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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老兵的回忆:为了刺刀刺得深,我们经常强迫男女都脱掉衣服

窗外的雨已经下了整整一夜,八月的京都总是显得那么潮湿温吞,但我的身体里却仿佛常年结着一块化不开的坚冰。医生说我的心脏正在衰竭,这是老化的正常现象,九十四岁的人了,能活到这个岁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可对于我来说,长寿并非上天的恩赐,而是一场漫长得看不见尽头的无期徒刑。

昨天,我的孙女来看我。她刚刚大学毕业,眼神清澈得像上好的秋空。她拉着我布满老年斑和青筋的手,笑着问我:“爷爷,您年轻的时候,也一定是个很勇敢的人吧?”

我看着她,嘴唇颤抖了很久,却连一个字都吐不出来,只能干涩地挤出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微笑。她不知道,她握着的这双手,这双如今连端起茶杯都会哆嗦的手,在七十多年前,曾经无情地剥夺过多少人的体温。

她更不知道,那个被家族里的人敬重、甚至被邻里称作“和蔼老人”的我,内里早就是一个烂透了的、散发着血腥味的恶鬼。

昭和十二年(1937年),我被一纸征召令送上了前往中国的运兵船。那时候我才不到二十岁,在家乡是一个连杀鸡都不敢看、终日只知道在田里帮着种萝卜的农家次子。

走的时候,村长在村口挥舞着旗帜,乡亲们高呼着口号,母亲塞给我一个千人针。在那样的狂热里,我真的以为自己是被神选中的战士,是去开创一个所谓伟大的时代。

可当我们真的踏上那片土地,当硝烟熏黑了我们的脸庞,当补给开始变得断断续续,当我们在长官的皮鞭和耳光下学会无条件服从的时候,那层名为“人”的皮悄然蜕下了。留下的,只是一群穿着黄绿色军装的野兽。

我之所以决定在这个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刻,把这些烂在肚子里的东西挖出来,是因为我不想带着这具虚伪的躯壳进焚尸炉。我要说出一个事实,一个甚至在很多老兵的回忆录里都刻意回避的残酷细节。

那就是关于刺刀的记忆。

战争到了后来,已经剥离了一切关于荣誉的伪装,剩下的只不过是纯粹的、机械的杀戮。很多时候,为了节约子弹,或者是为了所谓的“练胆”,新兵们被长官要求用活人进行刺杀训练。那些被绑来的,有战俘,但更多的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冬天,在那片不知名的荒野上,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长官把我们这群冻得缩着脖子的新兵集合在一起,在我们的前方,是一排被反绑着双手、战战兢兢的中国人。

“听着!”小队长的军刀在半空中挥舞了一下,发出令人胆寒的破空声。“今天教你们怎么把刺刀用得最有效率。如果捅不进去,如果拔不出来,在战场上死的就是你们!”

接着,他下达了一个让我至今每回想起便彻夜难眠的命令。

“让他们把衣服都脱了!”

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季节,那些中国人原本就穿着破旧得散发着酸味的棉袄,衣服里面絮着厚薄不均的棉花和芦花。听到翻译官喊出的命令后,人群里爆发出了一阵压抑而充满绝望的骚动。

“长官说了,穿着这么厚的冬衣去刺,棉花会缠住刀刃,刺刀不仅可能刺不深,拔出来的时候还会被夹住!”小队长目光阴冷地扫过我们,“而且,看清楚他们赤裸的样子,能让你们明白,他们不过和案板上的猪狗一样,没有任何区别。脱!不脱的,直接打死!”

为了刺刀刺得深,不被布料和棉絮阻碍力量,为了让拔刀更加顺滑,我们竟然要强迫男女老少在数九寒冬里脱掉所有的防寒衣物。这不仅仅是出于那种令人发指的“战术需要”,这更是一场蓄谋已久、从精神到肉体的彻底摧残。

几名老兵上去,用枪托狠狠地砸向那些不愿照做的人。沉闷的击打声和男人的闷哼、女人的尖叫混杂在一起。

衣服被一件件剥落、撕扯下来,有些是因为颤抖的手解不开盘扣,被残暴的士兵直接用刺刀挑开了衣襟。男人、女人,年迈的,年轻的,被迫在呼啸的寒风中暴露着自己颤栗的躯体。

冰冷的空气瞬间掠夺了他们身上仅存的温度,他们冻得瑟瑟发抖,皮肤在极度寒冷中泛出一种不正常的青紫色。但比寒冷更让他们痛苦的,是那种被彻底剥夺了所有人性尊严的巨大羞辱。

我看到几名妇女本能地佝偻着身子,想要用被反绑在背后的手尽力蜷缩起双腿,把头深埋在胸前,凌乱的头发贴在满是泪水和污垢的脸上,发出一阵阵凄厉而微弱的呜咽。有些男人则死死地咬着嘴唇,死盯着我们,眼神里充满了无法熄灭的仇恨和诅咒。

当我们这些拿着重武器的士兵看着前方那些赤身裸体、像待宰羔羊一样颤抖的躯体时,长官的目的达到了。在那种极度的权力不对等和畸形的心理暗示下,很多士兵眼中的犹豫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扭曲的、残暴的兴奋。对方已经不再是一个有着家庭、有着情感的人,而仅仅是一个即将用来测试刺刀锋利程度的肉块。

“第一组,上前!”小队长嘶吼道。

我听到前面传来了刺杀时的怒吼声,那是士兵为了压抑内心的恐惧而发出的嘶吼。接着是刺刀扎入腹腔时发出的那种类似于破皮革被割裂的“噗嗤”声。

那一刻,四周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我看到温热的鲜血从那些赤裸的胸膛和腹部喷涌而出,在冰冷的空气中瞬间腾起一阵白色的雾气,随后落在被冻得干硬的黄土地上,迅速凝结成黑红色的冰碴。

“第二组,准备!”

