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的我，因原生家庭的缺憾，比同龄人更渴望温暖与认可，这份脆弱被张某精准捕捉、恶意利用。他频繁在课堂上声情并茂地朗诵我的作文，让我成为全班焦点；私下里，又在作业本上写下“前途可期”“你的未来永远是春天”之类的评语，让我误以为找到了可以倾诉一切的长辈、可以托付信任的恩师。可这份刻意营造的温情背后，是他处心积虑的恶意算计。他以“你心思重，需心理疏导”为由，将我诱骗至偏僻的教师宿舍，不顾我的挣扎反抗，对我强行“实施猥亵”我拼尽全身力气拒绝脱衣、奋力躲闪，可年少体弱的我，在他成年人的力量压制下，终究无力挣脱。
2002年夏季学期结束前，张某离开淅川二高，前往北京投奔做编辑的妻子。临走前，他又以“整理物品，与你道别”为借口再次约见我，还提出要饮酒助兴，我只浅饮了一点啤酒，他却借机说道：“最后一次要走了，还不给留个纪念？”“你说过不会伤害我的，”我苦苦哀求，他却敷衍道，“是没有伤害你，我只是蹭蹭。”他无耻地提出无理要求，我始终坚持不脱衣服，他便一再发誓承诺，说绝不会越界，可最后还是不顾我的激烈反抗，与我发生了实质性接触。事后，他又利用我年幼无知、欠缺性知识，哄骗我说什么都没做，让我安心，还假意许诺：“你的前途我会为你保驾护航。”多么讽刺啊，后来我声名狼藉、深陷泥潭，张某却逃之夭夭，一边欺骗妻子这只是“一个女生疯了的胡言乱语，不必当真”，一边还厚颜无耻地炫耀“谁叫我长得太帅呢？”除此之外，他非但毫无愧疚，还变本加厉地用谎言哄骗、用言语炫耀：谎称“忍着没破处，不会有任何后果”，得意地暗示“这事足够你记一辈子、念叨一辈子”，甚至许下“15年后再见”“走投无路就来找我”的虚假承诺，妄图将这场卑劣的性侵，粉饰成“特殊的成长引导”，掩盖自己违背师德、践踏法律的丑恶行径。
这段屈辱的经历，是我噩梦的起点，也让我在一次次欺骗中看清了张某毫无悔意的凉薄本质。2003年2到3月份，春寒料峭，寒风裹着高三备考的压抑，压得人喘不过气。就在这时，我意外收到了张某从北京寄来的一本复习资料，那一瞬间，被伤害的痛苦竟被一丝残存的幻想掩盖，我甚至愚蠢地觉得，他或许还有一丝愧疚与牵挂。可这份自欺欺人的幻想，很快就被他的绝情彻底碾碎。我的前桌杨某，总爱写莫名其妙小纸条，让我无法专心备考——班里同学都对他避之不及，没人愿意和他坐前后桌，我先后五次找到班主任李老师（政治老师兼班主任），哭着哀求调座位，可他要么敷衍搪塞，要么干脆置之不理，始终没有任何下文。绝望之下，出事前两天，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借着张某寄资料时留下的手机号跑到公用电话亭用201电话拨通了他的号码，想问问他当初的承诺、想寻求一丝慰藉。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他突如其来的暴怒斥责，他用冰冷刻薄的语气吼我，坚称“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勒令我不要再联系他，甚至全盘否认过往的一切纠葛，直言“彼此毫无牵扯，我在北京过得很好，往事别再提”。一句话，彻底斩断了我所有的念想，也把我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一夜无眠，泪水浸透了枕巾。第二天一早，我没有参加早自习，趁着校门口的混乱，拼尽全力逃出了这所让我窒息的学校，漫无目的地投奔了在县城老街居住的四姨——她也是一名老师，是我当时能抓住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
