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英美是国际绅士派，日本是流氓，如果打起仗来，绅士们会袖手旁观，而流氓会帮助你。”

白坚武的话，是意有所指的，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给了张作霖巨大的支持，它不仅向奉军提供了4000万发子弹和10万发炮弹，还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持。

相反，被视为直系后台的英美，不仅在战争期间没有给直军任何支持，反而还在财政上对直系各种刁难，进而导致直系军费紧缺，战争后劲不足。

问题来了：都说直系军阀是英美的代理人，那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英美坐视代理人失败？

从逻辑上讲，这根本讲不通。

凡是逻辑上讲不通的东西，都需要留个心眼。

我写北洋军阀混战的文章时，从一开始起，就对直系军阀是英美代理人的说法，持保留态度，越到后来，我对这个观点越不认同。

有没有可能——直系背后根本没“洋爹”，是后来的历史书写者，为了论证某些东西，给它强加了一个“洋爹”？

北洋时期的军阀（或者说势力）都有自己的洋后台，比如段祺瑞的皖系背后是日本，张作霖的奉系背后是日本，曹锟、吴佩孚的直系背后则是英美。军阀混战，本质上是一场列强操纵下的代理人战争。

这个说法流传极广，甚至是很多历史爱好者心中的常识。

但是，如果翻一番史料，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日本支持皖系和奉系的证据一抓一大把，而英美支持直系的证据则很牵强。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直系和英美签了哪些卖国条约？又从英美获得了哪些大笔贷款、大宗军火？又或者，英美在哪些关键大事件中，给了直系政治支持？

没有。

吴佩孚的崛起，靠的是北洋旧军体系。

直系军阀的地盘主要集中在直隶、河南、湖北等地，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地方税收和铁路收入。

无论是第一次直奉战争，还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的作战体系基本建立在北洋军传统基础之上。

你很难找到英国向吴佩孚提供大规模军火援助的记录，也很难找到美国向直系长期输送战争经费的证据。更找不到英国顾问团驻扎洛阳、替吴佩孚制定战略计划的史料。

1920年代初，以英美为主导的四国银行团，控制了北洋政府的对外借款，但它与直系控制的中央政权，没有谈成一笔巨额贷款。

1921年，吴佩孚在洛阳练兵，想从英国贷款1500万两，用于购买军械，招募士兵，英国驻华使馆认为，此举违背英国的中立政策，拒绝了，他们还阻止英国商人向吴佩孚贷款。

1922年之后，直系政权饱受财政危机困扰，濒临破产，英美没有给予直系任何财政援助，在历届北洋政府中，直系从外国获得的贷款，是最少的。

此外，英美还在“金法郎案”和关税会议上，给直系下绊子，要求直系按照金价赔偿法国庚子赔款，否则不许召开特别关税会议，不许实行二·五加税。他们还通过总税务司安格联扣留中国“关余”“盐余”1600多万元。

这些行为，从根本上削弱了直系的财政能力。

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后，吴佩孚没有第一时间去前线，他留在北京，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筹款上，为了搞到足够的军费，他甚至以扣押的方式强迫各大银行行长掏钱。

代理人当成这样，够悲哀的——还有代理的必要吗？

再说军火。

英美与直系做过一些零星的军火交易，但这说明不了什么。英美不只卖军火给直系，也卖给直系的敌人奉系，甚至卖给奉系的军火更多。

1922年2月，第一次直奉大战前，张作霖一次就从美国购买了小枪1万支，机关枪40支，野炮8门。山炮24门，小枪弹1千万发，机关枪弹200万发，炮弹1.6万发。

1923年底，张作霖从美国购买了24架飞机，1924年8月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前夕，张作霖又向美国购买了200多万元的军火。

英美为了处理一战剩下的老旧武器和剩余物资，为了赚钱，基本不挑卖家，这与代理人战争根本不沾边。

如果要说北洋时期谁最像外国扶植对象，那肯定是张作霖。张作霖发家于东北，而东北恰恰是日本经营最深的地区。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便把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俄战争后，日本又获得了南满铁路及其附属权益。从铁路、矿山到银行、贸易，再到军队、文化，日本势力在东北不断扩张，对比张作霖掌控东北之前，以及张作霖谢幕之后，日本在东北的势力急剧膨胀，可以清晰看出很多关键权益，就是在张作霖手上卖掉的。

而张作霖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与日本的特殊关系。

奉军大量采购日本武器，日本银行向奉系提供贷款，日本顾问活跃于东北政商界，在张作霖统一东北，以及入关争霸的诸多关键战争中，日本多次给予奉军急需的军火支持，很多军火是不考虑商业利益的。甚至，在郭松龄倒戈中，日本直接出兵帮助张作霖扳回了败局。

张作霖经常与日本讨价还价，也和日本闹过矛盾，但双方始终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远超一般的列强与中国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后台，这才叫典型的代理人关系。

日本关东军对这个代理人不满意，甚至可以直接换掉——皇姑屯事件。

你能想象英美派军队或间谍干掉吴佩孚吗？

退一万步讲，英美对直系的支持程度，甚至远远比不上苏联对国民党的支持。

1923年，广州政府财政困难，军事力量薄弱，国民党软弱涣散，而欧美列强对孙中山也谈不上热情。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向国民党伸出了援手——大量苏联顾问来到中国，帮助国民党改组组织结构，建立黄埔军校，创建统一的国民革命军。

苏联军事顾问手把手教国民革命军提升战斗力，大批武器装备陆续运抵广州，且相当多的武器是无偿援助的。

如果从援助规模和介入程度来看，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显然比英美与直系的关系密切得多，但今天很少有人把孙中山称为苏联代理人——他与苏联只是阶段性合作关系。

如果孙中山都不能简单定义为苏联代理人，那么吴佩孚自然更难被定义为英美代理人。

更何况，吴佩孚本人也不是一个亲英美的人。

吴佩孚崇尚国粹，他身上的民族主义色彩极强，他不喜欢日本人，对西方列强同样保持警惕。他欢迎外国资本，渴望得到外国援助，但他又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不愿在原则上让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和中国内部局势，而不是外国人的态度。

事实上，日本和苏联多次找过吴佩孚，想招他做代理人，给出的价码非常诱人，但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满、蒙和中东路问题谈不拢，吴佩孚始终没同意。

1922年，吴佩孚势力如日中天，只要他点头，他从日本或苏联身上获得的援助和支持，不可限量。

连日本和苏联开出的高价码他都没有接，你说他甘心给既不给钱、也不给枪的英美当代理人，他脑子瓦特了？

民国时期当然存在代理人，代理人的标准，至少应该是拿人家的钱、听人家的话、替人家办事。

如果既没有拿到多少钱，也没有拿到多少枪，更没有替英美实现什么战略目标，仅仅因为英美对吴佩孚评价不错，以及英美的势力范围（华北和长江流域）与直系的地盘重合度最大，就把直系定义为英美代理人，那么这个帽子未免戴得太随意了。

更准确的说法是：英美欣赏过吴佩孚，但从来没有真正投资、帮助过吴佩孚。而吴佩孚，也从来没有成为英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