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是东晋著名的田园诗人。他们老陶家，在东晋可是响当当的大家族。那么老陶家为啥这么富贵呢？这就要问问陶渊明的太爷陶侃（259年——334年7月30日）了。陶侃是东晋名将，手握重兵，可以说，没有他的存在，东晋刚开国，可能就要灭亡了。
陶侃字士行（或作士衡），原籍鄱阳人（今江西鄱阳，一说江西都昌人）。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全家徙居庐江寻阳县（庐江，治安徽舒城；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南）。陶侃的老爹在三国东吴，虽然也做过将军，可没啥地位，而且早逝。直接导致陶侃的幼年生活十分贫苦，他只能和母亲相依为命：“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侃早孤贫，为县吏。”
有一次，童年时代的朋友、鄱阳孝廉范逵来看望他，仓促之间，家里竟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招待客人：“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余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无津耳。’逵过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会州部从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闭门部勒诸吏，谓从事曰：‘若鄙郡有违，自当明宪直绳，不宜相逼。若不以礼，吾能御之。’从事即退。”在这些职位上，他均以办事果断，才能出众见称。最后，张夔察举他为孝廉，到了西晋都城洛阳。
在那里，陶侃受到了宰相张华的器重，做了郎中，这类官职，汉代曾是正式出仕的阶梯，而当时西晋伏波将军孙秀本是东吴皇室成员，但此时国破家亡，地位已一落千丈，今非昔比。中原人士都耻于在伏波将军府中担任属官，孙秀只好将出身寒门、没有任何政治和历史背景的陶侃召入自己府中。
西晋时期，地主阶级中士族与庶族之间界限十分严格，社会地位尊卑分明。当时，陶侃与豫章国郎中令杨晫是同乡，而口碑甚好，为乡论所归，陶侃遂前去拜访他，两人同车去见江南士族的头面人物顾荣。见面之后，连顾荣也大出意料之外，十分赏识陶侃的才能，但吏部官员温雅仍指责杨与“小人”共车，自甘堕落。
陶侃
在温雅看来，无论陶侃怎样才能出众，无论谁器重陶侃，这都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根本不能改变其出身低微、号称“小人”的事实。非独温雅如此，类似的人还不胜枚举。比如尚书乐广曾试图聚会荆（今湖北）、扬（今江苏、浙江）二州士人，当武库长官极力介绍陶侃时，就遭到不少人的非议：“时豫章国郎中令杨晫，侃州里也，为乡论所归。侃诣之，晫曰：‘《易》称“贞固足以干事”，陶士行是也。’与同乘见中书郎顾荣，荣甚奇之。吏部郎温雅谓晫曰：‘奈何与小人共载？’晫曰：‘此人非凡器也。’尚书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武库令黄庆进侃于广。人或非之，庆曰：‘此子终当远到，复何疑也！’”
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张昌率流民起义，攻占了江夏郡（今湖北安陆），杀西晋新野王司马欣，锋芒所向，锐不可挡。晋以刘弘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前去镇压。陶侃在南蛮府中任长史，刘弘以他为前锋，进兵襄阳（今湖北襄樊），讨伐张昌：“弘遣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参军蒯恒为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进据襄阳。张昌并军围宛，败赵骧军，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战破昌，前后斩首数万级。及到官，昌惧而逃，其众悉降，荆土平。”陶侃不辱使命，击败张昌，立下战功：“弘既至，谓侃曰：‘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后以军功封东乡侯，邑千户。”这在陶侃仕途上乃是一个带关键性的转折点，为其后来的仕宦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久，他就被任命为江夏太守、鹰扬将军。
晋永兴二年（305年），广陵相、右将军陈敏据历阳（今安徽和县）发动叛乱，分兵攻武昌（今湖北鄂城），陶侃坚决反击，所向披靡，表现出过人的军事指挥才能：“陈敏之乱，弘以侃为江夏太守，加鹰扬将军。侃备威仪，迎母官舍，乡里荣之。”他治军严整，纪律严明，作战时缴获大批财物，全部赏赐给士兵，不肯私有所受，颇得士兵好感：“侃戎政齐肃，凡有虏获，皆分士卒，身无私焉。”就在他置身官场一帆风顺的时候，母亲去世了，被迫辞官服丧。丧满后，陶侃得江州刺史华轶举荐，任扬武将军，驻守夏口（今湖北武汉黄鹄山）。然而，华轶一直与琅邪王司马睿不和，彼此勾心斗角，积怨甚深。陶侃卷入其中，非常矛盾，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后，投靠司马睿，与荐主华轶绝交：“江州刺史华轶表侃为扬武将军，使屯夏口，又以臻为参军。轶与元帝素不平，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侃怒，遣臻还轶。臻遂东归于帝。帝见之，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
