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严复既是首先引进西学的“新青年”，又是坚持“旧法不可偏废”的“守旧者”。如梁启超所言：“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他的一生也是新旧文化变迁冲突的写照。
一、“天下谁人不识君”
严复1854年1月出生于福州市南台，1866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轮船驾驶。其间，他研读了魏源的《圣武记》《海国图志》，深受魏源“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的启迪和影响，从此致力于探索中国的富强之道。
1877年，严复被公派到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他在英国时与清廷驻英公使郭嵩焘交往密切，受到郭嵩焘极大赞赏和培养，可谓是郭嵩焘思想的传人。郭嵩焘曾在日记中评价严复“又陵才分，吾甚爱之”，后来也与严复鱼雁不断。郭嵩焘去世后，严复送挽联道：“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唯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他把郭嵩焘视为蒙受冤屈的屈原，而自己承蒙他的“国士之知”。
严复在英国大量阅读西方经典著作，深入考察英国社会，如他曾到当地法庭旁听判决，还曾考察法国，由此开始探究西方富强之道。留学回国后，严复受李鸿章所邀先后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洋文总教习、会办、总办，培养了黎元洪、张伯苓、冰心父亲谢葆璋等人才。如学者杨肇林在《醒世先驱：严复传》中所言：“开创性地为中国海军院校教学奠定了基础，对于李鸿章要求的‘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李鸿章本来很欣赏严复，但严复自视清高、我行我素，又喜欢议论时事，因此一度受到李鸿章冷遇，直到严复主动请示问安才有改观。
“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严复当时因没有科举功名，在官场备受歧视，他虽主张“痛除八股”，还是捐了“监生”回乡4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均名落孙山。心情不佳的严复于是开始抽鸦片，李鸿章对他说：“兄如此大才，抽大烟坏了身子，岂不可惜！听我一言，日后戒了吧！”这话让严复很是感动，他也一度想戒掉鸦片，甚至撰文痛批鸦片误国害民，但直到临终前才因病重戒掉。1919年1月4日，严复在给学生熊纯如的信中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严复这样的“先进”人物，竟然终身抽鸦片，可谓历史的吊诡。
甲午战败后，严复深受刺激，尤其是很多阵亡的北洋舰队官兵是他的同学、学生。如甲午海战中殉难的四名管带及自杀的三名管带都是严复同班同学，他常常半夜被噩梦惊醒“起而大哭”。严复领悟到中国的失败不只是军事的落后，而有更深层的因素，必须师法西洋方有出路。因此，严复决意“以西学为根据作狮子吼，唤醒国人”，认为“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此三者，自强之本也”，而最要紧的是开民智培元固本，“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
严复随即在天津《直报》发表了很多“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文章探究救国之道。他在《论世变之亟》中认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因为“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强调了维新变法的迫切；他在《原强》中认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是西方社会昌盛的真正原因，还在此文中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群学”；他在《救亡决论》中，直指清朝衰败在于上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必须“救亡”自强。
看到《时务报》的风行，严复深受启发，捐款100元资助《时务报》。严复还和夏曾佑、王修植等人创办了《国闻报》“将以求通”，“一曰通上下之情，二曰通中外之故”，“略仿英国泰晤士报之例”。《国闻报》一年内发表了40多篇社论呼吁维新变法，成为北方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与《时务报》南北齐名，被称为“真康党”刊物，其中有27篇社论是严复所写。在百日维新期间，《国闻报》大力宣传变法新政，刊登各种变法条陈与上谕，发文盛赞各种新政。在《时务报》被封禁后，《国闻报》更是力撑维新大局，劝告清廷不要为渊驱鱼停止改革。严复还在《国闻报》上发表《拟上皇帝书》，提出变法应“一、联各国之欢；二、结百姓之心；三、破把持之局”，他随后也被光绪皇帝召见。
当时，严复认为不能再“中体西用”，而应本末兼治、体用合一、“会通中西”，“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严复还于1896年翻译了英国赫胥黎著作《天演论》在《国闻报》上连载，系统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自然界万物都在不断进化，旗帜鲜明地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并联系中国实际指出如果再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种，对中国产生了非常重大、深远的影响。
严复译作《天演论》封面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从此成为很多国人的口头禅，更重要的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公理”深入人心，让国人从此相信“落后就要挨打”。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言“进步变成最高价值”“中国民气为之一变”，也为社会变革乃至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误读了《天演论》，严复在翻译的《天演论》中实际上更强调的是世界需要依赖“伦理原则”而非“丛林法则”，“天行者以物竞为功，而人治则以使物不竞为的”。
后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有了30多种版本，还成为中学读物，孙中山、梁启超、鲁迅、胡适等很多近现代中国名人都受其影响。孙中山曾称赞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自达尔文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归于进化矣。”鲁迅初读《天演论》爱不释手，能背下其中不少篇章，他还几乎看过所有的严复译作。鲁迅在散文《琐记》中描述道：“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胡适因此将自己原名“胡洪骍”改为“胡适之”，他回忆说：“‘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影响所及，许多人用了这种名词作为自己和儿女的名字……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有一天的早晨，我请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天下谁人不识君？”严复由此成为中国近代首屈一指的启蒙思想家，就连“狂人”康有为也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二、“启民智、新民德”
