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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一名港商赴京认亲，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父亲竟然是一位革命烈士，而继父则是十大元帅之一的徐向前。男子从小在香港长大，由大伯照料，他只知道自己的母亲早年投身革命，被迫将年幼的他托付给大伯。随着年岁增长，寻亲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多方打听后，他得知母亲可能在北京生活，便放下手头生意，辗转来到北京。通过相关部门的协助，男子顺利见到了母亲，母子相见，感慨万千，交谈中，男子才慢慢得知自己的身世真相。他的亲生父亲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家，那会儿革命斗争复杂，在肃反中抓捕杀害，属于革命烈士，男子这才明白，自己并非普通家庭的孩子，亲生父亲是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英雄，更让他意外的是，母亲后来再婚，继父竟然是十大元帅之一的徐向前。母亲告诉她，自己和徐向前元帅是1946年在延安结的婚，两人都是老革命，有着相似的革命经历和痛苦过往，走到一起后相濡以沫，相伴终老。母亲名叫黄杰，也是一位资深老革命，她1927年就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和赵一曼是同学，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在多地从事革命工作，还曾在上海跟着周恩来做地下工作，期间被捕入狱，经宋庆龄援手才免于重判。当年把他送往香港寄养，实属无奈。革命斗争紧张，随时可能面临危险，为了保护孩子，才不得不将不满周岁的他交给香港的大伯抚养，解放后，因为特殊情况，母子没能及时相认，直到1973年才得以团聚。见到母亲后，男子也见到了继父徐向前元帅，徐向前元帅待人谦和，并没有因为他的身份而疏远他，元帅向他讲述了过去的革命岁月，也让他更清楚地了解到亲生父亲曾中生的革命事迹。这次认亲，彻底改变了男子对自己身世的认知，从一位普通港商，到革命烈士的儿子、开国元帅的继子，身份的转变背后，是一段厚重的革命历史。后来，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的关心协调下，男子和母亲、继父的往来逐渐增多，真正融入了这个特殊的家庭，他也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亲情，时常感念革命先辈为今天的生活付出的牺牲。以上部分内容是小编个人看法，如果您也认同，麻烦点赞支持！有更好的见解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方便大家一同探讨。

这是九位东北抗联英烈，留在世上最后的影像。照片里的他们，眼神直直地望着前方。有的人衣服破了好几处，棉絮从口子里露出来；有的人脚上裹着厚厚一层布，那就算是鞋了。背景往往是模糊的，可能是密林，也可能是雪地，灰扑扑的一片。你仔细看他们的脸，冻伤留下的疤，长期饥饿造成的浮肿，都清晰可见。可就是这样一群看上去疲惫不堪的人，肩上的枪却握得那么紧，腰杆也挺得笔直。这些照片，大多是在行军间隙拍的，有的甚至是牺牲前短短几天留下的。当时拍下来，可能是为了传递情报，或者单纯就是想留个念想，谁也不知道，明天自己还在不在了。我们如今翻看这些影像，总觉得隔着一段遥不可及的历史。白山黑水，冰天雪地，那是我们仅能从书本上读到的词汇。可对于他们，那是每天要用脚去丈量、用体温去对抗的现实。零下三四十度的“大烟炮”一刮，裸露的皮肤瞬间就能冻坏死；粮食断了，草根、树皮、煮烂的皮带就是全部伙食；更别提身后还有数倍于己的敌人不停追剿。就是在这样的绝境里，他们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没有后方，没有补给，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连党中央的直接联系都中断了。他们是在凭着一股信念，在黑暗中为这片土地点燃一星火苗。你也许会问，是什么支撑着他们？看看杨靖宇将军胃里那些没能消化的棉絮和草根；想想赵一曼留给幼子的遗书中，那泣血的家国抉择；还有八位女战士挽臂投入乌斯浑河的背影。支撑他们的，早就不再是简单的胜利希望，而是一种更为决绝的东西，民族的气节，战士的尊严。他们知道自己在创造历史吗？未必。他们只是不能忍受家乡被铁蹄践踏，不能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同胞的苦难。