我被身旁的人推了一把,踉跄着走上前,端起了步枪。我的双腿在不住地打颤,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那股直冲鼻膜的浓烈血腥味。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中国青年,他瘦骨嶙峋,肋骨在青紫色的皮肤下根根分明。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哭喊或者闭上眼睛,他就是那么站在那里,虽然身体因为寒冷和恐惧在不受控制地剧烈痉挛,但他的两只眼睛却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我的脸上。

“突刺——!”长官在侧方大吼。

我咽了一口唾沫,闭上眼睛,大吼一声,将手中的步枪狠狠地送了出去。

那是一种我终身无法忘却的触感,因为没有了厚重冬衣的阻隔,刺刀的锋刃轻易地穿透了单薄的皮肤和肌肉,那是毫无阻碍的顺滑。我感觉到刀尖碰到了骨头,发出了一声微小的摩擦音,随后顺势滑入了更深的脏器。鲜血顺着血槽涌出,溅在了我的手背上。

“拔刀!”

我猛地向后一抽,正如长官所说,没有衣服的缠绕,刺刀很轻易地拔了出来。可是,那个青年并没有立刻倒下。他痛苦地痉挛着,发出了类似风箱漏气般的“嘶嘶”声。他的血顺着赤裸的腹部一路流淌过腿根,滴落在泥土里。

他倒下的时候,眼睛依然是睁着的。我就那么看着他倒在血泊中,看着他赤裸的躯体在寒风中抽搐了几下,最终归于静止。他的眼神最后定格在我所站的位置,透过那层逐渐黯淡下去的瞳孔,我看到了他眼中倒映出的那个我自己。

战争结束后,我作为“战败国”的残兵败将,颓丧地回到了日本。当船靠岸时,看到远处港口熟悉的景象,很多老兵跪在甲板上嚎啕大哭,庆幸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后来我回到了乡下,结了婚,生了孩子,后来又有了孙子和孙女。我努力地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正常的、勤劳的普通人。我在化工厂找了一份工作,每天按时上下班,遇到邻居会和善地鞠躬问好。我对妻子温和,对孩子疼爱。在所有人眼里,我是一个被战争毁了青春、但依然坚韧地重建生活的平凡老人。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战争从未真正结束。

每一个深夜里,当我躺在榻榻米上,只要闭上眼,那种刺刀穿透血肉的触感就会沿着手臂的神经瞬间窜入大脑。我不止一次在梦中惊醒,浑身冷汗,双手不受控制地做出端枪刺杀的动作。

我不敢拥抱我新出生的儿女。当妻子抱着刚洗完澡、光溜溜的婴儿递向我,满眼期待地让我抱抱时,我总会像触了电一样猛地缩回手脱身逃开。妻子不解,甚至因为我的冷漠而偷偷哭泣。

她不知道,每一次看到赤裸着身体、皮肤白皙的脆弱生命,我眼前重叠的,永远是那片冰天雪地里,那些在寒风中绝望发抖的、被剥去衣物的人们。那是怎样一种沉重如铅的罪恶感啊。

我知道有一些老战友,他们战后把那场战争当成了可以炫耀的谈资。他们在酒馆里喝多了以后,会吹嘘自己当年有多么神勇,杀了多少“敌人”。

每当听到这些,我都会感到一种彻骨的冰冷。他们难道真的忘记了那些被强迫脱光的平民眼神里刻骨的哀求与绝望吗?他们难道真的能在那种残暴的施虐中寻找到荣誉感吗?

日本有很多神社,我也曾无数次地路过它们。但我从来没有走进去哪怕双手合十祈祷过一次。因为神灵是不会宽恕我的,我也不配得到什么内心的安宁。我一生活在这自编的道德囚笼里,这正是我应得的下场。

今天,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了。医生说也就这几天的事情。看护我的护士进来,想要帮我擦拭身体,换上干净的衣服。当她解开我病号服纽扣的那一瞬间,凉意袭上了我的皮肤。

我突然颤抖起来,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决堤而下。

“爷爷,您觉得冷吗?”护士轻柔地问我。

我摇了摇头,泣不成声。我怎么配觉得冷呢?七十多年前的那个冬天,那一排排被迫赤身裸体站在荒野上的中国人,他们该有多冷?他们的尊严被践踏在泥里,他们的生命被当成了草芥,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们这种荒谬至极、惨绝人寰的所谓“为了刺刀刺得深”。

我不要什么安抚,也不要什么原谅。如果在世界的另一端真的有地狱,我已经准备好去那里偿还我的罪孽。我只希望,在我的这番话被写下来之后,后世的人,无论是我的孙女,还是那些对战争抱有浪漫幻想的年轻人,能够透过这段沾着血肉和泪水的文字,真正看清楚战争那张令人作呕的面目。

这篇以我的名义记录下的回忆,算不上忏悔,因为有些罪,忏悔也无济于事。这就是一个将死之人的供述。我只祈求未来的世界里,再也不会有什么荒唐的理由,去强迫任何人放弃衣服的遮蔽和为人的尊严,再也不会有那种刺碎肉体与灵魂的钢铁摩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