四姨看到我失魂落魄、满脸泪痕的样子，连忙上前询问缘由，我再也忍不住，哽咽着说出了被班主任掌掴的事。话音未落，我妈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神色慌张又带着怒气。她告诉我，李老师当晚就打电话到家里，谎称我“无故失踪”，还恶人先告状，说他撬开了我的日记本，发现我有“早恋”行为，才故意逃学。可他口中所谓的“早恋证据”，不过是我藏在日记本里的小心愿——我想努力考上北京的大学，还有一张偷偷珍藏的张某照片。那是我不敢与人言说的秘密，是创伤留下的隐秘印记，从来就没有过所谓的早恋。李老师未经允许撬开我的日记本，肆意窥探我的隐私，还编造谎言歪曲事实、污蔑我的名声，只为掩盖自己不作为、乱作为的失职。家人被他的谎言蒙蔽，也对着我一通训斥，多重压力如同巨石，彻底压垮了我。当晚在四姨家，我彻底失控，半夜突然大喊救命，疯狂地砸毁家里的家电，哭声、砸东西的声响惊动了邻居，邻居不堪其扰报了警，警察赶到后也只能无奈劝说。
家人实在无计可施，只得先把我送往淅川县医院，可我依旧情绪狂躁，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有人要害死我”，几个人合力才能勉强按住我。最终，我被强行送往金河精神病院，那时我还叫张桂霞，从踏入医院大门的那一刻起，我便坠入了另一个暗无天日的深渊。
在金河精神病院的3到4个月里，我如同被剥夺了灵魂的木偶，被迫接受着一系列冰冷的治疗。每天都要服用大量精神类药物，药物带来的眩晕、嗜睡、手抖等副作用让我痛苦不堪，更让我恐惧的是至少两次电休克治疗——每次治疗后，大脑都会一片空白，记忆力飞速衰退，那些痛苦的片段虽被暂时压制，却留下了不可逆的损伤。除此之外，我每天还要被迫进行头部佩戴器械的治疗，冰冷的器械贴在头皮上，那种不适感深入骨髓。更令人寒心的是，所有治疗费用都需全额自费，我们每次都以现金支付，可医院自始至终没有开具任何票据，仿佛我的痛苦治疗，只是一场见不得光的交易。外婆心疼我，一直陪着我，我被单独关在一间“小黑屋”里，门外是冰冷的铁门，只有外婆持有钥匙，我如同被囚禁的囚徒，失去了自由与尊严。
住院期间，我曾趁外婆不注意，偷偷跑出病房，在医院对面的小卖部，攥着两枚1元硬币，颤抖着拨通了张某的手机号，我还想再问一句为什么，可电话那头的他，语气比寒冬更冷，只丢下一句“不要再来找我，我死了”，便匆匆挂断电话，从此彻底失联。后来二嫂跟我说，我在病院里一度陷入混乱，我不能让人发现我的日记，日记里夹着的照片的人帮过我，送我手表送我雨伞，还对我比谁都亲，他亲过我抱过我。这些话疯疯癫癫，无人当真。后来想想，张某当年送过我用旧的雨伞、没有表链的手表，以及廉价的鸡蛋糕是他留给我的、挥之不去的噩梦印记。
这些强制治疗留下的后遗症，伴随了我二十三年，从未消散。记忆力严重衰退，刚说过的话、刚做过的事转眼就忘；双手不受控制地颤抖，连端一杯水都要小心翼翼；更残酷的是，我永久性丧失了性快感，生理上的创伤与心理上的阴影交织，让我始终无法正常面对亲密关系。出院后，我整个人如同行尸走肉，毫无斗志、郁郁寡欢，除了被动应付学习，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丝毫兴趣。
当年我的同一届同学在高考，我还在精神病院接受电疗，二高全体师生更是集体失声，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唯有悄咪咪的谣言在校园里无声无息地散播。
我出院后因在精神病院服用很多精神类药物，那些药物可以强制让大脑关机因此彻底失去了所有在二高读书的同学的消息，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面孔，如今只剩模糊的影子，我甚至记不清我们班有谁——创伤与孤立，彻底斩断了我与那段校园时光的所有联结，却奇迹般得记得导致我发生悲剧的每一个瞬间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恶意的中伤：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我“不知廉耻，暗恋老师”；更有甚者，凭空编造“我为张某怀孕堕胎”的谣言，这些话语像一把把尖刀，反复刺穿着我的伤口。