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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爱国饭真得小心加用心，稍微不上心，立马翻车。红军长征飞夺的明明是泸定桥，
吃爱国饭真得小心加用心，稍微不上心，立马翻车。红军长征飞夺的明明是泸定桥，线下宣传海报直接写成飞夺卢沟桥。这俩小学历史课本重点讲的地方，一段长征生死血战，一段全面抗战开端，完全两码事，都能弄混。还有“强渡大渡河”写成“强度大渡河”，连行军路线方向都画反了。真不是苛责，基础常识都能错，可见从头到尾审核全是走过场。有时候刷到演员采访说的那些轻飘飘的话，更是五味杂陈。不禁想问一句：这些从业者当年高考多少分？二百分还是三百分？[呲牙笑]电影《四渡》我还没看，不好直接评价片子本身质量。但光是看到这种离谱海报、主创轻飘飘解读革命历史的发言，实在提不起走进影院的兴趣。红色题材不是流量工具，更不是随便糊弄就能赚钱的饭碗。先烈拿命换来的历史，得带着敬畏心去做，文化底子跟不上，就别轻易碰。糊弄历史的人，早晚被历史笑话。
心之所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消防员日常
心之所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消防员日常
中国革命能成功，绝对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功劳，是千千万万先烈和英雄一起拼出来的，这
中国革命能成功，绝对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功劳，是千千万万先烈和英雄一起拼出来的，这是实打实的事实，可要是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就算再多英雄、再多先烈拼命牺牲，也换不来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更是绝对的真理。据民政部门的公开资料证实，从革命战争年代算起，全国大概有2000万名烈士为国家和民族捐躯。这其中，留下名字、在各级政府名录里能查到的，仅仅只有190万左右。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有1800多万烈士，连个名字都没留下，宛如一缕青烟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风云深处。去看看湘江战役的旧址就全明白了。那是红军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道生死关。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将士完全是用血肉之躯在死拼。新圩阻击战打得天昏地暗，红五师浴血奋战三天两夜，伤亡两千多人。级别高一点的军官，像参谋长、团长、副团长，几乎牺牲殆尽。在光华铺，红十团团长沈述清被子弹击中，倒在阵地上壮烈牺牲。上级立马命令杜中美顶上，接任团长。结果就在同一天，杜中美也壮烈捐躯。一天之内，一个团连折两任团长，营以下的干部大部分战死，基层战士更是成片成片地倒下。当时的惨烈程度，哪怕是今天读着冰冷的史料，都让人觉得喘不过气。还有那些倒在长征路上的普通红军。过草地的时候，前头部队走过的泥沼里，到处是牺牲的战友遗体。很多战士哪怕咽气了，身体还保持着向前爬行的姿势，最后硬生生成了后续部队前进的悲壮路标。贵州遵义有一座家喻户晓的“红军坟”。当年红军撤离时，二营卫生员龙思泉为了给当地老百姓看病掉队了，最后下落不明，其实是被敌人残忍杀害。老百姓感念他，偷偷把他掩埋，年年虔诚祭奠。像龙思泉这样的人太多了，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个让穷苦人翻身的朴素念头，就把最宝贵的生命留在了异乡。没有这些硬骨头，没有这些心甘情愿去挡子弹的人，中国革命连第一步都迈不出去。然而，血肉之躯构筑了底座，大脑一旦出了大问题，底座再坚实也要崩塌。红军长征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将士们依旧不怕死，依旧往前冲，可为什么打得那么憋屈？为什么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6千多人，过了湘江就锐减到只剩下3万多人了？问题出在指挥塔上。当时掌握最高指挥权的是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这两人完全脱离中国实际，不懂游击战和运动战，只知道照搬外国教材，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在湘江战役使红军濒临绝境时，“左”倾错误领导人面对重挫毫无应对之策。当时的领导人眼看着部队损失惨重，精神近乎崩溃，一筹莫展。在行军路上，博古甚至掏出手枪朝自己瞎比划，被身边的聂荣臻一把拦下，严厉警告他不要开这种危险的玩笑。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将士们满腔热血，硬生生被错误的路线带进了敌人的铁桶阵。关键时刻，这支陷入绝境的队伍太需要一个清醒的大脑，一个能看透大局的领路人。随着长征一路走，部队内部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呼声越来越高。到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终于被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那以后，这支被打得疲惫不堪、险象环生的队伍，就像突然开了天眼一样，奇迹般地起死回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历史细节：苟坝会议。当时红军刚在遵义附近喘了口气，情报说有个叫打鼓新场的地方，守军只有一个师。中央大多数负责人都赞成去打，觉得可以捏个软柿子。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他看着地图分析得极为透彻，打鼓新场四周都是敌人的重兵，只要枪声一响，红军立刻就会陷入四面合围的口袋阵。开会的时候，毛泽东据理力争，全场依然没人支持他。换作一般人，可能就放弃了。但毛泽东没有。散会后，半夜三更，夜不能寐的他提着一盏马灯，走过几里坎坷的夜路，去敲周恩来的门，把危险掰开揉碎了分析，终于说服了周恩来。第二天重新开会，加上截获的新电报证实了敌人确实在往打鼓新场迅速集结，大家这才如梦初醒，紧急撤销了进攻计划。