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宫中的权力错觉与一场误判导致的民族浩劫

1900年的夏天，北京城笼罩在一种诡异而狂热的氛围中。大街小巷，头戴红巾的义和团民成群结队，他们高喊“扶清灭洋”的口号，焚烧教堂，追杀教民，甚至连贩卖洋货的商铺也不放过。这座千年古都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向未知的深渊。

而在紫禁城内，一场关于国家命运的激烈争论正在上演。66岁的慈禧太后面临着她执政生涯中最重大的抉择：是顺应义和团民的“民气”与列强一战，还是镇压拳乱与外国和解？

德龄公主在《瀛台泣血记》中记录了一段慈禧太后的自白：“英国是世界上的列强之一，但这并不是维多利亚女王独断的功劳，她总是有议会里的那些能人帮助她，凡事都替她想得非常周全，她只需要在文件上签个字而已。再看看我，我的4亿臣民都是仰仗着我的判断。”

慈禧此言透露出她对西方君主立宪制的误解，以及一种对个人权力的自豪。她确实掌握着清帝国的实权，甚至能够赌上国运，同时向十一国宣战。但这种权力真的如她所想的那样值得骄傲吗？

与维多利亚女王相比，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正迅速衰落，而英国却成为日不落帝国。两种不同的权力观念和治国理念，最终导向了截然不同的国运。

维多利亚女王

1900年6月，义和团大规模进入北京，局势迅速失控。他们烧教堂、杀教民、毁铁路、拔电线，公开宣传“洋人进京四十年，气运已尽，天意该绝”。更令人心惊的是，他们开始对一切与“洋”字相关的事物进行无差别攻击。

前门大栅栏是当时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这里聚集了许多售卖洋货的店铺。义和团到来后，强迫商家销毁所有洋货。老德记药房因拒绝交出西药，被义和团纵火焚烧。团民们阻止旁人救火，声称“只有通了洋人的店铺会被烧”，结果火势蔓延，烧毁了1800多家店铺、7000多间房屋，连正阳门城楼都被点燃。

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各国公使馆感到极度恐慌。他们多次通过总理衙门要求清廷制止暴力，但负责总理衙门的端郡王载漪对义和团持默许态度，外交渠道基本失效。

外国公使们决定自行采取行动。他们要求派遣本国卫队进京保护使馆。尽管清廷最初反对，但最终妥协，允许各国派兵。6月1日至6月8日，八国（英、俄、美、法、意、日、德、奥匈）的军队分批抵达北京，总人数约500人。

然而，北京局势继续恶化。6月10日，各国公使决定组建一支更大的联军前往北京，护送使馆人员撤离。这支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的联军约2000余人，从天津出发，乘火车向北京进发。

西摩尔乐观地预计：“晚上就能在北京的公使馆里面吃晚餐了。”但他们低估了形势的复杂性。

义和团早已破坏了京津间的铁路和电报线路。西摩尔联军不得不一边修复铁路，一边应对义和团的骚扰。原本半天可达的路程，联军花了数天时间才前进了不到50公里。

前门大街

面对联军北上，清廷内部就是否开战产生了严重分歧。6月16日至19日，慈禧太后连续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

主战派以端郡王载漪和刚毅为首，他们认为可以依靠义和团和董福祥的甘军对抗列强。主和派则以太仆寺卿袁昶、吏部侍郎徐景澄为代表，他们认为与十一国同时开战无异于自杀。

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光绪皇帝罕见地发言：“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之理。诸国的强大十倍于日本，合起来打我们，我们怎么能抵御呢？”这是戊戌政变后光绪第一次参与决策，也是他最后的抗争。

主和派的意见理性而清醒：立即镇压义和团，与列强和解。但载漪等人抓住慈禧的权力焦虑，在6月16日晚伪造了一份外国照会，其中要求慈禧归政于光绪。

西摩尔率领的联军

6月17日，慈禧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公布了照会内容（未提第四条），群情激愤。连光绪都认为此等条件无法接受，主战派暂时占据上风。

但地方督抚的态度让慈禧犹豫。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重臣均反对开战。然而，6月19日直隶总督裕禄传来消息：联军要求清军交出大沽炮台。

大沽口是北京的门户，失去它，京城将门户大开。慈禧最终下定决心，采取强硬措施。

1900年6月21日，清廷发布了一份被称为“宣战诏书”的文件。但仔细分析，这份文件并非正式宣战。

清廷的行动包括两部分：6月19日给各国公使的照会，要求他们24小时内离开北京，清军将护送他们至天津；6月21日向各省督抚发出的上谕，动员全国力量抵抗外侮。

第一份文件写道：“你们各国索要大沽炮台，这是你们首先开衅...请你们在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我们会派兵护送你们到天津。”这并非宣战，而是变相的驱逐令。

第二份文件更多是动员令：“与其苟且图存，不如与对方一决雌雄。”而且这份文件仅秘密下发至内阁和地方督抚，并未正式送达各国政府。

正因清廷从未正式宣战，列强也未按国际法召回公使，外交渠道事实上仍未完全中断。

在第四次御前会议上，当慈禧决定与列强决裂，命徐景澄向公使馆送交照会时，发生了感人一幕：光绪皇帝突然离开皇位，拉住徐景澄的手说：“不要着急，再去商量商量。你在总理衙门做事这么多年，熟悉洋务，应该明白这是关系国运安危的大事！”

徐景澄含泪回答：“万无以一国劲敌诸国之理。”他详细陈述不能开战的理由，光绪不断点头。说到激动处，君臣相对而泣。

慈禧见状大怒：“皇帝放手，不要误事！”随后斥责徐景澄无礼。一个月后，徐景澄被处死。

这一幕生动展现了清廷高层的权力动态和决策困境：理性声音被压制，情绪化决策占据上风。

回顾这场灾难的起因，有几个关键因素：

一是信息失真。从伪造照会到裕禄谎报军情（实际上大沽炮台在清廷收到“最后通牒”前已失守），错误信息导向错误决策。

二是人才断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有识之士老去或不在中枢，慈禧身边只剩载漪等愚昧之徒。

三是权力迷思。慈禧对个人权力的执着，使她更关注维护自身权威而非国家利益。

庚子国难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沉痛的一页。慈禧太后确实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力，但这种缺乏制约的绝对权力，最终将国家拖入了近乎灭亡的深渊。而与维多利亚女王相比，慈禧的权力观念和治国能力，显然与“世界列强”的领导者相去甚远。

历史的悲剧在于，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而误判的代价也越沉重。1900年的夏天，慈禧太后的一个决定，让古老的中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段历史至今仍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