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刘备创业崛起的原因，人们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这是刘备善于拉关系，堪称三国魅魔。比如去卢植那学习，并没有学到多少儒家理论，但进入了顶级的精英社交圈，结识了公孙瓒这样的前期顶流，给前期发展铺好路。之后他又与关羽张飞情同手足，把业务骨干变成铁杆兄弟，“与先主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对于贴身护卫赵云他更是极尽笼络之能事，怒摔阿斗并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这样赵云即便没当上四方将军，也铁了心给他卖命。之后又以名士风范为切入点，三顾茅庐给足了诸葛亮面子，诸葛亮带着一大票荆州人士成为其核心势力。
由此可见，刘备对人性是看得相当透彻的。
这是“人和”，但这并不足以让刘备成为一方霸主。
笼络好周围的人固然可以发挥人脉优势，可以让刘备拥有一支团结的队伍，干成一番事业。获取第一桶金是完全足够了。
有人归因于运气，认为刘备白手起家，本来没有什么称王称霸的资本。他在徐州把人和这块做好，就十分幸运地从陶谦那里继承了徐州要地。虽然最终没有完全守住徐州，但是也因此获得徐州牧的身份，并进而让汉献帝查族谱认可了其皇叔的身份。这便相当于搞到他日后“匡扶汉室”事业最合法的通行证。之后到了荆州，碰巧荆州士族正为发展前景发愁，两方势力一拍即合，并且在曹操孙权两分天下已经基本成型的情况下，还能找到益州这一片风水宝地，最终成就了帝业。
这当然可以证明其幸运值满分，毕竟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这份幸运让其获得了“地利”。
有地利人和当然足以占据一方，但是让其能够稳住基业的，便是对天下大势的把握。这便是“天时”。
这个天时，便是天下士人对汉家天下的眷恋，对汉室正统的高度认可。
那么刘备是如何进行IP整合，以仁义为主线，擦亮汉室正统招牌，最终打出匡扶汉室旗帜，从而成为三国雄主的呢？
刘备
当时各地汉室宗室其实不少。比如汉末共有五位宗室到地方任州牧，他们是刘焉、刘虞、刘表、刘岱、刘繇，分别控制了益州、幽州、荆州、兖州、扬州等五州。
这五州在汉末十三州人口排名前六之内，可以说是掌控了核心要地。
要是论汉室正统身份，他们是最地道的。而论匡扶汉室的资格，那更是非他们莫属。
那为什么这些宗室没有成事呢？
他们只具有身份，但没有具备相应的声望。
就相当于他们拿到了商标，但却没有取得与之相匹配的市场影响力。
因为他们没有把握汉朝的核心价值。
汉朝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当然是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啊。
而儒家的仁义论既是其伦理学说的核心，又是其政权的理论基础。
在儒家学说中，仁义被看作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和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但在乱世中，这套准则可能就与现实产生巨大的割裂。
在盛世，追求高姿态克己复礼，可以抑制一下铺张浪费和经济泡沫，还是有积极意义。但在乱世，如果还这么干，就有可能真的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因为大家都靠拼抢极其有限的资源来活下去，如果有人还讲仁义，搞不好真会导致舍生取义。
由此可见对仁义的追求，在盛世还是有积极意义，但在乱世则是件投入产出比极低的事。
提议宗室出任州牧的刘焉
比如幽州牧刘虞，就因为仁义而闻名天下。
刘虞字伯安，东海郯人也。祖父嘉，光禄勋。虞初举孝廉，稍迁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
大家都被刘虞的仁义而感动，一度认为他就是东汉未来的希望。比如袁绍就对他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想要拥立他来取代被董卓裹挟的汉献帝。
虞名家宰牧，恩信著于幽朔，诸戎狄豺狼之所宜久居也。今欲奉至尊，欻然西向，则朝廷遐远，号令不一，请复宗庙，雪朝廷之耻。
龙椅都送到眼前了。但此时仁义却反而成为了刘虞的最大约束。刘虞竟然拒绝了袁绍的提议。
虞厉声叱之曰：“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污邪！”固拒之。
所谓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本来这是刘虞获得一波发展的关键战略机会，刘虞拒绝之后发展止步不前，随后走起了下坡路。
他碰到了不太讲客套的公孙瓒。
初，诏令公孙瓒讨乌桓，受虞节度。瓒但务会徒众以自强大，而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而虞为政仁爱，念利民物，由是与瓒渐不相平。
于是刘虞便开始与公孙瓒反复死磕。最后刘虞的军队都因为太讲仁义，基本占据绝对优势都打不赢。
虞兵不习战，又爱人庐舍，敕不听焚烧，急攻围不下。瓒乃简募锐士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突之。虞遂大败，与官属北奔居庸县。
刘虞的士兵不善于作战，又爱惜百姓的房屋，下令不许焚烧城池，一时间竟攻不下来，最后导致刘虞被公孙瓒反杀。
当然讲仁义更彻底更出名的还有一位名士管宁，同样也是以仁义闻名于世，但他因为过于理想化而拒绝了所有出仕的机会，这样他就只能在山沟沟里面宣扬仁义理论去了。
而鲁肃同样是乐善好施，因仁义出名。
周瑜为居巢长，将数百人故过候肃，并求资粮。肃家有两囷米，各三千斛，肃乃指一囷与周瑜。
周瑜在当居巢长的时候有一天路过鲁肃家，需要借粮食。鲁肃家里有两大米仓的米，各有三千斗。鲁肃手指其中一个米仓全给了周瑜。
而后来鲁肃也从大局出发，依照榻上策的思路，建议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但这竟让他成为人们眼中的老实人，对其评价远不及周瑜。
