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谈及三国，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往往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魏，或是高举“汉室正统”大旗的蜀汉。相比之下，雄踞东南的孙吴政权，却似乎始终笼罩在一种微妙的模糊感中。这并非偶然的疏忽，而是一个关乎政治叙事、地缘格局与文化心理的复杂命题。东吴为何难以跻身“正统”之列？其背后是一系列结构性困境的交织。

从政权建立的起点审视，孙吴的“法统”根基最为脆弱。曹操虽被斥为“汉贼”，却始终掌握着汉献帝这一最具象征意义的政治资源。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献帝于许昌，从此“奉天子以令不臣”，在形式上维持了汉室框架。即便曹丕代汉，其禅让仪式也遵循了儒家政治更迭的“合法”路径。蜀汉则自诩为汉室苗裔，刘备以“帝室之胄”的身份，在曹丕篡汉后迅速称帝，国号仍为“汉”，意图延续汉祚。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宣言，更是将蜀汉塑造为汉文化最后的捍卫者。反观孙吴，其立国依据带有浓厚的地方性与务实色彩。孙氏家族起于江东豪强，孙权称帝时（229年），汉献帝早已被废，刘备亦已去世。其政权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江东的实际控制与军事强势，以及与曹魏、蜀汉形成鼎立的事实本身。孙权称帝后，追尊其父孙坚为武烈皇帝，兄孙策为长沙桓王，试图构建独立的王朝谱系，却始终缺乏如“汉室正统”或“天命所归”那样能跨越地域、深入人心的大义名分。这种“先天不足”，使东吴在争夺历史话语权的起点上，便已落了下风。地缘格局与战略姿态，进一步限制了东吴的历史叙事空间。曹魏雄踞中原，占据传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天然被视为“天下”的主体。蜀汉虽偏居一隅，但其以北伐中原、复兴汉室为终极目标的战略，使其行动充满了悲剧性的道德光环与史诗色彩。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姜维的“九伐中原”，即便成效有限，却塑造了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奋斗者形象。东吴的核心利益区在于江东，其战略重心长期在于稳固江南、开发南方，并伺机在淮南与荆州方向谋取利益。这种战略更具防守性与区域性，目标多在割据自保或扩展势力范围，而非以夺取中原、一统天下为鲜明旗帜。孙权虽有“图取天下”之志，但其行动如争夺荆州、与蜀汉交恶乃至后期的“合肥之战”，更多体现为对现实利益的精明算计，而非承载宏大道德理想的北伐。当蜀汉的旗帜上写着“复兴汉室”，曹魏宣称“天命所归”时，东吴的战略叙事显得相对务实而“内向”，难以凝聚超越地域的、激动人心的历史想象。文化影响力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差异，则深刻影响了后世对三国的记忆与评价。曹魏所在的北方中原，是华夏文明的传统核心区，名士云集，文化昌盛。蜀汉则通过《出师表》等经典文本，以及诸葛亮这一被后世不断圣贤化的政治道德完人形象，占据了巨大的文化感召力。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慨叹，便是这种文化共鸣的千年回响。东吴的文化成就虽不容忽视，如经学、史学、文学等领域皆有建树，但在主流历史叙述中，其光芒常被掩盖。东吴集团的核心人物，留给后世的整体印象，更偏向于纵横捭阖的现实主义者。孙权的形象复杂多变，既能“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亦在晚年多有失误；周瑜虽具雄才，却在《三国演义》等文艺作品中被部分扭曲；鲁肃的战略远见也长期未被充分认知。相比之下，缺乏一个如曹操般兼具霸术与文采，或如诸葛亮般代表理想与忠诚的、具有跨时代影响力的核心文化符号，使得东吴在文化传承与大众记忆中缺乏足够鲜明且崇高的“代言人”。后世史家的立场与正统观念的流变，最终固化了东吴的“边缘”地位。西晋承魏祚而立，陈寿撰《三国志》便以魏为正统，列《魏书》于首，称曹操为“太祖武皇帝”，蜀、吴君主则仅称“主”或“传”。东晋虽偏安江南，但其法统自诩承袭西晋，且与“汉贼”曹魏有政治对立，故一度有尊蜀汉为正统的思潮，如习凿齿著《汉晋春秋》便以蜀汉为正。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出于现实政治考量（北宋地位类似曹魏），仍采魏系纪年。南宋朱熹等理学家，则出于强调“正统”在于道德而非地点的考量，再度尊蜀贬魏。然而，无论是“尊曹”还是“尊刘”，东吴在历代正统之争中，几乎从未成为被认真考虑的对象，始终被视为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东吴的“非正统”境遇，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它揭示了传统“正统论”对中原中心、血胤承续（或禅让形式）和宏大道德叙事的强烈偏好。东吴的务实、区域性强、合法性建构相对薄弱等特点，使其在历史书写中注定难以占据中心。然而，这并非对东吴历史地位的否定。其在开发江南、发展航海、促进民族融合等方面的功绩，以及其灵活务实的生存智慧，同样是三国史册中不可或缺的篇章。只是，在由道德理想、文化记忆与政治叙事共同构筑的历史评价体系中，那个凭借长江天险、纵横捭阖于两大势力之间的孙吴，终究成了正统光环之外，一位独特而复杂的“边缘王者”。历史的评判标准从来不止一种，东吴的“失语”，或许正提醒着我们，在关注中心叙事的同时，也应倾听那些来自边缘的、同样塑造了历史走向的复杂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