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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波/文

第一次在金融街的一个写字楼前看到一位女性外卖骑手，感到又惊讶，又佩服。那是个年轻的女孩，真的有点飒爽英姿。

当时心中有不小的疑问，女性外卖骑手很多吗？她们真的能适应这种高强度的男性化工作吗？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女性外卖骑手的比例近几年明显上升，部分平台披露的占比已接近四分之一。与早期几乎清一色男性骑手的景象相比，外卖行业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外卖骑手是一份高度依赖体力与时间投入的工作。长时间骑行、频繁上下楼、恶劣天气出勤、交通与人身安全风险，构成了这份职业的日常现实。对任何劳动者而言，这都是高消耗、高风险的岗位。公开报道显示，能够长期坚持跑单的女性骑手，往往具备异常突出的体力、耐力和抗压能力，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女性劳动者”。

从媒体报道来看，外卖女骑手高度集中于特定人群：宝妈、单亲母亲、失业者、返乡失败者、创业受挫者。她们选择跑外卖，并非出于职业理想，而是因为就业选择有限、收入压力迫近、时间安排受家庭制约。平台提供的“灵活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福利，而是将用工风险、收入波动和安全责任转移给了个体。

媒体曾报道多位“宝妈骑手”：她们在照顾孩子的间隙上线接单，只跑白天或固定片区，以便随时应对家庭事务。有报道提到，一位女骑手每天只跑中午高峰两三个小时，收入并不算高，但胜在时间可控，“至少不用向单位请假”。

显然，外卖骑手这个行业并不适合普通女性，耍酷的年轻女孩除外。大多数女性选择这个行业，是因为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工作，迫于无奈。

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社会如此热衷于证明“女人也能干男人的活”，却很少认真讨论，是否应该开发和保留更多适合女性的工作形态？随着劳动分工的日益细化和社会竞争的加剧，时间弹性的、稳定型岗位不断萎缩后，女性被迫进入高度体力化、风险化的行业，与男性在同一套规则下争夺生存空间。这种竞争并非建立在生理条件与社会责任对等的基础之上，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不公平。

长期以来，就业结构的设计往往默认“劳动者是无照护负担、体力充沛的成年人”，而这恰恰更接近男性的社会角色预期。当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岗位逻辑成为主流，女性要么退出劳动市场，要么只能通过“更拼、更累、更冒险”来适应。所谓“抢饭碗”，并不是女性主动侵入男性领域，而是适合女性的岗位不断消失，她们被挤向体力和风险更高的边缘行业。

值得警惕的是，公共舆论对外卖女骑手的常见叙事，往往停留在“她们很能吃苦”“不输男人”的赞美上。这种赞美看似尊重女性，实则容易掩盖问题。当女性被不断证明“也能承受高强度、低保障的劳动”，不合理的工作条件反而更容易被默认，改善制度的紧迫性被削弱。

从国际经验看，这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媒体和司法实践同样指出，女性在平台配送劳动中更易暴露于安全风险和保障不足之中。不同之处在于，一些国家已开始尝试通过法律和工会机制，对平台提出更具性别敏感性的要求，而这正是讨论“平等”时不可回避的前提。

那么，怎样做才能帮助到这些从事男性化的高风险行业的女性？

首先，社会不应再简单地用“能不能吃苦”来评价女性就业选择，而应正视岗位本身是否合理。平台和政策层面，需要把改善劳动条件放在“鼓励参与”之前，包括更明确的安全保障、对夜间与高风险订单的制度性限制。其次，就业结构的调整不应只靠个体硬撑，而应通过公共政策和产业引导，创造更多稳定、低风险、可持续、可兼顾家庭责任的岗位，让女性不必总是在体力与风险的边缘谋生。最后，舆论也需要转向：少一些对“女性能扛”的浪漫化，多一些对制度缺位的追问。

因此，判断女性送外卖是否代表性别平等，不能只看“能不能做”，而要看在什么条件下做、以什么代价做、是否拥有退出的空间。如果所谓的“平等”，只是让女性同样进入最辛苦、最危险、最不稳定的劳动环节，那么这并不是权利扩展，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性别压榨。

真正的性别平等，不是让女性证明自己“扛得住最重的活”，也不是让她们在体力与风险的赛道上与男性硬性竞争，而是让社会通过制度设计，为不同性别、不同人生阶段的人，提供更加多样、安全、可持续的工作选择。在这一意义上，女人送外卖，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的不是平等的完成，而是一个仍需修补的现实。

只有当社会开始让工作去适应人的生活，而不是让女性不断以透支身体为代价去适应工作，性别平等才不再是一句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