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深秋，大别山脚下的许家洼收到一封挂号信，信封里夹着五十元现钞，还有一行端正小字——“替我备好长眠之所，勿劳神”。寄信人是当时已任南京军区司令的许世友。钱不多，却把老百姓熟悉的那股子刚劲与质朴写得明明白白。谁也不知道，这封信成了后来中央“破例”的第一块基石。

许世友总说自己欠母亲太多。1927年离家那天，他光着脚丫，披一件破袄，一走就是二十多年。枪林弹雨里，母子没机会见面，他只能靠一张旧照片记住娘的样子。抗战、解放、抗美援朝……年年打仗，年年错过团圆。

1952年，他带兵回沪过境，顺路回乡探亲。灰尘满脸的大将军在村口认出驼背拾柴的老妇人，扑通跪下，哽咽一句“儿子不孝”。那幕，在场乡亲一辈子忘不了。也是从那天起，许世友琢磨：以后再忙，也得让母亲过几天省心日子。

1956年，中央在北京开会分发“领导干部实行火葬倡议书”。毛泽东、周恩来带头签字，纸页一张张传到与会者手中。轮到许世友，他没落笔。会后，他直奔主席住地。“主席，我这辈子生死听党指挥，可骨灰我想陪着娘，恳请批准。”毛泽东拍拍他肩膀：“自愿原则。你当过和尚，又讲孝道，没啥好顾虑。”简短几句话，埋下另一次“特殊处理”的伏笔。

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许世友常把母亲接到南京。每天晚饭后，他蹲在矮凳上给老人洗脚。母亲忍不住叹气：“你是大将军啊！”许世友抬头，“在娘跟前，我是儿子。”然而城市生活终究不合老人胃口，她又回乡，长子许光奉命调回地方，更方便陪伴外婆。

1985年夏末，许世友病重频繁昏迷。清醒时，他抓着警卫的手反复嘱托：“土里埋，和娘在一块，党会同意的。”火化已成惯例，中央几经商议。10月初，邓小平拍板：“同意，但属特例，不得扩散。”批示极简，却意味深重。

此时新麻烦出现——六年前那口用五种大别山木料制成的棺木，尺寸已装不下病体浮肿的老将。南京军区急电四方。尤太忠在广州军区协调，从广西截下一段上好楠木；木运南京，再找能拿得动刨子的人不容易。多方打听，找到退休十年的木匠周老汉，他当年为何香凝做过棺材。老人家推开门听完来意，长叹口气：“许大将军的事，得干！”三天三夜，他和徒弟不眠不休，手掌磨出血泡。完工那刻，周老汉拍拍棺盖，“这辈子最后一口，也是最满意一口。”

出殡必须低调。10月31日，南京雨夜，灵柩悄悄移至华山饭店十六层。电梯加装临时封条，哨兵轮班守卫，连酒店服务员都不知道楼上停着一位开国上将。聂凤智想来敬个军礼，四次拨电话均被婉拒，只能在家中默默脱帽。

11月7日凌晨零点，四辆无标识车辆鱼贯驶离南京。前导吉普里，范志伦干脆利落地下命令：“不鸣笛，不开警灯，路口减速不停车。”第二辆面包车坐着田普和几个子女；后两辆卡车装载遗物和警卫。没有挽联，没有哀乐，只有初冬的雾气裹着车灯，一路北上。两昼夜疾驰，车队于9日天未亮抵达河南新县。当地政府接到暗号时，灵柩已在许家洼祖茔前停稳。

下葬全过程，围观的只有家属和少数随行官兵。棺木入穴后，士兵回填土方，最后一锹合拢，地面连个标记都没留。这样的安排听上去冷清，却是对将军遗愿最大的尊重：陪在母亲身侧，与山川同息。

许世友走后，老区百姓得知消息，纷纷提着酒瓶子前来祭拜。“许老总生前豪饮，我们给他送一口酒敬敬神。”时间一长，墓前已码起一排排空酒坛，微风吹过，酒香仿佛仍在。

第二年秋，王震向中央反映：连我都差点找不到老许的坟，再过些年怕是无人知其处。中央同意立碑，地点仍保留原貌。范曾应邀挥毫，“许世友同志之墓”七字苍劲嵌入青石。碑后不远，薄雾掩映中，母子合葬的土丘静静伫立，春花秋月，岁岁如此。

从拒签火葬倡议到中央破例批准，许世友用一生证明：军人可以顶天立地，儿子也能手捧孝心。革命路与乡土情，在他身上水乳交融；而那口老木匠极尽心血的楠木棺，则成了这段故事最质朴也最生动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