间连个初稿没有整理出来。

这么一件简单的事儿，落实起来都拖拖拉拉，更别提收税这种脏活累活。

早在隆庆后期，张居正就曾轻描淡写地提过这些问题。当时，高阁老正说了算，张居正提了一嘴，没人重视就翻篇了。

如今高阁老卷铺盖走了，内阁姓张了，万历还是一个十岁“妈宝”，很多想法就有了实现的可能。

张居正同时扮演裁判和运动员。上一秒，他扮演臣子，给万历上奏折，请示出台“考成法”。下一秒，自己扮演帝师首辅，帮万历御批。

当时看来，“考成法”是一项极其爆裂的改革措施。张居正制作了一套12幅屏风，摆在万历办公的地方，每幅屏风上写着各省、府、州、县一哥的名字。

能者上，庸者下，每十天更换一次。

真正执行时，张居正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第一年，全国有137件重要工作没有完成，涉及官吏76位，他们分别受到了罚俸、降级，乃至开除等不同程度的惩罚。

到了万历二年，非但没有改善，反而由上一年的137件翻倍成了272件。这可咋整，张居正头都大了，但开弓没有回头箭，硬着头皮愣干呗。

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十年，因无法完成任务而被开除的官吏约为2000人，其中京师419人，地方要员902人。

这是什么概念呢？

明朝从洪武十八年第一次开科取士，到崇祯十六年最后一次开科，举办了89届，共录取进士24595人。张居正辅政十年，开除比例接近十分之一。

一时间，帝国官场充斥着对张居正的谩骂。骂归骂，但效果很快就起来了。从第三年开始，赋税收入开始一路飙升。

过去的江浙一带，每年能够完成朝廷定额的一半就谢天谢地了。在张居正的严厉督导下，年年保持任务总额的90%以上。

远在庙堂的张居正洋洋自得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赞美时，他引以为傲的、立竿见影的“考成法”和“一条鞭法”，正在酝酿着大明王朝的“全面崩溃”。

首先是“考成法”陷入了“连年增长的悖论陷阱”。

上文刚说了，“考成法”从推行第三年，各地赋税逐渐回升，到万历六年，苏州赋税较以往增长了40%，几乎是翻了一番。

可是，苏州和松江知府在接受张居正表扬时，却提出了“减少定额数量”的请求。为啥？完不成任务者，一次降三级。这谁顶得住？

张居正不听，继续给苏松加大任务指标。到了万历七年，苏松在上一年268万石基础上，干到了333.96万石，超额完成了21%。

代价也随之而来。当年，松江三县发生了“抗赋”暴动。

百姓不知道的是，比“抗赋”还要命的是，“银本位”正在悄然确立。

这个就不多讲了，老生常谈的话题。一个农民要缴赋之前，先把手里的粮食或铜钱到地下黑市兑换成白银，中间被盘剥去的差价，不知道养肥了多少奸商。推行“白银”不到十年，明朝的白银流通占比由5%飙升至80%，大明彻底“银中毒”。

一条鞭+考成=“加赋”。

你可能会不认同，但你想一想，让百姓扛着“睁眼被坑”的压力，拿粮食去换白银，最终完成朝廷的定额。

这种缺德的事儿，除了“帝制的酷吏，皇权的爪牙”，谁能狠得下心，下得去手？

你我这等“小卡拉米”都能想到，百姓拿粮找奸商兑换白银，会被奸商揩油。张居正这等人精，他能想不到？

想到了，还这么干。这才是人性可怕之处。

有一说一，我从来就没喜欢过张居正，也从来都不曾认可过所谓的“工于谋国”。本质上，就是一个文质彬彬的“酷吏”。

从来不顾百姓疾苦，要的就是通过对地方往死里KPI，给皇帝使劲弄钱。

这种人在历朝历代皇帝眼里都是“香饽饽”，都会不遗余力地表彰赞美。

你想呀，你和你爹推着一车粮食，徒步四五十里，从村里到城里，找奸商兑换白银，然后才能交上田赋。本来，一车粮食能换10两银子，奸商奇货可居，坐地起价，就给你8两。

你会不会念张居正的好？

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很多现代自诩读过书之人，居然无视、无痛于当时百姓的不幸，自动代入了张居正的视角，去歌颂这个所谓的“千古一相”。

这人没什么可过于褒扬的，在当时就是一个为了上位或实现所谓个人抱负的铁面酷吏。他所谓的那些变法，更无任何创意可言，无非是王安石的“套壳翻版”。

他比王安石幸运的是，遇上一个年幼无知的主子，自己可以说了算。而那些所谓的成效，也不过是靠权力短暂聚拢起来的泡沫虚幻而已。

当然，站在封建官僚的立场上，张居正这种做法没有错。毕竟，封建官僚的终极道德，就是做一个坚定的封建主义战士，誓死效忠于他们的皇帝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