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戴笠的私生活，曾经有一个“传说”，说的是啥呢？

说的是在1938年的一天，忙碌了一天的戴笠说要继续加班，就没让自己的英文女秘书下班。

忙活到夜半时分，戴笠把这位女秘书叫到了卧室，并递给她一杯咖啡。女秘书以为是领导让自己提提神，便不带犹豫地咂了几口。

可她万万没想到，刚喝完，自己就晕倒在地，然后便成了戴笠这个“色中饿鬼”的新猎物。

这个“传说”记载于美国汉学家魏斐德所写的一本关于戴笠的学术著作里。

那么，这“传说”中的女主角到底是谁？

她和戴笠之间到底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本文的女主角名叫余淑衡，但在国民党方面的官方历史档案中，她叫余叔衡。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她日后自己改的名字。但在国民党有关人员的回忆史料里，又把她叫作余素衡，此误传的始作俑者就是大特务沈醉。

当初，她和戴笠的事儿在军统内部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确是事实。但戴笠是否是靠着一杯咖啡就把余小姐搞定，却没有确凿的书面史料记载。这种说法多来自于军统内部人士的小道消息，而尴尬的是，魏斐德所写的关于戴笠的专著里，引用的便是这些“八卦新闻”。

仔细想想，咖啡一事即便是真有其事，但卧室之内只有戴笠和余小姐两人，那么，诸多细节是从何而来的呢？

难道戴笠也和历代帝王一样，有事没事，身边都要带个记载“起居录”的史官？

而且，以戴笠谨慎小心的行事作风，这种丑事也算是一个“短儿”，以国民党内部“窝里斗”的传统，他怎么会随便把这个把柄透露给别人？

难道他是嫌自己死得太慢？

所以，关于历史人物的诸多“艳史”，只当是茶余饭后“垫牙”用的娱乐素材即可，千万不要当真。否则，谁当真了，那自己也就同样成为了一个笑话。

不过，根据国民党方面已经公开的相关正式档案来看，戴笠确实对余小姐一往情深。这恐怕和很多人眼中的戴笠那种“色中饿鬼”的形象是完全不符的。

在认识余小姐之前，戴笠是有家室的。也可以说，他也算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之一。

18岁那年，还叫“春风”的戴笠娶了邻村一个地主家的千金，也就是比自己大2岁的毛秀丛。这闺女是典型的封建小家碧玉，从小三从四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虽然大字不认识一箩筐，但绝对是贤内助的传统类型。

结婚的时候，戴笠已经在浙江师范念书，接触到的都是新思想，对这种终身大事被父母摆布的处境十分厌恶，但是，他也无力对抗家族，能做的也只有捏着鼻子接受了。

这里要插一句的是，小两口曾经生过一个儿子，取名为戴善武。

1939年，不受丈夫待见而郁郁寡欢的毛秀丛在上海病逝，戴善武则在1940年跟着戴笠加入了军统，并杀害过很多我党党员。1944年，他当了江山县的议员，在他爹摔死后，又当上了京沪杭铁路的警备处处长，可谓是沾了戴笠不少的光。

可好景不长，新中国成立后，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戴善武于1951年被人民政府枪毙。

好了，再说回戴笠。从师范毕业之后，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受到了老同学毛人凤的点拨，南下广州蹭上了黄埔六期，并凭借在特务工作中的天赋，受到了老蒋的青睐，从而平步青云，当上了军统的老大。

如本文开头时所述，他请余淑衡“喝咖啡”是发生在1938年，这时间还是比较可信的。为什么呢？

因为在1940年5月，戴笠曾批复过下属的一个请示。在这个批复中，他明确提出要这个下属找余淑衡协助，来核实一个人的身份。由此可见，余淑衡在此时已经在军统工作了一段时间。

但是，在1938年，国民党政府是刚刚迁到重庆，且正值日寇最猖狂的时期，各种抗战工作千头万绪，军统的压力很大。

身为军统老大，戴笠应该是没什么心思请女下属喝咖啡。他和余淑衡关系的开始，很可能是因为在招募秘书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位让自己心动的小姑娘。

那么，何以证明戴笠对余淑衡是一往情深呢？

这位余淑衡小姐是湖南长沙人，出生于1918年，比出生于1897年的戴笠小了足足21岁。1938年，余小姐芳龄20，而戴笠则是41岁，正值壮年。

从留存下来的照片看，身着旗袍的余淑衡是端庄大方，风姿绰约。她毕业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的英语系，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学时就已经是闻名全校的校花。

大学毕业后，成绩出色的余淑衡被军统招入外事训练班，在顺利结训之后，便加入军统工作。彼时，戴笠也正需要一个外语出色的秘书。于是，百里挑一、能力出众的余淑衡自然就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从很多军统内部人士的回忆可以了解到戴笠对余淑衡是非常倾心的，而且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戴笠甚至把余淑衡的父母都接到了重庆生活。

