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追随总理北上及作客张垣

十三年，奉直之战爆发，北方骤然动荡，南方各位贤士，纷纷进入湖南，都在做作战的准备。总理当时约我商议，认为以中国当前局势，日本的关系非常重大，应当多加留意。几天之内，总理就确定派遣大员出访日本，于是把我叫到卧室说：“前几天我说的话，确实有见地，现在打算派大员去日本，作为联络调查各项事务的人，你看派谁合适？”我回答说：“仓促之间，没有比您亲自去更合适的了。”总理于是决定亲自前往日本。第二天又召见我，交代去日本之后应当留意的言论、行事，以及长时间谈话的要点（当时孙夫人宋庆龄也在坐）。又发电报数万字。我领命之后，就启程赶路。刚抵达东京，就听闻段祺瑞以执政名义，在北京掌权，任命黄郛为国务总理，组织内阁，并有任命我做参谋总长的命令。先是直奉战争爆发，总理得知北方革命军和奉系人马，将有大规模的谋划，一旦时机成熟，就欢迎总理北上。实行三民主义，拯救国家，之后国民军队班师回京，推翻贿选政府，发动首都革命，恭请总理北上，果然就像之前听说的那样。国民军除第一军冯玉祥外，还有第二军的胡景翼，第三军的孙岳。胡是本党青年同志，关中豪杰，很早就得到总理的信任。孙早年就加入本党，并且和我在江西相识，这个人肝胆照人，极有血性。冯氏也多次跟我说起他的事，他一心投身革命，折服于总理，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次国民军，一面欢迎总理北上，主持大计，一面推倒贿选政府，维持一时局面，推举黄郛担任国务总理。黄郛与冯玉祥关系十分密切，对革命抱有很深的同情；李书城担任陆军部长，李是黄克强先生多年的参谋长；杨庶堪担任司法部长，是本党老同志，曾经担任总理的秘书长；王正廷担任外交部长，在本党奋斗多年，有着光辉的历史。纵观这一次内阁，可以说已经国民党化。我感慨国事，大有可为啊！

日本的报纸，此时对此事也有详细记载。有很多日本人前来问候或者祝贺我，我都郑重地答复他们。这时候段祺瑞约总理北上，共同商议大事，总理反复斟酌，众人意见纷杂，没能确定动身日期和走哪条路线。总理当即发电召回我回国。我抵达上海的时候，总理已经到①，当即晋见总理，总理告诉我：“芝泉邀约我北上，现在正要启程，但是各位朋友意见不一，你觉得这事怎么样？”我回答说日本老朋友很多，比如头山满、犬养毅、白浪滔天、末松竹二郎这些人，都是他们国内的贤达，和总理意气相投，如果绕道日本短暂停留，收获一定很大。总理于是确定绕道日本的计划，并且指定随行人员二十多人。于是整理行装，登上轮船，向着神户进发。船行驶得很快，驶入太平洋，总理却感觉身体不舒服。我进舱问候总理病情，总理说是肝病复发。我说：“总理您有名的医学博士，为什么不早点医治？”总理回答：“等到到津之后再说。”夫人在一旁侍奉，十分周到，每日饮食，都是夫人亲自照料。船抵达大阪，入住旅馆。日本人得知总理到来，远近赶来拜见的人很多，并且举办欢迎大会。日本人代表致辞欢迎完毕，戴季陶代表总理答谢。

总理又做长篇演说，我还记得总理讲：“东方的文明，它的道义与德行，西方的文明，不过是飞机大炮而已。我们要用东方文明输入西方，不必羡慕西方的文明，来抛弃东方本土文明。”翻译这段话的，是当地某女子学堂的校长，天资极高，记忆力很强。总理极其称赞她。在日本短暂停留之后，就乘船奔赴天津。行走一天多，总理依旧带病，上岸乘车，张学良带领军队、各界人士迎接。于是进入指定的旅馆休息。

