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同济大学通报一院长论文数据存疑：免去其院长职务。此次事件再次将学术界的权力边界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

今年2月，来自北京大学和暨南大学的三位经济学家在国际期刊《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以中国“211工程”高校专注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院系院长为研究对象，追踪了数百位院长在任职前后的专利申请记录，试图回答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行政权力与科研产出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联？

一个值得关注的数字

一位教授晋升为院长，专利申请量随即跳涨15.2%。

这个数字本身并不奇怪。人们或许会猜测，能当上院长的人，本就是科研能力出众的佼佼者，多几项专利理所当然。

但当研究者把数据拆开来看，画风就变了：这些新增专利，绝大多数出现在院长此前从未研究过的领域。而一旦院长卸任、失去行政权力，专利申请量便应声下滑。这不像是一个科学家研究能力突然爆发的故事，更像是一个关于制度设计的故事。

该研究团队花费大量时间，人工检索收集了截至2019年7月全国211高校在任及历任STEM学院院长的个人履历，再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数据逐一比对，最终追踪了898位院长、横跨2006年至2016年的完整记录。

他们想搞清楚的，是一件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很难证明的事：院长任职前后，专利数量的变化，究竟是因为这个人变得更厉害了，还是因为他手里多了一把权？

研究发现，在成为院长的前五年，专利申请数量平稳波动，没有明显上升趋势；但在任职当年，数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跳升，并在此后持续维持高位。平均而言，担任院长与总专利申请量增加约14%相关，相当于在原有基础上多出了15.2%。不仅申请的专利数量多了，申请专利的院长比例也提高了将近8个百分点。

三个追问，层层逼近真相

面对这个数字，研究者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然后逐一检验。

第一种可能：当院长的人本来就更厉害

如果真是因为能力强，那专利增量应该出现在院长最擅长的领域。但数据显示的恰恰相反——院长在自己原有研究领域的专利申请，任职后反而下降了；新增的专利，几乎全部来自他们此前从未涉足的陌生领域。这条解释路径，数据不支持。

第二种可能：当了院长，能拿到更多科研经费

研究者专门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记录。结果发现，院长在一般项目的经费并没有明显增加；即便是重大项目，经费的增加也是缓慢出现的，而专利数量的跳升是即时发生的——两者在时间上对不上。

第三种可能：院长的行政权力影响了专利署名

在中国高校，院长掌握着相当大的资源分配权：谁能晋升、谁能评优、谁的项目申请能被推荐上去——这些都在院长的影响范围之内。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将院长列为专利共同发明人，对于普通研究人员来说，可能出于多种复杂的考量。

为了验证这一点，研究者做了几个检验：在那些有过论文造假或撤稿记录的院长身上，专利增量的现象更为明显；在周边竞争性高校更多的城市，这一效应明显更弱——因为研究人员有更多选择，流动性更高；院长卸任后，专利数量大幅下滑；但如果是继续晋升到更高职位，专利数量则没有变化。

反腐运动提供了关键证据

2013年启动的中央反腐运动，给了研究者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做更严格的验证。逻辑很简单：如果院长的专利增量真的与权力行使有关，那么反腐力度越大、被查处的风险越高，这种行为就越会收敛，专利增量也应该随之缩小。

数据完全符合这一预测。研究者发现，地方反腐调查力度每翻一番，院长效应就下降约5%。更关键的是，当反腐调查专门针对高校系统时，这种抑制效果比一般性反腐更加明显。

研究者还做了一个反向验证：在院长原有专业领域的专利上，反腐运动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这些本就是院长的真实研究成果，不存在署名争议，自然也不会因为反腐而减少。这一“慰剂检验”，进一步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对科研生态的影响

这一现象的影响，不止于专利署名本身。研究者还追踪了那些与院长有过合作关系的普通研究人员，发现院长上任之后，这些人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概率提升了1.2%，平均资助金额增加了约7.6%。这说明，行政权力与科研资源分配之间的关联，可能在无形中影响着整个学院的科研生态，使资源配置偏离纯粹的学术评价轨道。

论文还做了一个估算：如果一项专利被加入非实质性贡献者作为共同发明人，原有发明人的利益将平均减少约15.6%；按中等价值的工业专利计算，每项专利的利益转移规模约在70万至170万元人民币之间。

对于高校教育生态而言，这一问题的深层影响在于：当科研资源的分配与行政权力高度绑定，年轻学者和普通研究人员的成长空间可能受到挤压，不利于形成真正以学术能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和评价环境。

不只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设计亟待优化

这篇论文真正想说的，不是某几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种制度环境如何系统性地影响行为选择。在中国高校，院长的权力边界相当宽泛。人事任命、职称评定、经费推荐——研究人员的职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所在学院的行政决策密切相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重要项目的申请，须经由所在学院提交，院长对“谁能申报”拥有实质性的影响力。

这种制度设计，在监督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客观上为权力与资源之间的不当关联提供了空间。正如研究者在论文中所写：“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改善制度环境、将资源引向真正有生产力的创新的重要性。”

改变正在发生：制度建设提速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问题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制度层面的回应也在加速推进。

科研诚信规范持续完善。2024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不端治理的指导意见》（教科信〔2024〕2号），要求高校将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在本科生、研究生培养环节中强化相关教育内容；同时要求高校建立健全学术不端行为查处办法，规范案件受理和调查程序，并严格执行调查处理结果公开机制。

“破五唯”改革深入推进。近年来，教育部持续推动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评价导向，引导高校建立更加多元、更加注重实质贡献的学术评价体系。这一改革方向，从根本上有助于推动行政权力与科研评价之间边界的进一步厘清，让学术回归学术。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逐步优化。多所高校已推行院长任期制与轮换制，明确行政职务与学术评审的利益回避机制，并建立学术委员会独立审议制度，以制度性约束推动行政权力边界更加清晰。

反腐机制持续发挥效力。研究数据本身已经证明：制度约束是真实有效的。反腐力度越强，权力对科研资源的不当影响就越小。这说明，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人性，而在于制度——有什么样的规则，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持续完善的监督机制，正在为更健康的学术生态提供保障。

让科研回归科研

这项研究的价值，不在于揭露某几个人的问题，而在于用严谨的数据方法，为高校治理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数据已经证明，制度约束是真实有效的，权力的边界画得越清晰，科研资源就越能流向真正有创造力的地方。

而这，归根结底是一个教育命题。大学不只是产出论文和专利的机构，更是塑造学术人格、传递学术价值观的场所。一所大学培养出什么样的学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向学者示范了什么样的规则与文化。

当署名代表真实贡献、资源流向真正的创新、年轻研究者敢于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而无需顾虑其他——这才是一所大学最深远的育人成果。

声明：本文基于公开学术论文整理，旨在为高校治理与科研评价改革提供参考。

参考资料：

[1] Chen Y, Fang M, Wang X. (Mis)use of power in the ivory tower: Evidence from dean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26.

[2] 教育部.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不端治理的指导意见. 2024.

作者：阳博士，转载自“教育战略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