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解易，可以把宇宙规律、人类社会法则、大智慧等一切可以想象的知识，都塞进《周易》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周易》做不到，无论你怎么说，都不会受到质疑。

但朱熹不这么看，他说：人们热衷于想象，“今说处多是想象古人如此”，“皆是悬空”之说，“煞費气力与他分析”，人家还不领情。

所以他不再跟那些神天鬼地的友人探讨易学了：“某所恨者”就是强说卜筮之法为大道的神汉巫婆，把所有见闻都往周易里面塞，“若有人來与某辨，某只是不答”。

“先人画卦皆是自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慮，只是借伏羲手画出尔。”古人以“一”表示吉利、平顺，断开的“一”表示不吉、不顺，这就是“伏羲一画开天”的意思，并无许多道理。

“上古之时，民淳俗朴，风气未开，于天下事全未知识。故圣人立龟以与之卜，作易以与之筮，使之趋利避害，以成天下之事”。“他不教人卜筮，画作甚？”

朱熹的说法颠覆了“今人”的认知，更颠覆了当下人的认知，研究易学的人，通常认为圣人神通天地，以画卦揭示宇宙万物的真相。

朱熹说：后人善演绎，把古人认作“神”，认为画卦作易示人以天地之道，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尔等焉知伏羲那么想！”岂不知“伏羲”亦素朴，他只教人辨识吉凶罢了。

“八卦之画，本为占筮。方伏羲画卦時，止有奇偶之画，何尝有許多說話！”就是说，古易只有“阴阳二画”，二变四，四变八，成了八卦，但吉凶依然不好辨认。

因此，文王作彖辞，周公為之作爻辭，但“彖辞”、“爻辞”也艰深，“故孔子為之作十翼”。

此三圣人的解释，还是忠于“原创”，只是对“卦爻”做些解释，还不离古易“当初之意”。

汉人附会了许多道理，而今人热衷于繫辭，这就像只看目录，不看内容一样，如此“安能曉”！今人须以卜筮之书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

即便如此，从伏羲到尧舜、大禹，从周公到孔子，再到汉易，王弼易，程颐易，周易越来越繁复，舜传禹尚且“朕志先定”，自己先有个主意，才去“卜吉”以求个安定。

“周公營都”亦如此，是他“意主在洛矣”，自己主意已定，“未可晓处，方卜”，大政方针确定后，其间的细节，再辅之以“卜”，是“尽人謀”而已。

后人偷懒，或用心于高远而不读“卦爻”，这是舍本逐末，看似个大学者，实则只学了附会之说。

因为人们好古，喜欢繁复的天地之道，所以总把简易说的复杂深奥。作易的人若是凡人，似乎也不符合后人的期望。

两汉皇帝喜欢谶纬之学，儒者也有施展阐释的机会，能担得起这个任务的，莫过于周易了。而儒家学术不能胜任天道要求，因而道法阴阳之学都被董仲舒装进了儒术这个框子里。

朱熹评价黄老之学说：“汉家始终治天下全是得此术，至武帝尽发出来”，汉武帝把“外饰儒术，内用黄老”用到极致。很明显，朱熹在指责汉武帝挂着羊头卖狗肉，他在欺骗百姓，愚弄知识分子。

然而，朱熹却说：董仲舒也只有“三篇（天人三策）說得稍亲切，終是不脫汉儒气味”，“方无病，又是儒者語”。

不知朱熹批评董仲舒有儒者气、儒者语是何意。

往圣“只是据他見得一个道理，便画出几画”，“止有奇偶之画，何尝有許多說話”。所谓“八卦定吉凶”，他只告诉何谓“吉凶”的道理，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伏羲也是淳朴的，哪里会推排出许多道理？

先圣“当时偶然見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从而画放那里”，但他“只是为為卜筮而作，并没有許多說話”。当时的人并不认得，伏羲便给人解释，“然才有个一二，后來便生出許多象数來”，但文王也無教人之意。

“而今人只是眼孔小，便道有那至理，只管要去推求……便要說伏羲如神明样，无所不晓。”

后来人知道的多了，道理也就越演越多了。所以，读易，须将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周公爻辞，孔子系辞及王弼、程颐的书分开看，不要当一部书看，才能直达古易。

圣人的本意是：“易有太極，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往下全是后人的发挥。“今人作‘占’去看，便活。若把它作‘理’看，恐死了”。

孔子没传“易”。西周教国子、庶民，只是教“诗、书、礼乐”，没有“易”。孔子尊周，故“只說《诗》《书》《礼》，不曾教人读易。他只说过“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這也只是随口一说，不会将这个去教人。

司马迁不是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吗？世人不是说孔子作易吗？哪个才是真的？见

周易的地位远低于周礼。周礼“可謂纤悉毕备，而周易却只掌于太卜之官”，一个国政，一个司占，轻重自不必说。后人横说竖说，偏要将它颠倒，伏羲也是无奈。

《周礼·春官》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三法”就是连山、归藏和周易三种“占”法，后人知道的事理多了，也无需卜筮了，却给文士们提供了一个发挥的机会。

不要避讳卜筮，因为“易本為卜筮而作”，此是“易”的本质。

越是忌讳卜筮，就越离谱。今日之易书，确是广大悉备，包涵万理，无所不有。但“圣人作易，专為卜筮”。而今人忌讳卜筮之说，于是“一向乱說，妄意增減”。

妄说难免言不由衷，终致迂曲难通，遂借圣人之言搪塞。然而“說千說萬，与易全不相干”，“全不是圣贤言語！”

发挥较多的，不止儒者，道家、医家等更以说理为胜，邵康节先生也算一个，“康節坐地默想推将去，便道某年某月某日，当有某事。圣人決不恁地！”

都读程颐之易，要我朱熹干嘛？张载、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朱震等人都有易作，但吕祖谦教人只读程颐之易，“若如此看文字，有甚精神？卻要我做甚！”都是发挥，孰是孰非？即使东坡解易不精，但他文采好，也是长处。

所以，“若晓得某一人說，則晓得伏羲文王之易”，因为周易本是卜筮之书，以此解易，才是正途。所谓“昔者圣人之作易，观象設卦，系辞焉以明吉凶”，说得够明白的了，它只是个吉凶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