我等人请求总理前往拜访张作霖，总理答应了，于是任命汪兆铭作为代表一同前往。我对汪说：“刘邦会在鸿门宴上，有张良和樊哙同行才没有危险。如今先生前往拜访雨亭，应当有随从人员，派谁合适？”总理于是命令汪兆铭，邵元冲、孙科以及我一同随行。第二天分乘两辆汽车，又带着副官一共一行人前去。张作霖得知总理将要前来，戒备十分严密。我们抵达，张学良出来迎接总理和随行众人，下车进入客室。刚见到一个矮小瘦弱的男子，径直坐到主位，意气傲慢。大家坐定，他却默然一言不发。因为总理本来先接见众人，同行的其他人，不便先开口。总理于是开口说：“昨天抵达塘沽，承蒙奉军军队迎接，情意厚重，特地前来拜访。”张作霖又说：“这一次奉直大战，依靠贵军的力量，打败吴佩孚，实在是承蒙贵军。”张作霖说：“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值得庆贺。”话说完神色很不高兴。我目视同行各位友人，全都一言不发。我于是起身，向总理和张作霖拱手行礼，并且说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铲除国家的障碍，像吴子玉这类人全部铲除，想要谋求国家进步、人民幸福，终究是没有希望。总理孙公的贺词，确实有价值，张公您也应当接受它。”张作霖这才面露喜色。总理缓缓说道：“协和这番话是对的。自从民国成立以来，能理解我的，只有雨亭兄一人。”话说到这里气氛缓和下来，张作霖命人准备茶酒，总理与他握手，告辞离开。回到旅馆，汪兆铭说：“危险啊危险！”我于是对他说：“有这样的胆魄，就能够扫除祸国殃民的政敌，没有什么大事不能办成。”汪兆铭听完很感慨，大家都大笑起来。

不久之后，总理病情急剧恶化，天津缺少良医，于是决定进入北京协和医院诊治。北京虽然处在段祺瑞执政府的势力范围，可是国民军的武力，实际上是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当时的卫戍司令鹿钟麟，已经奉冯氏的命令，这支在北京的部队，全部听从总理的命令调动支配。总理入京养病，在总理以及众人的想法里，都觉得是最好的时机。这次北上的队伍，已经进入国境，总理对众人说：“北伐军队进军顺利，将要抵达吉安，我打算暂时有事到赣州，事情办妥，就可以先行。”我于是辞别总理南下。抵达上海之后，汪兆铭致电孙科，通知各方，在某日专车迎接总理北上，随即送往协和医院，先后多次进入病房探视。这时候总理已经病危，不省人事，转移到顾维钧的私宅。北京城里城外的亲友全都聚集过来，我就静坐于西花厅，照料一切。而总理竟然在这一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点，溘然长逝。痛哉！同行众人，都在协和医院入殓，举办丧礼以及停灵之处，社会各界都认为应当在社稷坛举办。执政府收到消息，舆论议论纷纷，分成支持、反对两派。北京城中也是如此。有熊希龄先生，湖南凤凰人，曾经科举登第，是湘中的名士，原本在北京组建内阁，所以熟悉执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信义。听闻总理停灵，不时产生争执，于是出面调解，政府和京城民众，才终于放下心结。段祺瑞执政府的代表王某到社稷坛，与汪兆铭接洽，竟然公然表示执政府对于社稷坛用来治丧这件事不能同意。汪兆铭对他说：“总理创造民国，如今按照约定到京城病逝，在社稷坛治丧，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执政府代表依旧反对，汪兆铭表达了这个意思。王现在就在这里，李协和可以来驳斥他。众人听完，都愤怒得头发都要竖起来，立刻叫我来见这位代表。汪兆铭对众位代表说：“这位就是李协和先生。”我于是说：“社稷坛是国家所有，不是执政府可以私自占有的。总理亲手创建共和，执政府才得以安居皇宫。如今总理按照约定前来，不幸病逝，在社稷坛治丧，执政府尚且敢提出异议吗。”用这番话驳斥对方。王某气势受挫，就回答说回去向执政府汇报。

