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我们提到17世纪荷兰冒险者在明朝海域进行掠夺与当地民众爆发冲突，那么明中央政府又是如何应对西方到来的“自由贸易者”在帝国海域抢掠民众的。
荷兰殖民试探明朝的东亚秩序
荷兰人被称为“红毛番”或“红夷”，其东来绝非偶然。1581年，荷兰脱离西班牙统治，迅速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商业资本崛起，其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被授予了开辟殖民地、建立军队和发动战争的巨大权力。他们的目标明确而坚定：打破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方贸易的垄断，直接获取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并将东亚纳入其全球贸易网络。
然而，荷兰人面对的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天朝”秩序。明朝在“朝贡体系”的框架下管理对外贸易，将一切涉外事务视为政治行为，经济交流则附属于政治认同。官方指定的“市舶司”负责管理与指定国家的贸易，而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则长期受到压制或禁止。这种以中国为中心、强调等级和羁縻的世界观，与荷兰所代表的，以主权平等（至少在形式上）和自由贸易为原则的近代西方国际体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因此，明朝与荷兰的接触，从最初就充满了误解与碰撞。荷兰人试图以武力通商，而明朝则视其为一种新型的、更强大的“倭寇”或“海寇”，其对沿海的劫掠行为，严重挑战了帝国的权威与安全。
冲突的螺旋
1604年，荷兰舰队司令韦麻郎首次占领澎湖。明朝福建当局的反应迅速而老练：他们没有立即动武，而是派遣使者登舰交涉，严词要求其离开，同时切断所有岸上补给。明朝官员深知荷兰人“所求者市耳”，故采取“绝其饮食，断其贸易”的围困策略。韦麻郎在困守数月后，一无所获，只得悻悻离去。这次事件展现了明朝“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外交与威慑智慧。
1622-1624年的武装占领澎湖：这一次，荷兰人带着更强的军力和决心卷土重来。他们在澎湖大兴土木，建造堡垒，并以此为基础，尤其是享有隆庆开关之便的九龙江口和重要锚地厦门，频繁劫掠福建泉州漳州沿海，俘虏中国居民充当苦力，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上一篇文章荷兰海盗的明朝见闻：掠夺东亚海域与明朝渔民的冲突就是在这时期发生的。明朝内部对此出现了“主剿”与“主抚”的争论，初期，部分官员认为荷兰人主要为通商，算不上强盗，仍希望通过谈判和禁海令迫使其就范，甚至发生了荷兰人试图重金贿赂地方官员3万两白银以求通商的事件，但遭到拒绝。
然而，当和平手段失效后仍然没有使荷兰人离开澎湖，明朝展现了其决断力。主战派官员、福建巡抚南居益力主武力清剿。他调集了11000大军和2百艘辅助船只和战舰，对澎湖荷军形成绝对优势。明军采取了稳扎稳打的策略，并不急于强攻堡垒，而是在澎湖港内遍设火船，陆军则架设炮台，日夜轰击，并进行长期围困。南居益甚至致信荷军司令，扬言要填平澎湖湾。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补给断绝的困境下，荷兰人最终在1624年屈服，同意拆除经营两年的堡垒，撤离澎湖，转而向东占领了当时明朝统治薄弱的台湾。
在澎湖之战期间，福建沿海的冲突也在继续。荷兰人试图通过封锁厦门等沿海港口、劫掠中国商船的方式，逼迫明朝开放贸易。迫使明朝官员实行了"鸿门宴"：
据载，1622年11月1日，福建官员薛伯泉造访东印度公司舰队设计假意谈判，邀请荷兰舰队指挥官及随从约30人上岸赴宴，让荷兰几位指挥官大喜过望，11月14日，荷兰舰队指挥官斯蒂安-弗朗斯亲自出马率领单桅船默伊登号和埃拉斯默斯主力战舰奔赴厦门本岛，在酒宴上，荷兰人并非没有警惕心里，官府只能开出隆庆开关建立的航线都外包出去才打动荷兰人，移至专门招待所，利用高度白酒灌醉并擒拿了包括司令、船长在内的荷兰人员。
17日，岸边的默伊登号舰队长官克拉赫随见人没有回来，派人去询问还被驻军擒获。同时，明军准备一批新酒送给岸边舰队以瓦解舰队抵抗被发现，只能组织约50艘火船和2艘战船对滞留海面的荷兰船只发动火攻，默伊登号被火药点燃前帆和桅杆引发火药殉爆，其余军舰在明军反应之前迅速逃回九龙江口的舰队锚地。