西晋末年，战乱频繁，饥荒不断，连年的天灾人祸使得百姓死亡相继，民不聊生。有些流民，特别是“夷人”走投无路，便在长江两岸拦截过往商船，劫掠财物，不少官吏也趁机派出部将冒充盗贼，浑水摸鱼，长江一时抢劫成风，商旅屏息。陶侃任龙骧将军、武昌太守后，设计令部下假扮商人，引来盗匪，予以严厉打击，在武昌郡东设立夷市，开展贸易：“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侃令诸将诈作商船以诱之。劫果至，生获数人，是西阳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贼，侃整阵于钓台为后继。羕缚送帐下二十人，侃斩之。自是水陆肃清，流亡者归之盈路，侃竭资振给焉。又立夷市于郡东，大收其利。”
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益州秀才杜弢率流民起义，攻下长沙（今湖南长沙）、零陵（今湖南零陵）、桂阳（今湖南郴县）等郡，继袭沔阳（今湖北沔阳）、豫章（今江西南昌）等地，杀死西晋众多贪官污吏。晋愍帝建兴三年（315年），琅邪王司马睿令陶侃等统辖振威将军周访、广武将军赵诱各部，集结大军，予以镇压。陶侃率军血腥屠杀起义军，前后十数战，杜弢所部将士死伤甚众，后请降于晋，司马睿已遣使前去受降，而陶侃等诸将进攻不已，起义军最后被残酷镇压：“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讨杜弢，前后数十战，弢将士多死，乃请降于丞相睿，睿不许。弢遗南平太守应詹书，自陈昔与詹‘共讨乐乡，本同休戚。后在湘中，惧死求生，遂相结聚。倘以旧交之情，为明枉直，使得输诚盟府，厕列义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赎前愆，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詹为启呈其书，且言‘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为乡人所逼。今悔恶归善，宜命使扶纳，以息江、湘之民！’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运受弢降，赦其反逆之罪，以弢为巴东监军。弢既受命，诸将犹攻之不已。弢不胜愤怒，遂杀运复反，遣其将杜弘、张彦杀临川内史谢擒，遂陷豫章。三月，周访击彦，斩之，弘奔临贺。”陶侃因功官封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王敦
陶侃先后镇压张昌、王如、杜弢领导的流民起义，使长江流域水陆交通畅通，保障商旅安全往来，威名卓著，使东晋大将王敦始而赏识，继而不悦，最后深为忌惮。击败杜弢、攻克长沙后不久，王敦利用陶侃前来叩见自己之机，将其软禁，贬官为广州刺史（治今广东广州）、平越中郎将。软禁期间，敦拟趁机杀掉陶侃，后因考虑到陶侃与龙骧将军、寻阳人周访有儿女之亲，杀之恐激起变乱，才将他释放了：“王敦深忌侃功。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以王廙为荆州。敦意攀承侃风旨，被甲持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言于敦曰：‘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敦意遂解。”
陶侃离开王敦后 ，经始兴（今广东南雄）到达广州 ，迅速平定了谋反于当地的刘沈、温邵等人，以功封柴桑侯，食邑4000户。广州远离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陶侃在任闲来无事，深恐精神懈怠、意志消沉，于是想了一个办法：“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其励志勤力，皆此类也。”
晋元帝司马睿后来加封陶侃为都督交州军事。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从武昌起兵谋反，沿长江而下，直逼建康（今江苏南京）。陶侃奉命兼任江州刺史，与任荆州刺史的甘卓一起，从后方攻击王敦，但叛军进展顺利，很快攻入了京城，陶侃被迫退回广州。随后，他击败梁硕，控制了交州（治今越南北宁），并兼任该州刺史。王敦之乱平定后，侃迁任都督荆、雍、益、梁四州诸军事，兼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
