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负责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工作组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专程拜访了邓小平，希望他能详细讲述淮海战役的具体情况。
回忆起那段岁月，邓小平情绪激动地表示：
在淮海战役期间，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总前委，我、刘伯承和陈毅担任常委，我兼任书记。毛主席曾当面告诉我：“我把指挥权交给你。”战役的部署和决策，是我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主持并确定的。
【大战在即】
邓公的这番言论令不少人感到困惑。大家普遍记得，淮海战役中那些重要的作战命令都是由粟裕下达的，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是粟裕直接领导了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这种认知与邓公的说法似乎存在矛盾，导致许多人对此感到疑惑不解。
为何邓小平声称自己主导了淮海战役？难道我们过去所了解的历史有误吗？实际上，邓小平在晚年确实提到过这一点。他解释说，当时作为总前委书记，他在战役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负责协调各方力量。虽然粟裕在战术层面有更多直接指挥，但邓小平在战略决策和整体统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从全局角度来看，邓小平认为自己主导了这场战役的说法并非完全错误。这一说法提醒我们，历史事件往往涉及多层面的贡献，不能简单归功于某一个人。
事情得从最开始讲起。在淮海战役打响前，我们的部队已经在辽沈战役中赢得了决定性胜利。
辽沈战役的胜利使我方掌握了东北全境，获取了关键的工业基础设施，这一局势令蒋介石深感忧虑。
淮海战役成为蒋介石最后的赌注。在这场关键战役中，他押上了大量兵力。一旦这些部队被击溃，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将遭受致命打击，几乎丧失继续对抗的能力。东北战场的失利已让他元气大伤，淮海地区成为他最后的战略依托。此役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他能否维持现有的军事格局。
对我军而言，这无疑是个绝佳的机会。只要这场战斗取得胜利，跨过长江的战役也就近在眼前了。根据多方资料显示，淮海战役的构想最初是由粟裕提出的，之后毛主席对此表示了认可。
起初，谁也没想到这场战斗会搞得这么大。国民党那边直接派出了80万人的部队，规模远超预期。
这场冲突的残酷程度，在中国历代战争中堪称罕见。其激烈和破坏性，足以跻身我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几次大战之列。从伤亡人数、持续时间、波及范围等多个维度来看，这场战事都达到了空前惨烈的程度，在史册上留下了极其沉重的一笔。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能够在惨烈程度上与之相提并论的战争，屈指可数。这场战争不仅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惨烈程度至今仍令人唏嘘不已。
这场战役对国共两党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关键之战。战前，我方部队进行了周密的战略安排。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毛主席将指挥大权移交给了邓公，这一重要决策成为了战局转折的关键点。双方都明白，此役将直接影响未来的政治格局，因此各自倾尽全力，力求在战略部署上占据先机。我军在兵力调配、物资准备等方面都做了细致规划，为后续战事奠定了坚实基础。
战役打响后，粟裕和他的团队很快发现，这场战争的复杂程度远超预期。面对如此庞大的作战规模，仅凭粟裕一人指挥显然难以应对。随着战局的发展，指挥系统的压力与日俱增，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和协作。
就在国民党部队火速赶往徐州之际，粟裕向中央拍发了一封加急电文。
电文指出，为确保战役成功，建议让陈毅与邓小平一同参与作战指挥工作。这种安排既能发挥两人各自的军事才能，又能形成协同配合的指挥体系，有利于提高整体作战效能。让两位经验丰富的将领共同负责，可以更好地统筹全局，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从而增加取得胜利的把握。这种双指挥官的设置，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是一种稳妥且明智的选择。
毛泽东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充分认识到此次战役的复杂性。他认为，必须调动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才能确保战役顺利进行。基于这一判断，他明确指出，仅靠单一指挥官难以统筹全局，必须组建多层次的指挥体系，才能有效协调两大野战军的行动。这种部署既体现了毛泽东对战场形势的准确把握，也展现了他善于统筹全局的战略眼光。
经过深思熟虑，中央下达了指示：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和谭震林五人组成了淮海战役总前委，由邓小平担任书记。这个小组负责全面指挥淮海战役，拥有对战场所有事务的即时决策权。
在这场战役中，邓公和粟裕都担任了指挥角色。但他们的指挥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战局发展灵活调整。随着战场形势的不断变化，两人的指挥职责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转移。这种动态的指挥体系，体现了军事指挥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在淮海战役初期，我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黄百韬兵团。此阶段，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的直接指挥下承担了主攻任务，而由邓小平统率的中原野战军则主要负责协同作战。