那时的我，法律意识极其淡薄，从未想过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权益，我妈曾为我找过学校，想讨要一个说法，可学校要么推诿扯皮，要么敷衍了事，最后此事不了了之。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25年我开始向学校追问，当年我在高考前夕莫名从班级消失，为何学校没有任何书面记录与解释？我住进精神病院的事，学校并非不知情，却始终无人探访我的病情，也没有打过一次回访电话，对我的后续状况全然不问。我就像一滴水汇入海洋，无声无息、无人问津，这份冷漠比当年的伤害更让人寒心。从此，“淅川二高”“张某”这两个名字，成了我心底最深的禁忌，每当有人提及，我都会控制不住地浑身发抖，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早已刻进了我的骨子里。
为了逃离那些如影随形的流言蜚语，为了躲开那些充满恶意的目光，我被迫改掉原名，化名淅川子涵，转学至另一所高中复读。可创伤与药物副作用，从未放过我。手抖不止让我无法流畅书写，记忆力大幅下降让我记不住知识点，曾经稳居重点班前列的优等生，如今连简单的习题都难以应对。高考结束后，我以惨败收场，仅考上一所普通专科院校，而在辗转求学的过程中，我的学籍也不慎丢失，彻底斩断了我通过学业改写命运的可能。二十多年来，我始终依赖精神类药物勉强维持正常状态，每年都会因这段创伤数次崩溃，轻则闭门不出、默默流泪，重则情绪失控、伤害自己。
我对异性的追求本能地回避、抗拒，到了适婚年龄，也因那些谣言和自身的心理障碍，无人提亲。周遭的恶意从未消散，那些凭空捏造的谎言，像沉重的枷锁，牢牢困住了我，让我无法拥有正常的社交、爱情与婚姻。我不敢恋爱，不敢结婚，甚至不敢向任何人提及这段过往，哪怕生活偶有光亮，只要想起这件事，整个人就会瞬间坠入冰窖，黯淡下来，蜷缩成一团不停发抖。那个17岁的女孩，那个对未来充满憧憬、渴望考上北京高校的女孩，始终被困在当年的创伤里，再也没能走出来。
二十三年来，“讨要说法”这四个字，像一根执念般支撑着我活下去。我几乎每换一座城市，都会下意识地拨打张某的手机号，电话要么无人接听，要么被接通后立刻挂断，每一次拨号，都是一次自我凌迟。结婚前一天，我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给他发了一封邮件，告知他我的近况，盼着他能有一丝愧疚，可邮件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直到2025年，这个号码被彻底注销，我连最后一点与他相关的联系痕迹，都失去了。转机出现在2020年左右，我们通过QQ（张某账号413xxx462）重新取得了联系，面对我多年的质问与哭诉，他终于松了口，承认“多年前不该以老师的身份做那样的事”，坦言知道我这些年受了莫大的委屈，还信誓旦旦地承诺会尽力弥补我。
可我没想到，这份迟来的“忏悔”，不过是他精心设计的另一场骗局。他再次以情感哄骗的方式，侵犯了我的身体与仅剩的信任，将二十年前的伤害再度延续、加深。2021年4月，张某在清明节祭祀完自己2020年秋季去世的母亲后，专程赶赴淮城约见我，就是这一次见面，让我意外怀孕，最终因身体状况与心理压力，只能无奈选择流产。流产后的痛苦与绝望，他视而不见，依旧用“每个人都该有自由空间”之类的借口搪塞敷衍，直到他的妻子发现此事，他立刻调转态度，彻底撕破伪装，与妻子一同将所有过错都推到我身上，对我进行恶意诋毁。
