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逐利、文人摇旗，为刘文彩洗白家族千人祭祖，“恶霸地主庄园”成了流量密码......

01

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刘氏庄园。

这地方搁在今天，叫博物馆，游客那是乌央乌央的，长枪短炮，咔嚓声不绝于耳。大家伙儿来这儿，多半是揣着一颗猎奇的心，想亲眼瞅瞅传说中那个“恶霸地主”过的是何等奢靡的日子。

就在这庄园一间金碧辉煌的客厅里，游客们正围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这老人精神矍铄，嗓门洪亮，身份不一般，乃是这庄园旧主刘文彩的亲孙子，刘小飞。

按理说，自家祖宗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后人多半是避之唯恐不及，恨不得改名换姓，跟他撇清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可这位刘小飞先生，偏不。

他退休后，不弄花鸟，不跳广场舞，一门心思扎进这庄园里当起了“义工”，专给游客们讲他爷爷的故事。

讲什么呢？讲“真相”。

只听他清了清嗓子，指着这华丽的屋子，对着满脸错愕的游客们高声宣布：“他们说，我爷爷刘文彩在这间屋子里面玩女人，玩了七八百个！”

话音未落，人群里一阵骚动，有倒吸凉气的，有窃窃私语的。这开场白，够劲爆。

刘小飞顿了顿，脸上非但没有羞愧，反而露出一丝诡异的自豪，他一拍大腿，声音又高了八度：“我听了很自豪！要是这样，我的基因可是相当优秀，我是猛男……”

这一下，整个大厅都安静了，静得能听见导游小姐姐下巴掉在地上的声音。游客们面面相觑，脸上的表情从好奇变成了迷惑，又从迷惑转为了荒诞。

对刘小飞而言，这句惊世骇俗的宣言，就是他为祖父“洗白”事业吹响的冲锋号。

他要用一种极端的方式，颠覆所有人的认知，哪怕这种方式看起来像个笑话。

周围的讲解员们早都见怪不怪了，只能报以无奈的苦笑。

他们知道，这位“皇孙”又开始了他的每日“正名”巡演了。

刘小飞的这份执念，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用他大半辈子的屈辱和伤痛熬出来的。

时间倒回几十年前，那时的刘小飞还是个青涩的小伙子，也曾有过甜甜的恋爱。

姑娘温婉可人，两人情投意合，眼瞅着就要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那天，刘小飞揣着紧张又兴奋的心情，提着两瓶好酒，跟着未来的岳父进了家门。

未来的丈母娘笑呵呵地忙前忙后，姑娘羞答答地给他倒茶。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好。

酒过三巡，姑娘的父亲放下酒杯，沉默了许久。他是个不爱说话的老实人，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他看着刘小飞，眼神复杂，缓缓地卷起了自己的裤腿。

昏黄的灯光下，一道狰狞的旧伤疤盘踞在他的小腿上，像一条丑陋的蜈蚣。

“这是……”刘小飞不解。

老人指着伤疤，声音低沉得像从地底下传来：“这是当年刘家的狗咬的。那时候，人不如狗啊。”

整个屋子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刘小飞的脸“刷”地一下变得惨白，他感觉自己像是被人当众扒光了衣服，所有的自尊和期盼都被那道伤疤碾得粉碎。他甚至不敢去看姑娘的眼睛，他知道，那里面一定写满了为难和绝望。

那桩婚事，就这么作罢了。

那个屈辱的瞬间，像一根毒刺，深深扎进了刘小飞的心里，伴随了他一生。他发誓，一定要为家族“恢复名誉”，一定要让世人知道，他们刘家不是那样的！

这份执念，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变成了一种偏执的狂热。

他觉得，一个人单打独斗，声音太小了。

于是，在2010年清明节前，他干了一件大事——号召海内外的刘氏后人，回四川成都祭祖。

要知道，当年的刘氏家族，号称“四川第一家族”，后人开枝散叶，遍布世界各地。

刘小飞这一声号召，竟然像投下了一颗炸弹，一下子炸出了一千多号人。

来的亲戚里，年纪最大的九十五岁，最小的还是个襁褓里的婴儿，一算下来，隔了足足七代人。

刘小飞激动坏了，他本来预备了七十五桌酒席，估摸着能来六百五十人就顶天了。

谁知道场面彻底失控，一千多人黑压压地涌来，愣是有两百多号人连个坐的地方都找不着，最后只能悻悻离去。

这场声势浩大的祭祖活动，本想搞成一次光宗耀祖的盛典，结果却引爆了山呼海啸般的负面舆论。照片和新闻传到网上，民众的质问声铺天盖地而来：

“一个臭名昭著的大地主，有什么好祭拜的？”

