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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五位结拜兄弟，最后都是个什么样的结局第一位：张学良。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跨越近半个世纪。1928年，张学良通电易帜，助蒋介石完成形式上的统一；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入关助蒋，二人结拜为兄弟，关系进入蜜月。但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抵抗”政策渐生分歧。1936年12月，为逼蒋抗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事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旋即被扣押，从此失去自由，辗转软禁长达54年。蒋介石直至去世都叮嘱“不可放虎”。1975年蒋介石病逝，张学良以挽联概括二人恩怨：“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1990年张学良全面恢复自由，后定居夏威夷，2001年去世，享年101岁。中国大陆官方评价其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肯定其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贡献。这对曾经的盟兄弟，因民族大义与个人权谋的激烈碰撞，留下了一段爱恨交织、令人唏嘘的近代史传奇。第二位：李宗仁。字德邻，广西临桂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新桂系”核心领袖，曾出任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及代总统。1926年北伐前夕，蒋介石为拉拢桂系，主动与李宗仁交换兰谱结拜兄弟。然而，随着桂系势力坐大，双方矛盾激化，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抗日战争爆发，二人暂时放下恩怨，一致对外。战后，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反对竞选副总统成功，关系再度紧张。1949年初，内外交困的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但实权仍由蒋操控，李宗仁不久后流亡美国。尽管政治生涯坎坷，李宗仁在军事上的建树不可磨灭。1938年，他指挥台儿庄战役，取得歼灭日军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成为抗战正面战场的首次大捷，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精心安排下，流亡海外16年的李宗仁冲破阻挠回归祖国第三位：陈其美。他是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得力干将，也是蒋介石的结拜大哥和革命引路人。他一生中有三件大事深刻影响历史：一是在1911年成功领导上海起义，并组织联军攻下南京，扭转了武昌起义后的危局；二是坚决反袁称帝，曾刺杀袁世凯心腹郑汝成，发动肇和舰起义，成为护国讨袁的重要力量；三是提携蒋介石，将其引荐给孙中山。蒋后来冒险为其收尸，情同骨肉，深刻影响了民国权力格局。陈其美也因派人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而引发争议。1916年，他被袁世凯指派的刺客暗杀于上海，年仅38岁。第四位：戴季陶。戴季陶与蒋介石是浙江同乡，曾留学日本，1920年代结为换帖兄弟，关系远超普通政治盟友。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戴季陶急电蒋介石火速赴粤护卫孙中山，助蒋重获信任。1924年，又力荐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为其日后的军权崛起铺平道路。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提出“戴季陶主义”，系统反共，主张由国民党垄断革命领导权，为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政变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此戴成为“反共最早、决心最大”的思想核心。长期担任考试院院长，为蒋介石起草文稿、出谋划策，形成“蒋主军政、戴主理论”的分工。二人私交之外，民间盛传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实为戴季陶与日本女子所生，蒋代为抚养，此说虽无确证，却为这层兄弟情蒙上传奇色彩。1949年国民党败退前夕，戴季陶拒绝赴台，于2月12日吞服安眠药自杀。蒋介石闻讯哀叹：“故人零落，终夜唏噓。第五位：冯玉祥。民国西北军领袖，出身贫寒，人称“布衣将军”，一生多次倒戈，与蒋介石的关系经历了结义、反目、再合作、最终决裂的复杂过程。1928年北伐期间，冯玉祥与蒋介石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冯的第二集团军巅峰时拥兵40万，助蒋巩固政权。但北伐后因裁军、地盘等矛盾激化，1930年冯联合阎锡山、李宗仁发动中原大战，兵败下野，所部被瓦解。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促使二人再度携手。1935年冯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他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主动出击收复多伦，取得自九一八以来首次收复失地的重大胜利，却加剧了与蒋的矛盾，同盟军被蒋强制解散。抗战胜利后，冯反对内战、呼吁和平，遭蒋忌恨。1946年被“礼送”美国考察水利。1948年响应中共号召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乘船途经黑海时因舱内突发大火遇难，疑为政治谋杀。

孙中山没有兵权，为什么没人敢动他？你以为孙中山像汉献帝那样，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兵马大元帅，手里却一个兵都没有，各大军阀都想要挟中山以令共和。事实上，孙中山的政治号召力非常强。你最好别把军队放到他身边，否则最后军队都可能跟着孙中山跑了，你还蒙在鼓里。你可能并不知道，真正效忠孙中山的部队其实真不少。孙中山手里确实是缺枪和地盘，可他握着另一种更难对付的东西，那就是能把人说动的办法，军阀靠的是军饷、地盘和刀枪，这些东西看得见，也能立刻见效，孙中山靠的是一套能讲清楚“为什么要变”和“变了对谁有用”的说法。他在海外不停奔走，从北美到东南亚，靠演讲筹款，也靠演讲把想法讲给更多人听，他讲的重点不是漂亮口号，而是把推翻旧制度、建设新国家这件事用大白话讲明白，让普通人能跟上，做小买卖的华侨、在外读书的学生、国内接触新思想的年轻人，都能听懂他到底要干什么。很多人捐钱不是图回报，而是觉得这条路如果成了，国家和个人的日子都能变得不一样，这种动员能力是很多手握兵权的人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更擅长命令和交易，不擅长让人真心相信。不过只有想法还不够，想法如果散在空气里，很快就会被现实打散，孙中山一直在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把愿意跟他走的人组织起来，让大家能长期协同，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组织越来越成形，也不断吸收黄兴、宋教仁这类能做事的人。对比之下，袁世凯那种体系看似强，但由利益拼起来的队伍，人心跟着权力走，陈炯明之类的军阀更明显，部队听的是个人，一旦方向变了，立场也跟着变，所以军阀的联盟往往各打各的算盘，风向一变就散，遇到压力更难扛。孙中山的队伍却有个特点，失败了也能重新聚，因为大家追的不是短期好处，而是共同目标，早年起义接连受挫，清廷围剿又紧，他只能流亡辗转，甚至还遭遇过被扣押的风险，这些经历没有把他拖垮，反而让更多人看到他不是来做一锤子买卖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去到日本也没有停下，而是调整方式重建队伍，加强纪律，护法运动受挤压时，他依然坚持开会整顿，把方向讲清楚让人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一直在解决一个难题，那就是怎么把理念变成能落地的力量。黄埔军校就是这个思路的关键一步，因为它不只教打仗，还把理念和纪律系统地放进训练里，蒋介石担任校长，学校强调的不只是战术，还要让学生明白拿枪是为了什么，这些学生后来去到不同部队，带走的不只是技术，还有一套做事的标准和一种革命的自觉，这就让孙中山的影响力真正进入了军队内部，也让军阀不得不重新评估他的分量。孙中山没有靠特殊资源去压别人，他靠的是能让人信的路，再加上能把人聚在一起的组织办法，在枪杆子最重要的年代，他用思想、组织和办学把力量一点点做出来，最后让“党领导军队”从口号变成现实。本文首发于卖行家的小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