可见身处乱世之中，纯而又纯的仁义，只会像宋襄公那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成为迂腐的典型。
刘虞
有人就会感到奇怪。既然仁义在乱世之中如此不靠谱，那么还死守着它干嘛？
尤其是刘备，当看到此前这么多人都因为讲仁义而遭受重挫，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坚持？
这就和当时的环境有关。
184年，黄巾军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这让“汉德已衰”的论调再一次被提上台面。
即便如此，天下士人都还与东汉存在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如果非必要，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推翻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基。
所以一批名门大族誓与东汉共存亡，一心实现大汉中兴。就比如杨彪、孔融、荀彧等都追随汉献帝。这帮人的实力也很强，曹操当初就靠“兴复汉室”的旗帜获得了一大批士人的支持，从而让其由一个起步迟、底子薄的小诸侯，迅速发展为平定北方的霸主。
但接下来，曹操的篡权之举让士人们大为失望。一番抗争后，荀彧、孔融等人领了盒饭，杨彪之子杨修也被陷害而死，拥护汉室的大族纷纷遭受打压。
忠于汉室的士族因此改变了认知：表面上拥护没用，必须得拥护汉室的价值观。
那便是儒家的仁义。
这便是刘备即便因为仁义一再吃亏也要坚持的原因。他必须通过讲仁义来争取那些忠于汉室的士人们。
也就是通过讲求仁义，他才能超越曹操的兴汉模式，打造兴汉的2.0版本。
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
这便构成了刘备得以发展壮大的核心价值。
荀彧的坚持
但前面说了，纯而又纯的仁义，在乱世之中是苍白无力的。
刘备在此也走过了一段弯路。
195年，在兖州被曹操杀得大败后，吕布带着残部败走徐州。
占据徐州的刘备出于“仁义”或战略考虑，收留了被曹操击败、无处可去的吕布，让他驻扎在小沛。但这也相当于在身边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
在刘备与袁术交战期间，吕布趁其后方空虚，偷袭了徐州的治所下邳，夺走了整个徐州。
这说明在乱世中，仅有“仁义”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驾驭复杂局面、防备枭雄的权谋和硬实力。
于是刘备开始进一步深度挖掘大汉的价值观。
原来除了仁义之外，还有法家，所谓外儒内法。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汉承秦制，这个秦制，就是严密的法律体系、郡县制度和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注重赏罚、考核、集权。
这便是法家的内核。
仁义是终极目标和愿景，而法家权谋才是现实管理的骨架和方法。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只有仁义，那么现实的生存将难以继续；如果只讲法家，那么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将会使集体失去向心力和凝聚力。
刘备至此得到了兴汉的3.0版。
刘备成功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
在明确了理念之后，刘备入蜀后的治理思路一下变得成熟而通达起来。
他不再会被仁义所束缚。
法正提出应该参考当年汉高祖入关与民约法三章的先例，认为成都初定宜“缓刑弛禁”，放宽约束。
这便代表了益州势力希望刘备继续推行仁义的措施，不触动益州势力的利益。
但刘备不为所动。
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
无论是益州派还是东州派，都肆无忌惮地向君主刘璋要封赏、要职位，刘璋被逼无奈只得雨露均沾。但资源是有限的，难免顾此失彼，这样各方都认为刘璋不仁，都对其怠慢不敬，法度没有了，君臣之道也被破坏。
这种情况下，若刘备继续以仁义治蜀，又能靠什么树立和维护权威呢？
只有威之以法，用法治让人们明得失；限之以爵，量才使用，让大臣们珍惜荣誉。虽然是律法严明，但这样恩威并用，才能制约大臣百姓，让人们客观地去对待人事物，从而营造理性的社会氛围。蜀地才能真正地迎来希望。
当然刘备的法家和曹操的法家截然不同。仁义的特色一直都存在。
比如刘备对益州势力讲仁义。董和、黄权、李严等原本刘璋的部下，都被授予高官。
甚至与刘备有过节的刘巴，也因为其才华而被刘备多次征召并最终重用。
而制定法律《蜀科》，其根本目的也是在于整肃豪强，建立秩序。改变过去混乱、弱肉强食、土地兼并严重的社会局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是在对老百姓仁义，最终达成“蜀中殷盛丰乐”的目标。
即便是被益州势力称为严苛的“八务、八戒、六恐、五惧”的威刑重典，也是遵循惩奸除恶、锄强扶弱的思路，打击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等恶劣行为。
由此，刘备的治理理念高度符合了大汉的价值观。
刘备“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口号，也比曹操奉迎天子的行为要可靠得多。
刘备终于成为了汉室正统的代表，并以这面旗帜吸引了大批士族人才。
可见刘备成功的底层逻辑，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对两汉成功企业文化精髓的可持续复制。
这些便真正夯实了刘备称霸一方的基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