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晚，京东资产交易平台与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联合开设的“司法变卖直播专场”上线。

三位高淳法院执行干警身着制服出现在镜头前，轮流推介一批即将上市的大闸蟹。

直播间很快吸引超过20万人次停留，弹幕里不断出现“法官带货？”“法院也直播？”等疑问，相关截图随即在各大平台扩散。

这批螃蟹全部来自被执行人秋兰家的养殖塘口。

秋兰父母年过六旬，早年跑船运输，2010年前后在一次船舶碰撞事故中赔光积蓄并背上高额债务。

2015年5月，秋兰母亲又因一起交通事故被高淳法院判决赔偿受害人26万余元，家庭债务总额最高时达到80余万元。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主持双方达成分期还款协议。

此后九年，两位老人坚持每年农历腊月二十八到法院缴纳赔偿款。

女儿秋兰白天经营小吃店、夜里摆夜市，螃蟹上市季帮父母摆摊，已累计代偿20多万元，但旧债未清、利息与新的经营亏损又不断叠加。

2024年9月，秋兰父母向高淳法院提交“类个人破产”申请。

法院执行局与管理人走访蟹塘、核对账册后确认，其债务均因意外事故与经营失利形成，未发现逃废债行为。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20名债权人表决同意：交通事故赔偿款须全额清偿，其余债务按本金九折一次性了结。

为一次性凑足偿债资金，法院拟定“资产处置+金融纾困”方案，先变卖当年螃蟹，若仍有缺口，再协调银行发放低息“淳信重整贷”。

然而养殖过程再遇波折，高温与喂养技术不足导致螃蟹迟蜕壳，产量前景黯淡。

执行团队联系全国人大代表、青松螃蟹养殖合作社党委书记邢青松派出技术人员驻塘指导，帮助螃蟹顺利脱壳并达成商品规格，同时与秋兰家建立长期帮扶机制。

进入10月，螃蟹成熟待售，法院决定通过公开直播方式实现“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于是出现了法官亲自推介的场景。

整场直播持续约两个小时，身穿制服的法院执行干警与合作社技术员轮番介绍蟹的规格、口感、发货时效，页面链接直接跳转至京东资产交易专区。

记者在后台看到，订单同步生成后，工作人员即刻分拣、捆扎、装箱。

11月1日上午，记者向直播团队求证得知，全部订单已打包发运，销售总额“尚在汇总”，但可以确定“卖得挺好”。

高淳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强调，销售收入进入法院专门账户，将严格按照债权人会议方案用于清偿债务，并接受债权人、审计部门双重监督。

对于“法官是否不务正业”的质疑，法院方面回应称，直播未占用正常工作时间，由执行干警加班完成。

目的是帮助诚实守信却暂时陷入困境的债务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同时普及善意执行理念。

目前，法院尚未决定是否继续以直播方式处置其他破产财产或生鲜产品。

高淳法院为诚信债务人直播卖蟹，舆论场呈现两极：一端点赞“能动司法”，一端担忧“角色越界”。

从结果看，20万人次围观、订单一夜发完，似乎皆大欢喜，但从程序与职业伦理角度，风险并未因“卖得好”而消失。

首先，法官身份带有强制力背书，其公信力是司法体系最稀缺的“公共资本”。

当法院执行人员身着制服在镜头前推介商品，观众很难区分这是“国家信用”还是“市场吆喝”，一旦后续出现品质纠纷、物流迟延或售后争议，受损的首先是法院公信力。

中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明确要求法官“谨慎出入社交场合，不得参与与自身职务、身份不相称的活动”。

直播带货显然不在法定司法拍卖方式之列，其合规性先存疑问。

其次，即便法院有意借助直播手段提升变现效果，也应严守法定边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以拍卖方式处置财产的，应当优先采用“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这一法定平台，以公开竞价、价高者得为原则，而非在商业平台以直播秒杀、流量变现的方式进行营销。

法官身着制服出现在京东资产交易平台的直播间，实质上将司法强制行为嵌入商业营销场景，既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也模糊了“司法拍卖”与“商业带货”的界限。

若今后对二手房、二手车等标的继续“直播带货”，司法拍卖的严肃性将难免被流量逻辑稀释。

第三，专业分工是现代治理的基本逻辑。

螃蟹品质把控、仓储物流、售后客服均属高度市场化环节，法官既无资质也无精力承担。

即使本次“卖得不错”，也难保未来不出现滞销、死蟹、价格波动，一旦变现效果不佳，债务人、债权人是否会对法院提出国家赔偿？

司法责任与商业风险混同，将把法院拖入不可预测的责任泥潭。

第四，程序正义要求“看得见的公正”而非“感觉上的善意”。

直播卖蟹的策划、选品、定价、分润过程，目前仅有法院单方通稿，既无第三方评估报告，也无债权人现场监督视频。

公众只能看到“20万人次”的宏大数字，却无法查证竞价是否充分、价格是否公允。

司法处置一旦离开公开竞价轨道，就容易变成“好心办坏事”的灰色地带。

法官的“心”可以是热的，但“手”必须是“冷”的。

解决诚信债务人困境，法院完全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暂停执行、引入管理人、招募专业电商平台代卖，或由行业协会统一收购，而非亲自下场“带货”。

司法资源有限，每一次“跨界”都在消耗制度权威。

当法官忙于写脚本、对灯光、数订单，便必然减少研究卷宗、梳理证据、监督执行的时间和精力。

社会失去的是中立裁判者，得到的是随时可能“翻车”的带货主播。

“卖得好”不是挡箭牌，下一次若“卖得不好”，受损的将是整个司法体系的信任账户。

让法官回归裁判者、让市场回归市场、让救助回归救助，才是对善意最负责任的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