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太白金星在赤脚大仙耳边说了八个字“文有文曲，武有武曲”，赤脚大仙就不再啼哭了。果然，玉帝从紫薇宫派了文曲星包拯、武曲星狄青辅佐，宋仁宗朝迎来了三登之世。三登之世刚刚结束，嘉佑三年时，却出现了一场瘟疫。

那么，什么是“三登”之世，嘉祐三年果真有瘟疫吗？如果有，又是一场什么样的瘟疫呢？

书中写道：“这两个贤臣出来辅佐这朝皇帝，庙号仁宗天子，在位四十二年，改了九个年号。自天圣元年癸亥登基，至天圣九年。那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这九年谓之一登。自明道元年至皇佑三年，这九年亦是丰富，谓之二登。自皇佑四年至嘉佑二年，这九年，田禾大熟，谓之三登。一连三九二十七年，号为三登之世。”

这段话一开头就错了，古代皇帝是崩后才有庙号，即便是从历史角度去写，赵祯的庙号是“仁宗”，不能加“天子”二字。施耐庵不是不懂，而是故意写错，《水浒传》中能被读者读出的错误，都是在“逗漏”真相。那么，“仁宗天子”这个奇怪的庙号又隐藏了什么样的真相呢？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总共有九个年号，都符合历史真实。接下来的年号时段也没有问题，问题是史料中并无此“三登”记载。这一笔，也是为了隐写大明历史而有意为之。所谓三九二十七年的“三登之世”，大概有三层寓意：

其一，隐写朱元璋登基。《说文解字》注：“登，上车也”，《广韵》则说：“登，成也。升也。进也。众也。”后文书中有火眼狻猊邓飞，孙立则是登州提辖，都是“登”的寓意，照应的就是这个“三登之世”。

“車”中藏“申”，申肖猴，大明建立于猴年（戊申）。后文书中的军州、郓城、郓哥，都隐藏了“申”，郓哥还被王婆骂作“含鸟猢狲”。《水浒传》中的“鸟”不是骂人的话，而是说的凤阳、燕雀湖、燕王。登是“升”、“进”，因此，书中就写了王升、王进父子。

朱元璋先做吴国公、吴王，然后才登基称帝，就是“王升”、“王进”。“武行者夜走蜈蚣岭”杀飞天蜈蚣王道人，就是隐写的吴国公、吴王。元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灭掉先于自己称吴王的张士诚，以这一年为吴元年，次年，朱元璋“登”。

因此，三九二十七，正是暗写的吴元年（1367年）。次年，朱元璋登基。武松夜走蜈蚣岭杀飞天蜈蚣王道人，既暗写朱棣背叛了《皇明祖训》，又意味着吴元年结束。这段故事寓意极深，隐写的还不止这些历史，后面的文章中再来详细解读。

其二，隐写朱元璋“封建诸子”。洪武三年四月，朱元璋“封建诸子”，总共封了十大藩王，除了大哥朱兴隆家外，其余九家藩王都是皇子亲王。以“九”划分仁宗年号，与后文书中的“九大王”、“九天玄女”是同一个寓意，说的都是朱元璋封藩。嘉祐三年，暗指洪武三年。

其三，暗写燕王与建文帝。朱允炆是大明第二代皇帝，但却是朱家“五德皇帝”中的第三代人，属火字辈。朱棣是木字辈人，但却是大明第三代皇帝。朱棣篡位登基，故是“三登”。

朱棣建永乐年号是1403年，这年朱允炆二十七岁。

因为是“三登”，施耐庵便说：“那时百姓受了些快乐。”乐，即永乐，前面讲的“太平”，则暗指生于太平府陈迪家的朱标。《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中说：“永乐六年五月甲寅，命于辽东自在、快活二城设自在、安乐二州，每州置知州一员吏目一员”。书中的安乐村、快活林是实写。快活、安乐，即此“快乐”。

写罢“三登”，施耐庵笔锋一转：“谁想到乐极悲生。嘉祐三年上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将来。”

《水浒传》言之凿凿，因宋仁宗这段历史高度符合历史真实，所以，嘉祐三年的瘟疫也就瞒过了诸多读者，纷纷解读这场“诡异”的瘟疫。但是，查阅《宋史·仁宗本纪》，嘉祐三年（1058年）根本就没有瘟疫。因此，“嘉祐三年上春间，天下瘟疫盛行。”也是虚写以隐藏朱明历史。