他们选择了“死”，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有资格去追求“生”。这些定格的面孔，其实在向我们发问。在一切都被计算得失、权衡利弊的今天，我们还能理解那种“不划算”的牺牲吗？我们习惯纪念的，往往是那些有确定功勋、有辉煌战绩的英雄。而抗联的很多战士，牺牲得无声无息，甚至没能等到胜利的曙光。他们的故事，大多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只有饥饿、寒冷、孤立和漫长的坚持。这种在绝望中依然保持尊严和反抗的姿态，恰恰是最震撼人心的力量。他们留下的，不是一个胜利的结果，而是一个“为何而战”的永恒答案。每次凝视这些最后的影像，我都觉得，他们并没有远去。他们化作了林间的风，山巅的雪，化作了黑土地上每年春天如期而至的达子香（兴安杜鹃），殷红一片。他们用生命划下的那条线，成了我们精神世界的边界与坐标。他们提醒着我们，这片土地的天空，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地晴朗；我们今天脚下的路，是有人趴在地上，用最后的体温为我们暖过的。历史书可以记载战役与年份，却难以承载每一张面孔背后的温度与抉择。这些模糊的老照片，恰恰补上了那一页。他们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一个个曾经那么鲜活、会痛会笑、有牵挂有恐惧，却最终选择了挺直脊梁的人。记住他们，就是记住我们民族筋骨最硬朗的模样。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赵一曼烈士要是地下有知，真要心疼死了。”1982年，赵一曼的儿子在家中自缢身亡，同事们都很难过，一个家喻户晓烈士的儿子，竟然会选择这条路。那时候赵一曼正忙着革命工作，孩子刚落地没多久，就被托付给伯父陈岳云家寄养。陈掖贤从小没爹没妈的陪伴，生活虽说吃穿不愁，但那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换谁都得心里堵得慌。他小时候就敏感，别人家孩子有父母宠，他只能自己窝着。1936年赵一曼牺牲前，给儿子写了封遗书，表达了对孩子的愧疚和期望，希望他长大别忘母亲是为国捐躯。可陈掖贤直到1956年才知道母亲的身份，那年他去东北烈士纪念馆，看到遗书后，用钢笔在左臂上刺下赵一曼三个字。从那以后，他拒绝领抚恤金和烈属证，说那是母亲的血换来的，他不能拿来花。大学毕业后，他去北京工业学校当老师，教历史和政治，学生挺喜欢他的课，因为他讲得有深度。但生活上，他完全不会打理，宿舍乱糟糟的，衣服脏了就扔，烟头到处是，工资69块一个月，在当时够养家，可他月初大手大脚，买贵烟贵酒，月中就借钱，甚至拿饭票换现金。单位只好让人帮他管钱，按周发零用，但他还是想办法提前花光。这样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性格也越来越内向自卑。陈掖贤的婚姻也没帮他稳下来。1957年他娶了学生张友莲，两人起初还行，但很快就闹矛盾。张友莲毕业后在化工厂工作，可陈掖贤的生活习惯太差，两人经常为家务事争执。没多久，他们离婚了，张友莲精神状态变差，得了病，需要住院。陈掖贤后来复婚，但张友莲的病时好时坏，两个女儿一个在姨妈家，一个在岳母家长大。他自己工作上也变了，北京工业学校后来并入第六机床厂，他从老师转成工人，每天干体力活。父亲陈达邦1960年左右去世后，他更孤单了。陈达邦早年再婚，有新家庭，陈掖贤1944年15岁时第一次见父亲，但觉得格格不入，没住一起。失去父亲后，陈掖贤的日子更难熬，经济压力大，生活自理能力弱，经常饿肚子。1974年秋天，他几天没上班，同事去看，发现他躺在床上动不了，原来饿了四五天，没钱买饭。单位给他分了向阳房，算是照顾，但他还是老样子，不收拾屋子，继续抽烟喝酒。抑郁的情绪越来越重，他觉得自己配不上母亲的期望，总觉得丢人。周围人说他有才华，讲课旁征博引，但现实中他像个不会过日子的巨婴，啥事都搞不定。这种反差让他每天都难受，性格缺陷越来越明显，自卑和敏感像野草一样长。

