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接驾引发的自杀,揭开汉武盛世的另一面...
四年(前113 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诏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其令有司议!”立后土祠于泽中圜丘。上遂自夏阳东幸汾阴。是时,天子始巡郡、国;河东守不意行至,不办,自杀。《资治通鉴・汉纪》
五年(前112 年)冬,十月,上祠五于雍,遂逾陇,西登崆峒。陇西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令,惶恐,自杀。《资治通鉴・汉纪》
一、事件还原
和所有的封建皇帝一样,汉武帝也喜欢到各地巡游,或为祭祀,或为求仙,或为封疆。
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第一次出巡各郡、国,先东渡黄河到河东的汾阴(今山西夏县)。
河东郡守“不意行至,不办”,即未预料到皇帝突然驾到,后勤供应(如饮食、住宿、安保等)无法及时筹备,情急之下,惶恐自杀。
元鼎五年(前112年)冬季,十月,汉武帝在雍(今陕西宝鸡凤翔一带)祭祀五帝后,西行登上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市崆峒区)。
陇西郡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卒(通“猝”),意思是皇帝突然抵达,无法供应武帝随从官员的饭食,陇西郡守惶恐之下也自尽而亡。
皇帝出巡堪称国家头等大事,地方官员接待稍有差池,导致圣驾受辱,往往招致灭顶之灾。
史书虽未明载汉武帝是否直接下令追究,但两位郡守最终选择“畏罪自杀”。
他们深知,自己的失误很可能将触怒皇威,还可能引来株连家族的重罪。对他们来说,自杀,成了保全名节、庇护家族的无奈之路。
有人从“人情”角度解读,认为郡守“不会做人”,没人通报皇帝何时到访,没能提前做好接待工作。
事实上,就当时地方的条件,即便“有意行至”,提前知道皇帝要来,他们也很难及时调动物资,筹备好相关事务。
汉武帝随行人员的接待需求,已经超出了二地的承载能力。而非郡守 懂不懂人情”的问题。
两位郡守最终选择自戕,实则是被三方无形合力逼入了绝境:
武帝巡狩“不意行至”,突发性皇权压力。
地方财政枯竭,告缗令致“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
刑不上大夫的异化,“将相不对理陈冤”。
二、巡行的沉重负担
汉武帝的巡行,车马所到之处,既是皇家威仪的巡狩,也是统治触角的延伸,堪称为移动权力的展示。
1. 规模与频率
汉武帝出巡频率高、规模大,重要的是还带有突发性,巡行如风,王驾忽临——一场说走就走的武帝级任性。
据《汉书・武帝纪》统计,汉武帝在位54年(前141-前87年)共进行15次大规模出巡,其中东巡(含泰山封禅)7 次。
汉武帝出巡,除了护卫的禁军,身后往往还有一个移动的小朝廷。
丞相、御史大夫这些近臣高官必须跟着,也能在行进中随时商量、决策国家大事;李少君、栾大这些方士们也在,他们怀揣炼丹的方子和通神的技能,既满足汉武帝求仙的心思,也让武帝出巡多了点神秘色彩。
司马迁也在队伍里,作为史官,他写的封禅、祭祀的事,都是跟着汉武帝的足迹记下来的;再加上后宫、侍从,队伍有几千人,巡行车马连绵好几里地。
这样的盛况与细节,并非虚言。《史记・封禅书》、《汉书・武帝纪》等核心史料,就详细记载了汉武帝北巡、祭祀黄帝陵的情形。
“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 《汉书・武帝纪》
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馀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史记・封禅书》
民间因此有传说,汉武帝祭祀黄帝陵时,十八万士兵运土筑仙台。当然,武帝的这次出巡有点特殊,带有震慑匈奴的目的。
2.祭祀花费黑洞
汉武帝迷信方术,试图通过祭祀求仙、巩固统治,所以他在祭祀上的投入,比汉初多得多。沿途的郡县要负责供应物资。
汉代地方郡县要按中央的命令准备祭祀物资。这些物资里,有牛、马、羊等牲畜,需从地方畜牧业里征调,或由百姓摊派购买。
还有玉帛(祭祀用的玉器和丝帛)、谷物、酒等,都要靠郡县的赋税或徭役来承担。
《汉书・食货志》记载:“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 祭祀作为“内兴功利”的一部分,它的花费和军事、工程一样,是财政压力的来源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汉武帝为追求长生,东巡求仙,供养数千方士,却一无所获,反而导致“百姓疲敝”,成为农民对抗的导火索。