入殓的时候，由莫斯科代表鲍罗廷引导前行。总理遗像，覆盖国旗一面，外国人、协和医院的人，用莫斯科送来的玻璃棺椁。吊唁的人分成若干组，依次列队行礼。第一组由汪兆铭带领，其余分成两组。国内贤达，都以能瞻仰遗容作为荣耀。因为很多同志事先约定，不是自己人就不参与吊唁。抵达社稷坛，灵柩安放在大殿正中。所有人都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然后退下。汪兆铭这个时候守在总理灵前，挥洒泪水，像丧亲一样。没想到直到今天，反对段祺瑞、张作霖卖国的事情，实在让人悲痛！

停灵之后，远近前来吊唁的有十万多人。起初执政府本来打算亲自前来，很快又打消念头，改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表执政府前来吊唁。我等人知道执政府将会前来，布置得十分周密，众人一起答谢并且赠送书信一封，措辞立意，恭敬稳妥。龚心湛告辞说：“国家不幸，元首去世，举国哀痛，山河失色。总理患病之初，执政府就派官员前来探视医治，优厚的慰问体恤，无微不至。今日开吊，又承蒙执政府亲临吊唁，并且送来悼词，家属以及治丧同仁，深深感念。回想辛亥革命，中山先生发起革命，合肥（段祺瑞）响应，马厂起义，于是共和建立，而中山先生和合肥，是民国历史里，有重大关联、被全国人民敬重的人物。吴国动乱，联合军队起兵，合肥与中山共同扶持国家，合肥与中山在近代历史里，关系密切的程度，不同于寻常人。中山先生与合肥实在是民国两大支柱，不曾折损其中任何一人！此后两位先生应当承担的责任，合肥一个人要全部承担。百姓颠沛流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得不到片刻休养生息，合肥看待百姓如同子女一般，必定有办法告慰九泉之下海内外同胞。”鲍罗廷代表致谢，又延伸说到这里，表达俄国人仰慕贤士的心意。唯独合肥（段祺瑞）。一时间派龚心湛前来，全体肃穆。当时就有民众、学生两三千人，聚集在台阶下面，想要瞻仰执政府官员的威仪。执政府在丧礼这件事上失去信用，而治丧处不能失信于人民，可惜啊！

我于是对众人做简短演说，告诉大家这些守旧老朽，哪里能主持国事，各位青年，今后要留意改造时局，必须慎重推举人选。并且宣布执政府不能前来的缘由。龚心湛到场的时候，守门学生，不允许他从中间道路上去，不得已，才由侧门进入。龚吊唁完毕，梁鸿志再次回来，众人就答谢书信，交给他带走。得到大家的大力称赞。

冯玉祥听闻总理逝世，发电报给鹿钟麟说：“孙中山先生，国民党的总理，是全世界伟大的人物。如今应执政府邀请，来京城商议国事，不幸病逝在这里，国家痛失领袖，伤痛无尽。已经拟定安排治丧事宜，由李协和总负责，余远在张家口，不能前来参加，一切用钱用人的事情，希望全部听从协和的安排。倘若因此发生意外，我与兄弟应当一同承担责任。”钟麟收到这份电报，用电报告知我。我于是安排部下部署，此后没有不能办好的事情。治丧花费巨大，李孔祥熙仔细统计各项开支，费用得以不匮乏。

开吊三日，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各方送来挽联，极其哀痛。有很多挽联篇幅很长，大多文采出众，可惜我记不全原文。我翻看挽词说：“才逾汤武，功盖桓文，九万里威震威名。上天降下英才，前面没有古人，后面没有来者；手持符节，进入京城，二十年共同经历患难。山颓安仰，上是为国悲痛，下是为私人哀伤。”①是武宁李廉潘学海写的。

第二天移灵，集合黄埔总司令部来官兵训话，并且制作图表，分发给所有人，让大家遵照执行。灵车用炮车一辆。到碧云寺，先用很多木板，搭成长斜坡通道，总理灵柩抬到之后，目前吊唁的众人，依旧按照原定计划，上前行礼，用几十丈长的麻绳，系在灵柩前端，众人拉着绳索向上。总理的英灵，就此安息在这座寺庙之中。一切布置，全部由孔祥熙规划安排。