在战役的第二阶段，主要作战任务转向了对付黄维兵团，此时中原野战军承担了主力角色。这一阶段的指挥重任主要落在了邓公的肩上，他负责了大部分的作战部署和决策工作。
战役进入尾声时，华东野战军成为主攻力量，承担起对杜聿明兵团的总攻任务。此时，粟裕重新出任战役总指挥，负责指挥这场关键战役。
在整个淮海战役中，我军始终严格遵循作战计划，有序地进行指挥权的移交。
【胜利在望】
总前委在执行决策时采取集体领导机制，所有重要指令均需经过委员会共同商议后确定，任何个人均无权单独作出决定。这种集体决策模式确保了重大事项的审慎性和科学性，避免了个人专断可能带来的风险。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总前委在决策过程中充分体现了集体智慧和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既保证了决策的权威性，又维护了组织内部的团结统一。
解放军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取得胜利，而不是为了个人权力或荣誉而争斗。这种无私的精神使他们在战场上始终保持团结，专注于共同的目标。他们不会被个人利益所左右，而是将集体胜利置于首位。这种价值观不仅体现在行动上，也深深植根于他们的信念中，成为他们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基石。
在淮海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一天，前线都会出现大量伤亡。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即便中原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只要能够确保战役胜利，这个代价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即使如此，其他解放军部队依然有能力实现全国解放的目标。"这一论述体现了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强调了个别战役的得失与整体战局的关系，彰显了为全局胜利不惜局部牺牲的军事智慧。
这场胜利并非由某个人单独取得，而是全体解放军官兵和广大民众共同奋斗的成果。每个参与其中的战士和百姓都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的团结协作和无私奉献才是成功的关键。没有大家的齐心协力，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战果。这场战役的胜利，是集体智慧和力量的完美体现，彰显了军民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大精神。
陈毅曾精辟地指出："淮海战役能打赢，全靠老百姓用独轮车给咱们运物资！"这句话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对解放军后勤保障的巨大贡献。在那个特殊时期，广大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利用简陋的运输工具，为前线将士输送粮食、弹药等军需物资，为战役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种军民团结、共同奋斗的精神，正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陈毅的评价，不仅是对人民群众贡献的充分肯定，也深刻揭示了人民战争的真谛。
解放军的胜利离不开民众的支持，这一点在与国民党的较量中尤为明显。特别是在淮海战役期间，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持续作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民们的自发帮助。这些农民不仅支持解放军，还主动承担起了物资运输的任务，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补给通道。这种来自基层的广泛支持，成为了解放军战胜国民党的重要保障。
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这些勇敢的人们顶着密集的子弹，突破重重障碍，用手推车为前线部队输送了急需的物资。他们运送的不仅是维持生命的食物和药品，更是支撑战斗的武器和弹药。
数据显示，在淮海战役期间，超过540万民众投身于后勤支援工作。这一庞大的数字展现了人民群众对战役胜利的重要贡献。后勤保障队伍由普通百姓组成，他们为前线作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民工们不辞辛劳，日夜兼程，确保了部队的物资供应和伤员转运。他们的付出为战役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关键基础。这一历史事实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特点，展现了军民团结的巨大力量。
从表面数字看，国民党有80万军队，共产党只有60万，看似占优。但实际情况是，国民党已经被人民群众的广泛反抗所包围，陷入被动。共产党的力量不仅限于正规军，更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形成了全民皆兵的态势。这种局面下，国民党的数量优势被人民战争的力量所抵消，局势已经不利于他们。
在粟裕和邓公的领导下，国民党的处境迅速恶化。
1948年11月底，随着第一轮战事的告一段落，蒋介石紧急召集其将领赴南京，共同商讨后续的战略部署。
蒋介石原本认为我军难以发动强力进攻，但实际情况出乎他的意料。我军攻势迅猛，国民党军队根本无法有效抵抗。面对这一局面，蒋介石不得不做出撤退的决定，命令部队放弃徐州，继续向南转移。这一决策显示出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也反映了蒋介石对局势的无奈应对。
杜聿明评估后觉得方案没问题，但在下达指令时，他特别强调必须严格保密。他再三叮嘱相关人员，这个计划绝对不能泄露。
就在他的部队尚未开始撤退之际，粟裕和邓小平已经掌握了他的战略部署。
国民党军官普遍缺乏保密意识，他们在溃败前夕，更多考虑的是个人财产转移，而非部队整体利益。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导致战局进一步恶化。军官们忙于安排家产转移，忽视了部队的指挥和组织，使得军队在关键时刻陷入混乱。这种只顾个人利益、不顾集体安危的做法，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内部管理混乱和纪律松弛的严重问题。