晋成帝咸和二年（327年）秋，苏峻、祖约发动叛乱，次年春攻克京师。叛军烧杀抢掠，猖獗一时。平南将军温峤联合陶侃共同进兵平叛，但遭到拒绝，因为在此之前，孝明帝司马绍病崩时，其子成帝司马衍年幼继位，陶侃未被列入顾命大臣，遂深为不满：“暨苏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为贼所害，平南将军温峤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顾命之列，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峤固请之，因推为盟主。侃乃遣督护龚登率众赴峤，而又追回。峤以峻杀其子，重遣书以激怒之。侃妻龚氏亦固劝自行。于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迈，瞻丧至不临。五月，与温峤、庾亮等俱会石头。诸军即欲决战，侃以贼盛，不可争锋，当以岁月智计擒之。累战无功，诸将请于查浦筑垒。监军部将李根建议，请立白石垒。侃不从，曰：‘若垒不成，卿当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极险固，可容数千人，贼来攻不便，灭贼之术也。’侃笑曰：‘卿良将也。’乃从根谋，夜修晓讫。贼见垒大惊。贼攻大业垒，侃将救之，长史殷羡曰：‘若遣救大业，步战不如峻，则大事去矣。但当急攻石头，峻必救之，而大业自解。’侃又从羡言。峻果弃大业而救石头。诸军与峻战陈陵东，侃督护竟陵太守李阳部将彭世斩峻于阵，贼众大溃。峻弟逸复聚众。侃与诸军斩逸于石头。”因平叛有功，陶侃被加封为侍中、太尉、长沙郡公，食邑3000户，赐绢8000匹，官号都督荆、雍、益、梁、交、广、宁七州诸军事，进驻巴陵（今湖南岳阳）。
东晋属后将军郭默在中原地区与后赵石勒血战多年，以悍勇著称。他趁成帝年幼、苏峻之乱新除之机，矫诏袭杀平南将军刘胤，自任江州刺史。陶侃及时识破其奸谋，兵不血刃，生擒郭默父子等五人，威震后赵全境。嗣后晋廷即以侃加督江州，兼任刺史。
陶侃
陶侃投身军旅生涯长达四十一年，始终精力充沛，博闻强记，反应敏捷，办事雷厉风行。他任职时，勤于政事，所有公文无不亲自批阅，接引宾客耐心及时，号称“门无停客”。陶侃常对属下说，人生一世，时间短暂，决不可贪图享受，优游卒岁，认为“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而“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无疑是一种悲哀。有些部下因醉酒或赌博而不能正常执行公务，陶侃即下令没收酒器和赌具，并将它投入江中，同时，对参与其中的军官严加鞭打责罚：“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
陶侃出身贫寒，自幼饱尝生活的艰辛，深知物质财富的来之不易，所以特别重视劳动，格外珍惜劳动成果。“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作所致，虽微必喜，慰赐参倍；若非理得之，则切厉诃辱，还其所馈。”“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
陶侃任荆州刺史时，修造船只，地上落下不少锯木屑，他命令督造官如数收集后加以保存，别人都不明白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时造船，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
陶侃的部下中，有一人深谙上司的心理，伐竹做撑船用的竹篙时，连根取来，用竹根代替竹篙的脚，免得再用铁片包头。陶侃得知后，过越两级提拔任用那名官员。
东晋南朝时期，荆、扬两州系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所在，两州人口居朝廷大半。如果说扬州是政治中枢的话，那么上游的荆州则因甲兵所聚，其雄厚的经济、军事力量常使它控制下游成为可能，特别是荆楚地接少数民族，民风劲悍，所以兵强财富，地逼势危，难免诱使当地军将孕育野心，威胁下游的京师。
陶侃
陶侃晚年都督八州，兼荆、江两州刺史，爵号长沙郡公，镇上游，握重兵，也曾暗生觊觎之念。然而他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一方面，能够认真吸取王敦失败的教训，冷静分析形势。王敦出身于琅邪王氏，地位在东晋朝廷举足轻重，爪牙密布，心腹众多，即使如此，尚且身败名裂，何况自己出身庶族，支持者实在有限。另一方面，陶侃具有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不使自己的野心无限膨胀，能够“自抑而止”。因此，虽然身居高位，兵强地重，却始终未反。
陶侃为人，性格沉稳，谨慎细心，不尚浮华，公私财物，了然于胸。“侃性纤密好问，颇类赵广汉。尝课诸营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之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陶侃晚年淡泊名利，不愿插手朝政。病危时，打算回到长沙，临行前将所有军械器仗和牛马舟船造册登记，加盖印记，封存于库中，钥匙由自己亲自掌握，直到交给继任者，才登船出发：“长沙桓公陶侃，晚年深以满盈自惧，不预朝权，屡欲告老归国，佐吏等苦留之。六月，侃疾笃，上表逊位。遣左长史殷羡奉送所假节、麾、幢、曲盖、侍中貂蝉、大尉章、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刺史印传、戟；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侃自加管钥。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愆期，加督护统领文武。甲寅，舆车出，临津就船，将归长沙，顾谓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诸君！’乙卯，薨于樊。”一时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