就这半夜提着马灯走夜路的举动，硬生生把红军从万劫不复的悬崖边上拉了回来。如果那场仗真打起来，红军仅剩的这点家底可能就彻底全军覆没了。随后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四渡赤水。这套运动战打得出神入化，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川黔滇三省的万水千山间纵横驰骋。白天大张旗鼓地渡河，把敌军的主力全吸引过去，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连国民党将领都哀叹，完全摸不清红军到底要干什么。之前是步步挨打，换了统帅，立马变成了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这就叫化腐朽为神奇。同样的队伍，同样的枪杆子，因为指挥大脑变了，一盘死棋彻底走活了。历史从来都是客观而公允的。一砖一瓦建起新中国的，是那倒在血泊里的2000万革命先烈。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真正的英雄。任何时候谈论胜利，都绝对不能忘记那些在绝望中依然端起刺刀冲锋的无名之辈。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一支队伍必须要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毛泽东同志那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深远战略谋略。他把将士们一腔热血的牺牲，转化为了通向最终胜利的踏脚石，避免了更多无谓的流血。
他是开国中将，后来又被授予上将，他三儿子也是上将，是我军首对父子上将，他还是开国
他是开国中将，后来又被授予上将，他三儿子也是上将，是我军首对父子上将，他还是开国中将里最后一位离世的，走的时候享年101岁。他叫张震，1914年生在湖南平江长寿镇的贫苦农家，小时候在家乡参加劳动童子团，后来加入少年先锋队，1930年他刚满16岁，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5月入团，10月转为共产党员，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1934年长征开始时，他已经是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三营营长，渡湘江的时候，第四师负责掩护中央机关和大部队过江，第十团是前卫团，他带的三营就是最前面的前卫营，湘江战役部队损失很大，他跟着部队一路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在八路军总部当参谋，后来调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当科长，1938年9月，他和彭雪枫一起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任参谋长，带着部队挺进豫皖苏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那几年，他先后在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任职，后来当上第三野战军参谋长，跟着部队从苏中一路打到长江南岸，参与指挥了不少关键战役，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他跟着粟裕进城接收，尽量保住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完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1953年他入朝参战，任志愿军第24军代军长兼代政委，到了朝鲜前线，他带着部队参加了金城进攻战役，这是战争后期的一场重要战役，打完仗回国后，他继续在军队重要岗位任职，参与部队建设。1955年我军第一次正式授衔，他凭借战功和资历被授予中将军衔，这一批授衔的中将就是大家说的开国中将，一共177位。特殊时期结束后，他主持了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整顿工作，把之前混乱的后勤体系重新理顺，后来他还当过军事科学院院长、总参谋部参谋长，一直在军队核心岗位工作，推动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1985年他接到任务，负责创办国防大学，这是我军最高军事学府，他当了国防大学首任校长，亲手搭建学校框架，定下教学方向，为学校打下了基础。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度，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从开国中将到上将，他是为数不多两次授衔、军衔还升了一级的开国将领，这一年他已经74岁，依然在重要岗位上工作，没有停下脚步。1992年，78岁的张震当选中央军委副主席，任职五年里，他不顾年事已高，每年都抽时间下部队，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一直到1997年，83岁的他才正式从领导岗位上退休。他对子女要求特别严格，定下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家规，四个儿子都参了军，个个都成了将军，长子张小阳、次子张连阳、四子张宁阳都是少将，三儿子张海阳最突出，后来也晋升为上将。张海阳1969年入伍，从基层干事干起，一步步做到第二炮兵政委，2009年他晋升上将军衔，父子俩就此成为解放军历史上第一对父子上将，他女儿的丈夫也是少将，一家子出了六位将军。2015年9月3日，也就是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当天下午5点，张震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101岁，他走后，1955年授衔的开国中将就全部离世了，他是最后一位逝世的开国中将，一个时代的篇章就此翻过。张震的一辈子，前半生在战场上拼杀，后半生为军队建设操劳，从16岁参军到83岁退休，经历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战争时期，也见证了国家一步步强大，活了101岁，亲眼看到了盛世模样，也算是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