据唐生明、黄永康、王方南和沈醉的回忆，戴笠当时使用的化名~“余龙”的含义就是他要成为余家的乘龙快婿。

侦查学中有个名词叫“交叉验证”，既然这四人都众口一词地证明了戴笠的想法。那这事儿基本就能认定为是事实了。

这里要插一句的是，是沈醉最先把余淑衡写成了“余素衡”，所以，后来的那帮人也都跟着写错了。

1940年底到1941年初的一段时间，余淑衡曾经在缅甸的首都仰光工作过一段时间。

1941年3月1日，军统缅甸方面的负责人曾经向戴笠打报告，说余淑衡将离开仰光，到香港，所以请戴笠再派一个英语好的特工来接任。

而事实上，余淑衡从仰光调离这事儿是戴笠一手安排得。当时，戴笠要把她送往美国留学。

魏斐德在研究专著里给出的原因是戴笠又看上了影后胡蝶，所以想用留学这方法甩了余淑衡。

有很多野史也都有鼻子有眼地说戴笠非常好色，今天看上了这个，明天又看上了那个，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查查史料就会得知，余淑衡被调离仰光时，胡蝶正和丈夫在香港呢，戴笠和她根本没机会见面。具体原因，从下面的这个事例就能佐证。

1941年5年，在戴笠的运作之下，身在香港的余淑衡终于拿到了去往美国的船票，启程日期为6月19日。

在她动身之前，戴笠亲自飞到香港为她送行。可他一下飞机，就出事了。

出的啥事儿呢？

港英政府把戴笠给抓起来，扔进大牢了。

这是为何呢？

港英当局给出的原因是戴笠的行李箱里携带大笔美元和港元，甚是可疑。

其实，戴笠被抓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抗日。

英国政府当时不但在欧洲对德绥靖，在亚洲，同样对日本绥靖，就怕自己的在华利益受损。

1940年7月，丘吉尔在日本的压力下，还下令关闭了滇缅公路，使我国的抗战形势是雪上加霜。此事引起我国的强烈不满。但英国的想法是让我国向日本早日投降，并以此来讨好日本。

所以，港英政府这次抓戴笠，是想给国民党政府一个颜色看看。

当时，军统已经准备采用武力解救戴笠，余淑衡也决定先不动身，要亲自参加这次营救行动。好在经过斡旋，戴笠在被关了12个小时后，就被放了出来，没耽误他给小情人送行。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戴笠因为胡蝶，而把余淑衡送出国，纯属是瞎编。而且，从日后两人之间的密电可以看出，戴笠对余淑衡的感情堪称是“花痴”级别。

那么，既然如此，戴笠为何不把余淑衡继续留在身边呢？

众所周知，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成风，即使是在抗日最艰苦的时期，也不例外。军统当然也不能“免俗”，高层娶小老婆的不在少数。

老蒋对这些事儿很是恼火，为此特意把戴笠臭骂了一顿。于是，戴笠就在军统内部展开了“家属问题”的整顿，无论是结婚的、还是准备结婚的、还是胡搞的，都必须和另一半分居，要集中精力把心思都放在“党国的工作”上。

而作为军统的老大，戴笠自己就必须以身作则，所以，他只能把余淑衡给送出国了。

可这隔着太平洋，他该如何安抚自己的相思之苦呢？

在余淑衡临走前，戴笠单独给了她一个密码本。借此，余淑衡就可以通过国民党驻美大使馆和他联络。当时，被派往美国留学的军统特工不止一个人，但有密码本的，只有余淑衡一个人。

而且，戴笠还特意嘱咐自己的好兄弟~军统美国站站长兼驻美使馆的副武官萧勃好好照顾自己的小情人，同时，凡是余淑衡发给自己的密电，上面必须要注明“亲译”，也就是必须由戴笠本人翻译。

从后来留下来的史料看，余淑衡发给戴笠的密电基本没有，很大可能是戴笠在看完后全部销毁了。但戴笠通过驻美使馆发给余淑衡的密电却保留下来不少。

例如，在1941年底，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要在美国结婚，戴笠就发电报给萧勃，要他帮自己和胡宗南随礼，但具体怎么个随法，可以和余淑衡商量。

由此可见，余淑衡已经是军统的“无冕大嫂”，在私事上完全可以代表戴笠。

虽然两人可以通过密电说“悄悄话”，但电报的字数有限，相思之情无法尽情表达，于是，凡是手下或者同僚要去美国出差的，戴笠都会委托他们给余淑衡带去自己的亲笔信。

有一次，霍亚民去美国时，戴笠正好不在重庆，没能给余淑衡捎信。为此，戴笠还特意发电给萧勃，让他帮自己跟“小嫂子”解释一下。

在美国时，余淑衡是在宋美龄的母校~卫斯理女校上学。但这所学校在波士顿，离华盛顿不算近，所以，在很多时候，戴笠会很长时间收不到她的消息。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戴笠总会焦急地致电萧勃，询问自己的“小情人”近况如何。

而戴笠因为经常不在重庆而无法发电时，他则会让萧勃转告余淑衡自己最近在哪，在忙啥。

如果乍一看戴笠发出的电报，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喜欢絮絮叨叨的“媳妇儿迷”，丝毫没有军统大魔头的“风范”。

不过，在这诸多鸡毛蒜皮的密电中，戴笠也提醒过余淑衡一件大事，那就是告诫她一定要远离政治。

在已经公开的密电中，戴笠给余淑衡发出的最后一封是在1945年10月15日。转年的3月17日，戴笠因坠机身亡。

余淑衡后来在美国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她听从了戴笠的劝告，没有涉足政治，而是选择了在大学任教，后嫁给了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陈鹤梅。

晚年时，余淑衡致力于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

1994年，余淑衡病逝，享年76。不过，她至死都从未透露过半点自己与戴笠之间的过往。所有的秘密，她都带入了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