2025年，张某妻子变本加厉，不仅通过微信对我进行恶毒辱骂，用最肮脏的词汇污蔑我“不要脸、主动勾搭男老师”，还凭空编造“学生时代趁张某酒醉脱他衣服”的卑劣谎言，颠倒黑白、恶意污名化我，妄图将我塑造成“勾引老师的坏学生”，以此掩盖张某的罪行。她还发来多条短信持续辱骂，字字诛心地嘲讽我“不知廉耻”，挖苦我只能抱着那些“无用的聊天记录”过一辈子，甚至狂妄叫嚣“没有证据你爱怎么告怎么告，告到哪里我都不怕”，那份有恃无恐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可即便如此，警方仍仅以“案发时间久远、已超过一般刑事追诉时效”为由，出具了《不予立案通知书》（浙公(商)不立字(2025)105号）。我不服此结果，依法申请刑事复议，可复议决定（浙公刑复字(2025)9号）依旧维持了原结论，对我提出的“张某的侵害行为存在连续状态，追诉时效应从最后一次侵害终了之日起计算”的合理主张，予以无视和驳回，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规定的核准追诉机制避而不谈，让我本就艰难的维权之路，再遭致命重创。
与我二十三年的痛苦挣扎形成刺眼反差的是，张某如今活得光鲜亮丽、风生水起。他自诩为北京世纪悦x文化有限公司创始人，还顶着“科普大师”的头衔，在各大平台公开传播健康理念，标榜自己是传递正能量的公众人物。可谁能想到，这个站在聚光灯下满口正义的人，背后藏着奸淫未成年学生的丑恶过往，他用受害者的一生幸福，换来了自己的功成名就，其道貌岸然的模样，令人作呕。
我始终坚定地认为，张某作为当时对我负有教育、管理、照护职责的教师，在我未满十八周岁、心智尚未成熟时，对我实施性侵，后续又通过情感欺骗、持续纠缠等方式反复伤害我，其行为明显构成连续侵害，理应适用《刑法》第236条“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2021年新增）——该罪名明确规定，即使不存在暴力、胁迫行为，只要与未成年学生发生性关系，即构成犯罪，且追诉时效应从最后一次侵害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他毁了我的一生，让我在病痛与屈辱中挣扎二十三年，却戴着光环逍遥法外，这绝不公平！我恳请相关部门能够正视此事，重新彻查此案，依法吊销张某的教师资格证，将其逐出出版行业、公众视野，追究其应有的法律责任；同时我更呼吁，尽快完善校园性侵强制报告制度，杜绝“李老师式”的失职不作为，规范精神医疗流程，严查医疗乱象，弥补制度性保护缺失的漏洞，不让更多未成年女孩重蹈我的覆辙。
尽管目前案件面临刑事追诉时效已过、直接物证不足等诸多困境，但我从未想过放弃。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为了不让恶行被掩埋，我已着手系统整理证据链：将张某承认自身恶行的QQ聊天记录，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存证与公证，确保证据不被篡改；同时申请提取该QQ账号的实名信息，固定加害人身份；向金河精神病院反复申请调取当年的住院病历复印件，联系当年的主治门医生，恳请其出具书面证言，证明我当时的病情与张某的侵害行为存在直接关联；此外，我还收集了近五年的精神科就诊记录、用药清单，构建起完整的“加害人自认+损害因果链”证据体系，用铁证证明张某的恶行对我造成的终身创伤。接下来，我将继续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核准追诉，坚决追究张某的刑事责任；同时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足额精神损害赔偿，要求他对我的终身创伤承担全部责任，赔偿我二十三年来的医疗费用、心理治疗费用及精神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