在戊戌政变后，严复前往清慈寺哭祭林旭、杨锐，写诗悼念“戊戌六君子”道：“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才心灰。”但他认为变法失败皆康梁操之过急，以至于“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认为文化、思想、价值观才是西方强大的最重要原因。因此，他立誓“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以改变“人心风俗”，即以启蒙为己任推广西学以“启民智、新民德”变革中国文化。
根据自己提出的“信达雅”原则，按照对“会通中西”的追求以及经世致用、救国自强的思想，严复系统输入西学，翻译甚至再创作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即《论自由》）、斯宾塞《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等西方经典著作，使国人了解了西方主流思想，也传播了严复自己的思想。严复主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主张“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即是他首先竖起了“科学”与“民主”大旗，“奠下了中国科学民主思想的始基，是近代文化的大关键”；严复还特别强调公权与私权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处理好群己权界，要警惕公权对私权的侵犯。
严复根据中国社会需要，结合传统文化与自己思想，着力翻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梁启超在学术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
只是严复虽然主张民主、科学，但他本质上还是传统读书人，他坚守儒家伦理与宗教信仰。如学者冯保善在《严复传》中所说严复：“不赞成在当时的中国实行共和，排斥暴力革命，批评白话文运动，倡导尊孔读经，为专制独裁摇旗呐喊，甚至认为‘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至于今，其弊日见’，已为‘蘧庐刍狗’‘不可重陈之物’，显然已经站到了历史发展的对立面，不再是曾经的领导时代潮流的新锐思想家、时代弄潮儿，而成为顽固守旧的落伍者。”某种意义上，严复、康有为、林纾及之后的章太炎、钱玄同等人从新潮回归传统，或是他们意识到人的精神在现代世界中难以安放而试图从传统中寻找归宿，即他们已模糊意识到了“现代化危机”。
严复及家人在军舰上的合影
三、“身随残梦两悠悠”
严复过于相信自然进化论，一直主张渐进改良，与革命派素有分歧。1905年孙中山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严复认为“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孙中山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严复1910年以“硕学通儒”的资格进资政院，获“文科进士”圆了他的“进士梦”。1911年10月4日，即武昌起义前六天，严复还为清朝填词创作了第一首国歌《巩金瓯》：“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严复还与袁世凯一直关系密切，两人在维新变法时常常一起“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辛亥革命后，严复南下汉口“以师弟情分往见黎元洪”商谈革命形势，后任北大校长、参政院参政、大总统府顾问。他反对共和，认为革命是造成中国内乱的总根源，还列名筹安会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认为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需要经过君主立宪。
严复自己称“筹安会之起，杨度强邀，其求达之目的，复所私衷反对者也”。学者解玺璋则在《抉择》一书中认为严复列名筹安会是迫于袁世凯淫威，列名筹安会启事第二天他的家就被士兵“保护”起来。但无论如何严复自己对此也有责任，如他自己所说：“然而丈夫行事，既不能当机决绝，登报自明，则今日受罚，即亦无以自解。”严复当时的确看好袁世凯。不过后来，严复拒绝袁世凯所请——写文章反驳梁启超发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但他也反对“倒袁”，认为“项城此时去，则天下必乱”。
袁世凯称帝闹剧结束后，虽然严复未被追究，但他深受打击，也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依旧关心时事，但心情越来越灰暗，也越来越顽固守旧。严复从曾经的“新青年”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反对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认为文言优于白话。他在给熊纯如的信中写道：“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他将“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归结为“利己杀人、寡廉鲜耻”，深深怀念西学引进前“吾国原是极好清平世界”，断言“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
“投老还乡卧小楼，身随残梦两悠悠。”劫后余生的严复饱受病痛折磨而终止了思想，沉迷于研读《庄子》《金刚经》。1921年10月27日严复去世，遗嘱中第一条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自题墓碑：“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墓地青石围幛上是他生前亲题的四个字：“惟适之安。”墓志铭则是他的好友陈宝琛所写：“旗山龙度岐江东，玉屏耸张灵所钟。绎新籀古折以中，方言扬云论谭充。千辟弗试干越峰，昔梦登天悲回风。飞火怒扇销金铜，鲸呿鼍跋陆变江。鸱犹阅世君非矇，咽理归此万年宫，文章光气长垂虹。”
严复曾经走在时代最前列。他引进的西方思想对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都有重要影响。他传播的进化论更是对中国历史有持久、深远的意义。只是严复本质上还是传统读书人，无法超越时代，最终他从“新青年”走向了“守旧者”。可憾可叹！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7期」
「张守涛，文史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