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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宁高宁说恒大要暴雷时（2021年7月），许家印还不清楚自己公司的具体状况，还在马上要暴雷两周之前，去了宁高宁当时负责的中化集团洽谈合作事宜。许家印当时说要投1000个亿跟中化合作农业扶贫项目，但结果是两周后，恒大爆雷消息传出，合作项目不了了之。虽然宁高宁的说法有点让人震惊，因为一个公司的老板，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公司的财务状况呢？我认为宁高宁的说法应该是有可能的。因为当企业做大了之后，手下的高管只报喜不报忧，而自己又好大喜功的话，很有可能还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他的这种对问题的严重性严重预估不足，最终害的自己身陷囹圄。世人皆知许老板欠了2万多个亿，但真实情况他并不是因为欠那么多债才进去的。因为同一时期的其他房地产老板也并不好过，也都欠债不少，但其他地产老板为什么就没进去呢？因为当时已经跟许老板打招呼了，也给他了两年多的时间，让他做保交楼，来减少损失。但是他却阳奉阴违，表面上口头答应的好好的，背地里却做出了两个严重失误。一个是在他保交楼的两年时间里先来了一个技术型离婚，又对财产进行了个技术转移。就在其他地产老板像王老板，杨老板在想尽办法还债，努力在减少损失的过程中，许老板竟然想把资产转出去，债务留国内。而他答应的保交楼许诺，完全是骗人的空谈。许老板的这个做法完全不可饶恕，他的这个做法，对不起任何人。他对不起投资商，供应商，更对不起垫资给他做工程的和一直交着房贷，却连个楼花也没见到的人。所以他现在的结局真的是一点也不值得同情。

把国有企业搞垮、变卖、私有化，这根本不算本事，真正有本事的，是领着一家国企在市场风浪里站稳脚跟、越做越强，这话糙，但理不糙。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评判标准，只看资产转得快不快，交易频不频繁，照这个逻辑，把静止的国有资产盘活，最快的办法就是卖，换成现金，账面好看，政绩也清晰，可这种思路把企业的生命完全等同于账面数字，忽略了那些无法在短时间内变现的宝贵积累。看看那些真正撑起国家脊梁的国企，2019年，当外部技术封锁最严峻的时候，是央企带头砸下巨额研发资金攻坚芯片，中储粮在粮价被外资恶意炒作时，开仓放粮，硬生生稳住了老百姓的饭碗。还有偏远山区的电网铺设，私企算算投入产出比，没人愿意去，只有国企去干，这些事不赚钱，甚至赔钱，但没人能否认它们的价值，如果只盯着短期利润，把这些国企都卖了，看似甩掉了包袱，实则挖掉了地基。宁高宁曾执掌多家大型央企，在竞争激烈的消费领域，不靠垄断特权，硬是靠内部改革和管理优化，把企业带进了世界五百强，这足以说明，国企搞不好，未必是所有制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管理和人的问题。那些动不动就喊着“一卖了之”的人，其实是思维上的懒惰，他们把几十年积累的技术底蕴、产业生态和工人技能体系，统统算作折旧，恨不得一把火烧掉，他们没想过，厂房会老化，但工人的手艺在升值；设备会折旧，但工艺诀窍在增值。更有迷惑性的是那句“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潜台词就是国企领导不行，换私企老板就行。这话经不起推敲。很多被私有化的国企，换了招牌就能起死回生吗？现实是，真正支撑企业活下来的，往往是那些没被裁掉的老工程师和老技工。师徒间口传心授的绝活，车间里摸索了几十年的参数，这些跟产权证没关系，也不是靠换个大股东就能一夜复制的，把企业兴衰简单归咎于所有制，是最廉价的解释。在我看来，那些急着把国企变现的人，骨子里是不相信“长期”的价值，他们只信眼前能交割的东西，不信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结果的事业。国企最大的优势恰恰是能扛周期，它不需要对下个季度的财报负责，可以为了一项基础技术投入一代人的光阴。这种能力在纯粹的市场逻辑里可能被视为低效，但在国家竞争的棋盘上，这是底牌。把底牌卖了，换来几把筹码，下次遇到卡脖子的时候，拿什么去扛？我始终认为，真正有本事的管理者，敢于对抗这种“交易崇拜”，他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枯燥的：梳理家底，分清哪些能卖，哪些打死也不能动。然后，用最笨的办法，一茬一茬做技改，一年一年培养新人，这个过程没有新闻点，甚至没有掌声。但他心里清楚，自己守的不是几间厂房，而是一个工业体系的基因片段，这就像一个家庭，把祖宅卖了换钱花，那叫败家；真本事是守着老宅，修缮好，让它在新时代派上用场。那些真正把国企领出困境的人，往往沉默寡言，他们从不吹嘘改革力度多大，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跟人性的短期偏好作对，每留住一个核心技工，就是留下一粒火种；每攻下一项关键技术，就是立下一根桩基。这些东西在任期内未必能变成利润，但十年后回头看，别人垮了，他还在；别人卖了，他还立着。把企业卖了，签字笔一落就完事；把企业做强，二十年未必见分晓，但正因如此，后者才配叫本事，前者只配叫交易。如今，我们在高铁、电网、粮食安全和高端制造领域拥有的底气，哪一项不是靠这种长期主义的坚守换来的？如果当年为了图省事，为了账面好看，把这些统统私有化，今天我们的经济命脉恐怕早已掌握在别人手里。面对那些动辄拿“效率”说事，要求卖掉国企的声音，我们不仅要问，这种只看眼前、不顾长远的算盘，到底是在为企业减负，还是在给国家挖坑？当一家企业不再承担任何公共责任，只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它还是我们记忆中的那个国企吗？