在北京的各位朋友，虽然每日沉浸在丧痛之中，依旧经常集会讨论之后应当推行的工作。（唯独鲍罗廷与鲍罗廷夫人常常私下密谈）都认为中国革命同志，只知道留意南方，对北方关注很少，所以革命事业，没能彻底成功。今后应当改变观念，纠正过去做事的方法与方向。众人都同意，于是很多人留意北方。我和国民第三军总司令孙岳，曾经在庐山开办讲习所，是老朋友，第二军总司令胡景翼，是我在日本大阪所结交的毕生知己，也有数面之交，唯独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总司令冯玉祥，听过他的名声，却从来没有见过一面，总理逝世之后，他发来电报慰问，十分周到，中央也很感激，打算前往拜访。趁着之前司法总长徐谦的介绍，准备前往张垣。

我这个时候因为丧礼悲伤疲惫，在香山雨香馆休息。雨香馆，是冯幼宇私人的宅院。在这里住了很多天。适逢林森、张继、邹鲁诸位贤士，接连前来，在西山的这个宅院，随即在西山召开会议。

见到冯的书信之后，知道冯这个人，就派遣人员赶赴香山迎接我，礼节十分隆重。我带着我的厚谊前往。等我到的时候，冯玉祥已经亲自率领军队，到车站握手迎接，彼此相见，都有相见恨晚的感慨。随即聘请我担任总参议，负责操练场地与讲堂事务。此后国民军北方诸多事务，才得以顺利推进。冯玉祥这个人，确实有超出常人之处，招揽贤士，礼遇人才，治军有办法。我感慨他待人十分诚恳，有的人过度诋毁他，实在是言过其实。

国民军和奉军交战的时候，冯玉祥多次到山海关指导一切。我请求前往协助，并且增聘卢师谛担任副总参议。我和卢师谛一同出发。一同到山海关联络军务，时常发电报给冯玉祥，征询意见。冯玉祥回复电报，也有“相见恨晚”的话语。卢师谛说：“这句话说的是您。”我说：“这句话说的是他。”停留数日之后，再次接到冯玉祥的电报：“我有事情西行，此间全部事务，已经托付张之江、鹿钟麟负责办理。希望两位先生在焕章远赴苏俄的时候，多多教益。深深盼望两位依旧像往日一样教导焕章，教导张、鹿两位。”

有俄国军事教官几十人，分配在各个军队，教学做事很勤勉，焕章对待他们也礼遇有加。俄国人回国的时候，焕章必定丰厚饯行。有人询问中俄合作、三民主义的价值，以及和共产主义的异同之处，俄国人也深深感慨。

南苑四通八达，是通往各方的要道，百姓生活富足。焕章驻军在这里，各位将士家属，有远近前来探望的，焕章都命令各部长官按照礼数招待，离开的时候都送给路费。士兵有疾病，就请医生诊治。有一名士兵，患败血症很多年，快要不治，良医来诊治。焕章问医生：“还有办法医治吗？”医生回答：“有，但是药方不容易准备。”焕章说：“你尽管说！”医生说：“很难。”再三询问，医生才说：“病人病入膏肓，除非输血不可。这件事必须找到年轻强壮、身体干净，并且愿意输血的人才可以。”焕章于是握住医生的手说：“我愿意献血吗？”医生说：“先生您治军，向来被部下敬重，看待士兵如同自己的子弟，军队里都把先生当成父母，在北方受到敬重。不了解的人。”焕章于是凝神注视医生说：“立刻取针，取我身上的血就可以。”医生不敢，又不敢不依从，焕章于是笑着引用关公刮骨的故事，对医生说：“只管取血，有什么可犹豫！”医生于是大胆取血，取满三百CC才停下。全体官兵，感动落泪，高声呼喊万岁。军营里面的士兵，无论年龄大小，全都愿意为他拼死效命！我虽然远在别的地方，听说这件事也不停流泪。哎，这就是大家拥护焕章的原因！

注：①李烈钧十一月十三日自日本回到上海，而孙中山十七日始抵上海。

①挽词除个别字外，与前录相同。但《民国日报》记载：“总理逝世三周年，李烈钧有挽词曰……”故此处所记时间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