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并存，而意识形态竞争始终是国际博弈的重要内容。冷战期间，美苏主导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间的意识形态竞争激烈程度史无前例，两大阵营在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斗争激烈，斗争的核心是意识形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意识形态是美苏争夺根源，若在此斗争中失败，其他方面努力都将无意义。事实也表明，美苏宣布冷战结束时，苏联军事力量变化不大，变化的是意识形态及相关政治制度。美国 1990 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提及苏联意识形态和政策宗旨的改变。当年作为冷战爆发标志的“杜鲁门宣言”也以两种意识形态对立作为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逻辑起点。 经过四十多年的冷战较量，美国及其盟友以“不战而胜”实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全面胜利。在美国自由派看来，这场胜利标志着自由主义战胜了其最强大的对手——共产主义，且再无其他意识形态能够对其构成实质性挑战。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在二战中覆灭，社会民主主义则逐渐靠拢自由主义，成为欧洲“共识政治”的一部分；保守主义经过长期演变也融入自由主义体系，形成自由保守主义，与主流自由主义仅在社会文化政策上有差别。至于发展中国家在民族独立后形成的尼赫鲁主义、苏加诺主义、纳塞尔主义、庇隆主义等民族主义思潮，因影响有限，难以在全球范围挑战自由主义主导地位。 冷战结束前，日裔美国学者福山于1989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历史之终结?》一文引发反响，后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系统阐述其思想。他认为，苏东剧变不仅标志冷战结束，更意味着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战胜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极权主义，成为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和“最后的统治形式”。福山指出，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袭君主制及其他相对意识形态的局限，可能构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即历史的终结。虽然承认自由民主并非尽善尽美，某些国家在实现过程中会出现反复，但其理念已达到不可再改良的程度，自由民主代表人类政治与意识形态进步的大方向。 福山立论有实践基础，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说，该浪潮从1974年葡萄牙独裁政权倒台起，持续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波及多地，苏东剧变是高潮，此后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数量首次过半，到2000年实行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超100个，自由主义影响力随之扩大。但好景不长，自由主义很快遭遇“圣战”主义挑战，2001年“9·11”事件使美国遭受严重袭击，随后美国展开十年反恐战争。美国政府及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斗争未退出，对手由共产主义变为圣战主义，西方世界需遏制圣战主义，这一思想也在美国官方文件，如小布什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体现。 但以“圣战”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恐怖主义因反美反西方反人类，遭全球多数国家和民众反对，影响力较为负面‬，对自由主义挑战难持久，美国遂转移意识形态斗争矛头。虽恐怖主义在中东等地仍活跃、“圣战”主义影响犹存，但美国等西方国家更重视非西方大国意识形态对自由主义的挑战，首当其冲的是俄罗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西化”受挫后拉开与西方距离，探索自身发展道路与意识形态，“普京主义”应运而生，其“主权民主”思想在追求民主时更重视主权，拉开与西方“自由民主”的距离，否定西方为“民主”牺牲他国主权的行为，挑战了西方推广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故‬被西方视为“修正主义”大国。 当前‬‬，在意识形态上让美国等西方国家更为忌惮的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西方并‬不看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为中国改革会失败或演变成“自由民主”国家。但当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西方精英认识到融合中国战略失败，中国更坚定走特色道路，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选择。于是，西方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大国。越南、朝鲜、老挝、古巴仍坚持社会主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探索中建构自身意识形态，如埃尔多安主义等。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印度独立后奉行的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尼赫鲁主义，正被本土特色更强、自由主义色彩更少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