但此行动未能完全解除荷兰对沿海的封锁，荷军被激怒此后仍继续骚扰了47天才因弹药耗尽撤离。此事也体现了明朝方面在处理此类冲突时，也注重策略运用。
海战爆发
荷兰人退往台湾后，并未放弃打开中国大门的企图。他们与当时东南沿海的海盗势力（如刘香）勾结，继续威胁贸易航线。1633年7月，荷兰台湾总督普特曼斯为迫使明朝开放贸易，联合刘香舰队，对厦门发动了精心策划的突袭，重创明军水师。
这一挑衅彻底激怒了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下令全力反击。福建巡抚邹维琏授命已接受招抚的原海盗首领郑芝龙为前锋，组织反击。郑芝龙深谙荷兰战舰的优缺点——其船坚炮利，但数量少，且近战机动性不足。他为此制定了以“火船”为核心的战术。
料罗湾大捷不仅是一场军事胜利，更是一场心理和政治上的胜利。并向东亚所有海上力量宣告：在东南沿海，明朝（及其代理人）依然拥有无可争议的主导权。
解决方案：超越战争的体系性整合
明朝的解决方案并未止于军事胜利。料罗湾之战后，明朝展现出了惊人的务实态度，构建了一套多层次、行之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
这是解决方案的基石。从澎湖的武力驱逐到料罗湾的毁灭性打击，明朝清晰地传达了底线：任何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挑战其主权和沿海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无情的武力回击。这为后续的一切政治和经贸安排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抚”的策略主要体现在对关键人物郑芝龙的运用上。明朝招抚郑芝龙，使其从“海盗”转变为“朝廷命官”，并将其海上武装力量转化为官方的海防力量。这一招堪称神来之笔：
*以盗制夷：利用郑芝龙熟悉海战、了解西方的优势，来对抗更强大的荷兰殖民者。
* 以盗制盗：利用郑芝龙的力量清剿其他海盗势力，维护沿海治安。
通过将体制外的挑战者体制内，明朝既增强了自己的海防实力，又消除了内部隐患。
料罗湾战败后，荷兰人认识到武力胁迫的失败，转而寻求与郑芝龙合作。明朝也默许了这一新的贸易模式。郑芝龙凭借其私人海上帝国，成为了中荷贸易不可或缺的中间人。他建立了一套规则：所有商船，包括荷兰每年的12万法郎，都必须向他缴纳“饷税”（保护费），并购买“令旗”，才能在中国沿海安全通行和贸易。
这实质上是一种**官督商办**的变通策略。明朝官方无需直接与“红夷”进行有损体面的官方贸易，而是通过代理人郑芝龙来管理和控制对外贸易。既满足了荷兰人对贸易的渴望，将其行为纳入可管理的范围，又维护了“天朝”的颜面和朝贡体系的基本原则。
明朝对荷兰殖民者的解决方案，是一套成功的、具有中国智慧的古典地缘政治实践。它并非追求彻底的消灭，而是通过“剿抚并用，恩威并施”的组合拳，实现了力量的平衡与秩序的稳定。
塑造了东亚贸易新格局：荷兰人被迫接受在明朝制定的框架内进行贸易，台湾成为了其转口贸易基地，而非进攻大陆的跳板。展现了传统帝国的应变能力：它证明，即使在王朝末期，明朝在面对前所未有的西方挑战时，依然能够调动其政治、军事和经济智慧，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应对之路，将危机转化为一种可控的共存模式。
十七世纪的东亚海域，是一个力量消长与碰撞的大舞台。当衰朽之气渐生的明帝国，遭遇正值黄金时代、锐意东进的荷兰殖民者，一场持续近四十年的海上较量徐徐展开。这场较量并非简单的军事对抗，而是一场融合了武力、外交、经济和战略思维的复杂博弈。明朝通过一套兼具弹性和实效的“剿抚并用”策略，最终成功地将这股新兴的西方力量纳入其可控的轨道，维系了东南海疆的稳定，并深刻塑造了此后近半个世纪的东亚贸易格局。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十七世纪的东西方相遇，并非单向的“冲击-反应”模式。在强大的军事威慑和灵活务实的外交手腕结合下，当时的东方帝国完全有能力驾驭变局，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为西方新兴力量订立规则。明朝的解决方案，是其海洋经略史上最后，也是最为辉煌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