杜聿明在徐州城内盘点物资时，发现大多数银行已经人去楼空，城内秩序荡然无存，所谓的保密措施根本形同虚设。
杜聿明的退路已被我军彻底封锁。12月4日天还没亮，华野9纵就迅速占领了所有关键通道，把杜聿明的部队牢牢困住。我军精心布置的包围圈已经成型，杜聿明插翅难逃。
杜聿明发现部队陷入包围圈，立即下令全军全力突破封锁，意图与黄维兵团汇合。
粟裕早已洞察杜聿明的战略意图，因此迅速部署了大规模的部队进行应对。
他部署了3纵、10纵和鲁中南纵队在南侧进行防御，同时调动1纵、2纵、4纵、8纵、9纵、11纵以及两广纵队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粟裕不惜代价地倾泻了大量火力，彻底封锁了杜聿明的撤退路线。通过持续不断的炮火压制，他成功切断了对手的突围可能。这种密集的弹药消耗策略，使得杜聿明部队完全丧失了机动空间，被牢牢困在原地无法脱身。粟裕的战术运用得当，用强大的火力优势压制了对手的行动自由。
【攻无不克】
在总前委会议上，粟裕并未满足于单纯包围敌军，而是与邓小平、陈毅等人共同探讨应对策略。他们深入分析了当前形势，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案，以确保能够有效抵御敌人的进攻。通过集思广益，他们不仅巩固了现有的防御体系，还进一步优化了战术部署，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
几小时后，总前委下达了新的作战指令：主力部队将集中火力在东、北两个方向发起进攻，同时在西、南两侧采取防守态势。作战策略是从敌军薄弱环节入手，逐步瓦解其防线，力求全歼敌军主力，彻底摧毁其战斗力，使其丧失反击能力。
12月15日，被围困的杜聿明收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黄维兵团已被彻底消灭。
他原本打算集结部队共同抵抗解放军的策略，现在已经彻底失败了。
杜聿明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部队几乎耗尽了所有物资。经过他多次请求，蒋介石总算同意向他们的阵地空投补给。
国民党军队的补给行动频频出错，许多空投物资因风向问题直接落入解放军阵地，导致杜聿明所部依然面临粮弹短缺的困境。
数日后，国民党军队内部开始陷入混乱。
杜聿明手下的部队在包围区域内大肆抢夺，局势已经失控，连杜聿明本人也难以约束士兵的行为。
此时战局已进入关键阶段，虽然有机会彻底消灭敌军，但中央的注意力已转向平津战役。鉴于形势变化，上级决定集中力量打击傅作义部，以求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战略调整反映了中央对全局的精准把握，以及对重要战区的优先考量。
当前淮海战役局势的演变，对傅作义的战略选择产生了直接冲击，同时也制约了国民党军队在南北两线的军事部署。战场态势的转变，使得傅作义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军事策略，而国民党方面也面临着兵力调配的重大考验。这种连锁反应，深刻影响着整个战局的走向。
中央随即制定了一项关键策略：暂时不对杜聿明的部队发动进攻，而是采取包围战术，静候最佳时机。这一决策旨在通过战略性的耐心等待，寻找更有利的作战条件，从而在未来的战斗中占据优势。
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封信函由毛泽东执笔，旨在规劝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及其部队放下武器，停止抵抗。信中以简明扼要的语言阐述了当前战局，分析了国民党军队的处境，指出了继续顽抗的不利后果。毛泽东在信中强调，只有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才是杜聿明等人的明智选择。这封劝降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官兵的宽大政策，展现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军事冲突的诚意。在当时淮海战役的关键时刻，这封信的发出对瓦解国民党军队士气、加速战役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华东野战军采取多种手段，将劝降信件递送至被围敌军手中，并利用广播系统持续向驻守的国军官兵发出呼吁，敦促其缴械投降。
为展现我方善意，我们特意向杜聿明等国民党高层将领递送了劝降书。
我们在阵地内部设立了专门的战俘安置点，确保被俘人员的人身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在连续不断的猛烈攻击中，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迅速瓦解。短短数日，大量士兵集体选择向对方投诚。
在短短三周内，主动放下武器的敌军士兵数量突破了一万四千人。这意味着，每一天都有超过七百名士兵选择停止抵抗。
这些俘虏兵被解放军的思想教育打动后，大多选择加入了人民军队。他们从敌对阵营转投我方，成为解放事业的新生力量。这种转变不仅体现了我们政策的感召力，也壮大了革命队伍的实力。通过耐心的思想改造工作，这些士兵认清了形势，主动投身到推翻反动统治的斗争中。
在淮海战役期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国民党军队的兵力逐渐减少，而解放军却越战越强，兵力反而不断增加。
这场战役的进程和结果，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总前委的运筹帷幄。随着战事的发展，各阶段指挥者的个人特点也得以充分展现。从初期部署到后期决战，每位指挥官都根据自身经验采取了相应的策略，体现了不同的作战风格。这些差异化的指挥方式，在战场上形成了互补，最终促成了战役的胜利。
在战术执行层面，粟裕的作战特点体现得尤为突出，而在整体战略规划方面，则充分展现了邓小平的独特思路。
在这场战役中，总前委的几位核心领导成员缺一不可，每个人的决策都至关重要。只有他们紧密协作，相互支持，才能确保战斗取得最终胜利。每个人的智慧和策略都不可或缺，正是这种默契的配合，才让整个战役打得如此出色。少了任何一个人的贡献，胜利都难以实现。他们共同谋划，互相补充，最终才打出了这场精彩的胜仗。
1949年初，国民党内部组织已全面瓦解，各级指挥系统陷入瘫痪，军队士气低迷，溃败之势不可逆转。其下属机构形同虚设，上级指令无人执行，整个体系呈现土崩瓦解之态。