赵一曼再次被捕，遭受了比之前更加严厉的刑罚。担任审问的日本军官林宽重曾这样回忆:我们都很失望，也很诧异，她竟能长时间忍受这种新式电刑。要知道，没有比这更厉害的刑法了。那个审讯室里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焦糊味，那是皮肉在高压电下瞬间碳化散发出的味道，日本军官林宽重盯着眼前这个瘫软在刑椅上的女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在他引以为傲的“新式电刑”持续运作下，普通壮汉撑不过几分钟就会哭喊求饶，可眼前这个身形消瘦的女子，足足熬了七个小时。为了不让她昏死过去从而逃避痛苦，林宽重和特务科长前大野泰治做了一件极其阴毒的事：他们命令军医给奄奄一息的她注射强心针，把高浓度的咖啡因掺在盐水里灌进她的喉咙，再大量输入葡萄糖液。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让她保持最清醒的头脑，去接收每一伏特电流带来的剧痛，在药物和电流的双重摧残下，人体的生理控制机能彻底崩坏。大小便失禁流出的秽物，混杂着身上冒出的冷汗和崩裂伤口的血水，流满了地面，她剧烈地呕吐，直到胃里空空如也，最后吐出来的全是黄绿色的胆汁。可当林宽重暂停电流，把脸凑过去想听到一句求饶哪怕是呻吟时，迎面而来的只有一口夹杂着破碎内脏碎块的血痰，还有那个重复了无数次的三个字：“不知道！”这个让日军精锐特务机关闻风丧胆又束手无策的女人，就是赵一曼，而在那层血肉模糊的躯壳之下，是一个曾经名为“李淑宁”的四川姑娘。很难将此刻受刑的“女匪”，与那个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高材生联系起来，那一年，她不过三十岁出头，人生经历却比多少男儿都要厚重，出生在四川宜宾封建家庭的她，打小就是个“异类”。别人家女孩裹小脚，她用绝食来抗议，愣是逼着父母妥协；在那个人人自保的年代，她深受牺牲在辛亥革命中的父亲和姐夫郑佑之影响，早就把脑袋别在了裤腰带上。她甚至在莫斯科的大雪中找到了爱情，与陈达邦结婚并怀有身孕，但为了回国抗日，她不得不把尚在襁褓中、年仅一岁的儿子“宁儿”寄养在他乡，只身一人闯进东北的白山黑水。从“李淑宁”变成“赵一曼”，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的更改，更是血与火的洗礼，在东北人民革命军里，她成了红枪白马的政委，枪法准，计谋深，打得日军节节败退，成了日本人眼里的“心头大患”。正是因为这份痛恨，当日军在1935年的交战中第一次俘虏受伤的她时，才会有那种近乎变态的狂喜，大野泰治当时狂言：“没有我撬不开的嘴。”为了得到情报，他们会拔掉她的指甲，见她不招，又往她肚子里灌辣椒水和汽油，等肚子鼓起来，再用粗大的竹杠使劲压下去……然而，肉体的极度痛苦反而成了另一种反抗的燃料，即便在被送往哈尔滨市立医院“监视治疗”期间，伤重未愈的赵一曼竟然凭着一张嘴，说服了看守她的伪军董宪勋和护士韩。1936年6月30日那个深夜，三人一度成功逃出虎口，要不是那个被日军胁迫的司机招供，赵一曼或许真能再次举起抗日的大旗。不幸被捕回来的下场，就是那是开头那幕惨绝人寰的新式电刑。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林宽重曾试图换个套路，用所谓的“前程”和“生命”来诱惑：“只要说出赵尚志的部队在哪，命给你保住，病给你治好。”赵一曼当时痛得全身青筋暴起，冷汗湿透了衣衫，但她的眼神像刀子一样剜在侵略者身上：“你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干尽了禽兽不如的坏事，还说是为了我们？做梦！我就想着把你们赶出中国！”这一刻，日本人终于明白，那些足以摧毁神经的电刑、竹签、老虎凳，哪怕把她的身体折磨成一具枯骨，也碰不到她灵魂分毫，她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毅力，更是一种超越了生死的信仰压制。这种压制让大野泰治感到深深的恐惧，甚至是瑟瑟发抖，这个不可一世的刽子手，直到晚年临死前，嘴里念叨的不是他的战功，而是赵一曼在狱中写下的一首诗：“誓志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这成了他一生的噩梦。1936年8月2日，日军彻底绝望了。他们决定处决赵一曼。为了所谓的“震慑”，他们把她押到珠河街游街示众，临刑前的最后一刻，看着那些熟悉的国土和同胞，她没有掉一滴泪，没有露出一丝恐惧。当刽子手例行公事地问那句“还有什么遗言”时，她只留下了两层意思，对外，她告诉敌人：“为抗日而死，光荣！中国必胜！”对内，作为一个母亲，她在那一刻卸下了政委的铁甲，她给那个早早离别的儿子写下了最后的绝笔，她不想说任何豪言壮语给世人听，只想告诉儿子，妈妈是因为什么而死的，希望儿子长大不要忘记，他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几声枪响，年仅31岁的赵一曼倒在了血泊中，日军像往常一样拍下照片想要炫耀“武功”，却不知道照片里那个眼神异常坚定、毫无惧色的女人，早就宣判了这场侵略战争注定失败的结局。信源：黑龙江新闻网白山黑水除敌寇甘将热血沃中华——赵一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