将国有企业弄垮，或倒闭，或破产，或变卖，总之，将国有企业从国有变为私有，这不叫本事，而领导一个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的风浪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才叫本事。经常能看到一些言论，总说国企效率差、负担重，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直接卖掉私有化。可现实生活里很多基础保障，恰恰离不开国企兜底。偏远山区、荒漠地带的供电线路，盈利空间很小，私企不会主动建设铺设，全靠电网国企落地运营。粮价遭遇外资炒作波动时，中储粮会及时投放储备粮稳住物价，守住普通人吃饭的底线。高端芯片被外部封锁的阶段，大批央企持续投入高额研发资金，攻坚关键技术缺口。知名管理者宁高宁先后打理多家大型国企，深耕充分竞争的消费行业，不靠特殊优待，靠着内部制度改革、市场化管理模式，带领企业跻身世界五百强。这也能看出，国企想要做好，核心是优化管理、主动适应市场，不是简单更换所有权。不少网友看得通透，卖掉国企操作最简单，长久运营考验真功夫，一卖了之是短视做法。日常低价稳定的电价、平价粮食、全覆盖的高铁铁路网络，都是国企承担公共责任的体现。私企经营优先看重盈利，涉及普惠民生的服务很难全面铺开。国企和私企各自承担不同作用，民生基础领域需要国企稳住大盘，市场竞争领域可以双向发力。盲目推崇私有化，忽视国企的公共价值，并不符合实际的社会需求。

1998年，伊利集团内部管理层矛盾加剧，时任副总经理牛根生选择离开伊利。离开之后牛根生牵头创办蒙牛，仅用8年时间就实现规模赶超伊利。后来伊利前董事长郑俊怀因刑事犯罪入狱，很多人以为商业对手牛根生会落井下石，但牛根生却对郑俊怀陷入困境的家人伸出援手。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都想不明白，牛根生到底图什么。要弄清这个问题，得先看看蒙牛这几年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1999年，牛根生在呼和浩特一间53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拉上几个老同事，凑了900万元，蒙牛就这么起家了。没钱建厂，牛根生想了个法子，先把牌子打响，工厂的事往后放。他在路边立了几百块广告牌，上面写着向伊利学习，这话说出去，业内不少人都觉得牛根生疯了，可正是这份高调，让蒙牛在短时间内被更多人记住。真正让蒙牛翻身的，是2003年拿下神舟五号牛奶独家赞助这件事，借着国家载人航天的东风，蒙牛的知名度一下子上去了。2004年6月10日，蒙牛乳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2319，成了国内乳制品行业头一家登陆香港资本市场的企业。这背后其实还有段插曲，2002年蒙牛引入摩根士丹利、鼎晖投资、英联投资三家外资机构，双方按当时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设了一份对赌协议。约定2003年到2006年间蒙牛的复合增长率要超过50%，达标了外资方就转让股份给管理层，达不到管理层就得让出股权。牛根生带着团队硬是提前完成了目标。2008年，整个乳制品行业遇上信任危机，蒙牛也受到波及，牛根生给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写了一封长信，业内叫它万言书，希望企业家们能拉蒙牛一把，别让民族品牌被外资低价买走。联想的柳传志带头出资2亿元，俞敏洪和江南春各拿出5000万元。2009年7月7日，中粮集团联合厚朴投资以61亿港元收购蒙牛20.03%的股权，这是央企头一回用市场化方式入股民营乳企。2011年6月11日，蒙牛乳业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牛根生辞去董事会主席一职，宁高宁接任，牛根生此后把心思更多放在了公益上面。再说回郑俊怀这边。2004年12月17日，呼和浩特市政府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郑俊怀因涉嫌挪用公款被刑事拘留，2005年1月5日正式逮捕。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郑俊怀犯挪用公款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一审判处郑俊怀有期徒刑六年。这起案件也让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进入大众视野，推动监管层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相关保护机制。这场案子里，独立董事制度头一次在国内大型民企治理纠纷中被公众广泛关注，之后监管部门也进一步完善了独立董事的保护机制。2006年郑俊怀因表现良好提前获释，出狱后去了黑龙江红星集团食品有限公司当董事长，重新开始创业。伊利这边，郑俊怀被刑拘之后，35岁的潘刚主持伊利日常工作，出任集团总裁。2005年6月，伊利股份董事会正式换届，潘刚当选董事长兼总裁，成为当时国内乳品行业最年轻的企业掌门人之一。郑俊怀入狱之后，家庭失去主要收入来源，妻子身体不好，子女还在求学。牛根生得知情况，联合一批当年伊利的老部下凑集资金，帮扶郑家，承担子女求学的相关开支。谈及此事，牛根生对外表示，郑俊怀是自己的老领导，对方家中遇困，不能置之不理。信息来源：光明网《一山不容“二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