经过仔细研判，粟裕判断全面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1月6日，粟裕带领华东野战军发动了猛烈的炮火攻势，对被困的国民党部队进行了全面打击。短短两天内，我军就成功歼灭了敌方14个团，总计消灭了超过15000名敌军。
1月9日，解放军成功突破敌方阵地，杜聿明亲历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崩溃。
面对溃散的部队，杜聿明已无力重新组织，只能选择独自撤离以求自保。
1月10日，我方部队展开了最终的战场清理行动。杜聿明伪装成一名低级军官，在包围区域内四处逃窜，试图寻找出路。然而，他的行踪很快被我军士兵发现，并迅速将其抓获。
这场关键的战斗终于结束，我军彻底击败了对手，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
这场战斗让毛泽东深感骄傲。
在上世纪60年代，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自豪地向他介绍：“粟裕是军事指挥的天才，淮海战役正是由他主导的，而且他还是我们湖南老乡。”
在1948年的总结大会上，毛泽东特别指出："粟裕同志在淮海战役中贡献最大，应该记头功。"这一评价充分体现了粟裕在战役中的关键作用。作为战役的主要指挥者，粟裕的军事才能和战略部署对最终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毛泽东的这番讲话，不仅肯定了粟裕的个人功绩，也从侧面反映了淮海战役在整个解放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这一评价至今仍被广泛引用，成为研究淮海战役历史的重要依据。
【千秋功绩】
在这场战役中，粟裕的指挥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提到淮海战役，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粟裕。这种印象让不少人误以为整场战役都是由他一人指挥的。事实上，这场战役的指挥体系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虽然粟裕确实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还有其他将领也参与了决策和指挥。比如，陈毅、刘伯承等将领都在不同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将淮海战役的胜利完全归功于粟裕一人，显然是不准确的。这场战役的成功，实际上是多个指挥员协同作战、共同努力的结果。
粟裕的指挥才能在这场战役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的贡献可以忽视。每位参与者都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同促成了最终的成功。
在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中，与粟裕并肩作战的邓小平、陈毅等将领，以及众多英勇牺牲的军民，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他们的贡献共同铸就了最终的胜利。
淮海战役充分展现了军民一心的强大力量，这种紧密协作是国民党军队始终未能实现的。这场战役中，解放军与民众密切配合，形成了强大的整体战斗力，而国民党方面则始终未能建立起这样的协同关系。正是这种军民团结的优势，成为解放军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也是国民党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这场战役清楚地表明，能否实现军民同心，直接关系到战争的成败，而国民党在这一方面始终存在明显缺陷。
淮海战役一结束，国民党内部彻底陷入混乱。蒋介石意识到形势不妙，开始盘算如何保全自己，准备撤退方案。
他明白，即使是在长江以南地区，也已经无法维持控制。他不得不将部队集中到几个关键的大城市，同时开始把个人资产转移到台湾。
即便败退台湾，蒋介石仍未放弃野心。他在大陆留下了大量残余部队，指使这些势力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妄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这些残部在大陆各地制造混乱，持续威胁着新生政权的稳定。蒋介石始终没有接受失败的现实，而是通过暗中操纵这些残余力量，企图实现其反攻大陆的图谋。这一策略反映了他对权力的执着和对形势的误判，也加剧了当时大陆的动荡局势。
蒋介石坚信，如果中国再次陷入内部动荡，他就有机会重新掌权。
然而，他的这个观点完全错误。淮海战役的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共产党的胜利并非运气使然，而是广大人民共同支持的结果。赢得民心就能赢得天下，这是自古以来不变的铁律。
淮海战役已经结束超过七十年了，但它在军事领域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这场战役至今仍被广泛研究和引用，成为军事教育中的经典案例。它的战略部署、战术运用以及指挥艺术，都被视为军事史上的典范。无论是从规模、影响还是历史意义来看，淮海战役都堪称一场具有深远价值的军事行动，其经验教训至今对现代军事理论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它始终被当作军事教科书中的重要内容，为后世的军事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所有参与这场战斗的将士，都为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名字应当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世代传颂。在这场决定国家命运的较量中，无论是冲锋在前的战士，还是后方支援的群众，都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忠诚与担当。他们用鲜血和汗水换来了胜利的曙光，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无名英雄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成为激励后人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他们的功勋，犹如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