“这是在炫耀祖宗的罪恶吗？”

“为这样一位先祖感到光荣，简直是颠倒黑白，是非不分！”

刘小飞和他庞大的刘氏家族，瞬间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他想不通，为什么他一心一意为了家族荣誉，换来的却是如此的口诛笔伐。

他站在庄园的孤影里，面对着游客们或好奇或鄙夷的目光，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被一道伤疤击溃的夜晚。他握紧了拳头，他觉得，他没有错，错的是这个世界，是那些被“谎言”蒙蔽了双眼的人。

他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02

要理解刘小飞为何如此偏执，我们就必须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去看看那个让他又爱又恨的爷爷——刘文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说起来，刘文彩的家底，起初并不算厚实。他1887年生在四川大邑县，早年也就是个拥有三四十亩地的小地主。搁在当时的地主阶层里，顶多算个中下水平，离“恶霸”二字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那么问题来了，他是怎么一步步从小地主，摇身一变，成为坐拥万亩良田、权倾一方的“川南王”呢？

答案很简单，两个字：时势。

四个字：国难财。

1922年，四川军阀混战，打得那叫一个天昏地暗。

刘文彩的胞弟刘文辉，是个狠角色，在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官运亨通。

到了1928年，刘文辉已经坐上了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宝座。

弟弟发达了，哥哥自然不能落下。刘文彩靠着这层关系，被委任为川南水陆护商总处处长，后来又当上了二十四军叙南清乡司令部的司令。这下可好，枪杆子和钱袋子，他全攥在了手里。

当地人送他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川南王”。

当了“王”，就得有“王”的做派。刘文彩敛财的手段，那叫一个“登峰造极”，简直可以写进反面教材。

他在担任川南税捐总局总办的时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在川南地区开征的税捐项目，多达一百五十多种。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老百姓从睁眼到闭眼，干任何一件事，都可能要交税。

比如，你用锄头下地，得交“锄头捐”；你上个茅房，对不起，有“厕所捐”；你穿双草鞋出门，要交“草鞋捐”。甚至连妓院里的红灯，都得交“红灯捐”。

这些好歹还有个实物，看得见摸得着。

刘文彩后来又发明了两种更绝的税，叫“懒捐”和“乐捐”。

他强迫农民种鸦片，这玩意儿来钱快。

农民一旦种上了，就等于把脖子伸进了他的绞索里。你要是不想种了，或者因为天灾人祸收成不好，没关系，刘“司令”很“体谅”你，但你得按照原来该有的收成数额，缴纳“懒捐”。

他还强制老百姓修马路，一分钱工钱没有，自带干粮。

好不容易路修好了，他的手下就满脸堆笑地跑到街上，对老百姓说：“路修好了，大家高不高兴啊？”大家能说不高兴吗？于是，既然高兴，那就得交“乐捐”。

就这么一通搜刮下来，老百姓缴纳的各种苛捐杂税，已经是鸦片战争前的二十多倍。

当地百姓编了一首民谣，字字泣血：“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这还不够。

今年的田赋收完了，刘文彩就开始预征明年的、后年的，甚至大后年的。

有些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结果要交十二次田赋。

到了1932年，刘文彩的账本上，竟然已经在预征1957年的田赋了！

仅仅在宜宾一地，他每年刮走的地皮，就价值一千二百万银元。

财富积累的背后，是血淋淋的巧取豪夺。他的万亩田产，绝大部分都不是正道来的，而是通过“霸野田”、“买飞田”、“吃心心田”这些阴损招数，硬生生从农民手里抢过来的。

什么叫“吃心心田”？

就是他看中了一块好地，想用极低的价格买下来，农户不肯。

行，你不肯是吧？刘文彩就把你这块地四周的地全部买下或者霸占，然后截断水源。你的良田成了旱地，种不了庄稼，最后只能哭着喊着，按他出的低价卖给他。

财富要靠暴力来守护。刘文彩在1941年，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公益协进社”，听着挺正面，其实里面全是各县市的土匪、恶霸、地痞流氓。他对外宣称，自己手下有“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成了整个川西地区黑恶势力的总后台、保护伞。

他还把大儿子送到上海，拜在杜月笙、黄金荣门下，学习“先进经验”。

同时，积极配合南京国民政府“剿共”，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