3.接待标准失控
皇帝随行人员达数千人(《汉旧仪》),地方需供应食宿、车马、仪仗。
陇西郡守因“从官不得令”自杀,其实是因为贫困的郡县没法满足禁卫军索要的羊肉、酒浆等奢侈品。
三、财政枯竭的深层背景
《汉书·食货志》记载,漠北之战后,朝廷“赏赐五十万金,军马死者十余万匹”,加之军械转运耗资无算,国库已空空如也,很多士卒都领不到俸禄。为填财窟,武帝动了经济改革心思。
1.货币政策的混乱
元狩四年(前119年),颁白鹿皮币,一方尺带镶边的白鹿皮竟抵四十万钱,要求列侯朝觐必购,与劫掠无异。
至元鼎二年(前115年),强推赤侧钱(以赤铜镶边的劣币),迫使百姓以五枚旧钱兑一枚新钱,市井怨沸。
再两年(前113年),朝廷禁止郡国铸币。旧钱成废铜,新钱又供应不够。三重绞索之下,商贾闭门拒市。
货币混乱导致“粟帛反成硬通货”, 海内退化至以物易物;同样货币政策的频繁变动,流民四起,郡县库空如洗。
2. 朝廷的钱袋子鼓了,地方的粮仓却空了
为解财政危机,前119年,武帝颁布“算缗令(向商人征收财产税,隐瞒者抄家)“,收效甚微,富豪权贵都不愿捐钱,于是“告缗令”横空出世。
在商人自行报税的基础上,鼓励民众告发偷逃税者(即“告缗”),如告发属实,可获得被告发者一半的财产作为奖励。
自此“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史记・平准书》)。意思是全国中等家产以上的人家,大多都被揭发,很多人因此破产。
盐铁专营、算缗告缗,如巨鲸吸水,武帝的钱袋子鼓起来了,郡县仓廪却空了。
河东郡,地处关中门户,本是农业重镇,但元鼎年间因 “支援漠北之战”,已连续三年向边军输送粮食、草料,府库早已空虚;
陇西郡:作为对抗匈奴的前线,“盐铁专营” 后,本地铁器作坊被收归中央,牧民失去工具来源,畜牧业崩溃,而 “告缗令” 又摧毁了仅存的商市,连买粮食的钱都凑不齐。
地方经济崩溃后,更没法接待皇帝了。
两位封疆大吏“供不起皇帝一顿饭”,不是他们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帝国财政政策导致地方经济崩溃的结果。
四、制度绞索下的生存困境
“刑不上大夫”在汉武帝时期变得很极端,“将相不对理陈冤”成了不成文的规矩。
1. 地方太守也逃不过的规矩
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的观念,这个观念的大白话就是大臣是天子身边的人,有罪不应和平民一样遭受戮辱。
他将皇权比着庙堂,大臣为台阶,为保大厦在百姓眼中的威仪,就要避免大臣(如周勃那样)受到狱吏对底层百姓一样的羞辱,因而
主张官员们犯错时,用自杀替代公开刑罚。
文帝采纳了贾谊的这条建议。后来文帝的唯一的舅舅,薄昭犯了死罪,文帝便派人去劝他自杀,薄昭不肯就犯,文帝又派群臣穿着丧服去他家中哭吊,最终薄昭自杀。
自此,这种风气流传下来,逐渐形成了“将相不对理陈冤”的惯例。
汉武帝时期酷吏横行,刑讯泛滥,丞相的地位和礼遇大不如前。武帝一朝共13个丞相,善终的只有3人,自杀的有4人。“将相不对理陈冤”更为常见。
2. “不对理”的本质
所谓“对理”是指在司法场合与审讯者当面对质、陈述冤情。
汉代,普通官员或百姓若被指控,可通过廷尉(中央最高司法官)等机构进行申诉。
但将相高官作为朝廷柱石,若与皇帝“对理”,则被视为以下抗上、破坏君臣尊卑秩序。
皇帝一旦起了疑心,就算官员认为自己无罪,也不能公开反驳皇帝的旨意,大臣们哪怕只是辩解几句,也会被扣上 "不敬" 的帽子。
3.从“将相”到“郡守”:同一套生存法则的传递
汉武帝时期,“不得辩解”的规矩从中央层层渗透到地方。
哪怕他们只是二千石,而非将相,面对的压力却与当年周亚夫、当下的赵周相似 ,区别只在层级,不在本质。
周亚夫因“地下谋反”的苛责而绝食,赵周因“酎金(诸侯进供的黄金成色不足)案”而自戕,河东、陇西郡守因供应不足而自杀,背后都是同一条潜规则。
他们清楚:自己的失误已被定性为“失职辱命”,解释 就是反抗。
史书记载,汉武帝时期因‘小过’自杀的中层官员不在少数 。如苏武之兄苏嘉因随驾时不慎撞断车辕(“扶辇下除,触柱折辕”),被弹劾“大不敬”。他们和河东、陇西郡守一样,都困在‘不能辩、不敢辩’的制度里”。
四、结语
河东与陇西郡守的自杀,是皇权骤压、地方财竭与苛酷官场规则交织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上的汉武帝,雄才大略。司马迁虽受宫刑仍称其“内修法度,外攘夷狄”,晚年的汉武帝也以“轮台罪己诏”作了反思。
回望这段历史,或许能更明白:真正的长治久安,从不在表面的辉煌与绝对的掌控里,而在权力与责任间那道审慎的边界,在宏大目标与民生承载之间的那份体恤。
这份对人的敬畏、对度的拿捏,穿越2000多年,仍是衡量治理智慧的无声标尺。
#盛世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