北宋总共有四京，但真正的“京”是汴梁，其他三京最多是陪都，或者是象征意义的“京”。比如，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二月，以赵匡胤曾任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所领之宋州（今河南商丘）为帝业肇基之地，升为应天府，即南京。《水浒传》中则借喻为大明京城。

北宋没有迁都的历史，大明永乐十八年，朱棣开始迁都北京。有意思的是，朱元璋曾以汴梁为大明北京，《水浒传》中则以北宋北京（大名府）为大明新都。因此，“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讲的就是大明藩镇之乱，隐写靖难之役。

那么，施耐庵为何以“嘉祐三年”为时间节点，暗写大明“瘟疫”呢？洪武三年四月，朱元璋“封建诸子”，因为封藩，引发了藩镇之乱，燕王登极，是为“乐极生悲”——这就是书中的“瘟疫”。难道说，“嘉祐三年”隐写的是洪武三年？

朱元璋虽然出身贫寒，但诗写得很不错，前面的文章中就引用了明太祖的《金鸡报晓》诗，施耐庵以这首诗写了很多故事，比如时迁偷祝家店报晓公鸡引发了“三打朱家庄”。而梁山大聚义诗，又以这首诗预言了大明结局。“嘉祐三年”这个时间节点，其实就隐藏了《金鸡报晓》。

而且，施耐庵借用这个年号，也是有出处的。朱元璋曾写过几首赞咏钟山的诗，后文书中的“阳谷县”就出自钟山诗，嘉祐三年之“嘉祐”则出自《钟山云》。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写的是“咸以六朝兴替阅，前祯祯后后嘉祯”。

祯，即宋仁宗赵祯之“祯”。祯的本义是吉祥的征兆，《礼·中庸》注疏中说：“本有今异曰祯，如本有雀，今有赤雀来，是祯也。本无今有曰祥，本无凤，今有凤来，是祥也。”赤雀即朱雀，大明第一京就建在南方朱雀之地的朱雀湖上。凤，借指凤阳，因此，描写宋仁宗早朝时，就有这样一句“祥云迷凤阁，瑞气罩龙楼”。

嘉即嘉祐三年之“嘉”，嘉，文石也。石与“豕”谐音，寓意大明朱家，文，即太宗文皇帝。太宗文皇帝之后，就是大明仁宗昭皇帝。太祖、太宗、仁宗，北宋皇帝中故意遗漏了真宗，大明历史上，则有朱允炆被褫夺的帝号。燕王位下五行字辈：“高瞻祁见佑”，祐、佑相通，也是《水浒传》借“嘉祐”这个年号，暗写大明皇位传承。

仁宗天子是两个概念：仁宗、天子，朱棣谥号中有“体”有“仁”，《红楼梦》中的“体仁院”就隐含了大明太宗与仁宗，最终隐喻的是南明朱由榔（谥号中有“体仁”）。因此，“仁宗天子”隐写的是大明天子。所以，三登之世“那时百姓受了些快乐，谁想到乐极悲生。”指的是永乐朝结束，到了仁宗洪熙朝。

仁宗天子“在位四十二年”，隐写的是永乐八年（1368—1410年）。这一年，朱棣第一次北伐，收服了瓦剌。三十九年后，也就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中秋节，朱祁镇被瓦剌也先活捉。《水浒传》中的中秋节有两个寓意：朱棣在建文元年中秋节夜袭耿炳文军，此战导致的结果，就是建文帝走马换将，《水浒传》中的“李应”、李九江（江州）为北征主帅，靖难之役从此向有利于燕王的局势发展。第二个寓意，就是隐写土木堡之变。

前面的文章中讲过，《水浒传》隐写了金匮之盟，也就是“杜迁”，后文书中，李应的管家是杜兴，杜，土木也。

永乐八年，朱棣《务本之训》，赐皇长孙朱瞻基。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册封皇长孙，又是“孙立”。因而，洪太尉误走妖魔之后，书中再次以“太宗的孙”写宋英宗。朱瞻基是朱棣指定的隔代之君，宣德元年，“天策上将”朱高煦起兵叛乱，策动大明第二次叔侄之战。

所以说，“仁宗天子”、“嘉祐三年”只是借用北宋历史，暗写施耐庵所见之大明五行一轮皇帝。

嘉祐三年因“封建诸子”乐极生悲，大明陷入一场祸及天下的大瘟疫，“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将来”。但凡《水浒传》中的“雪”，都是后文书中洪太尉在龙虎山上遇到的雪花大蛇，暗喻生于蛇年大雪节的朱允炆。

朱允炆因“孙立”而登基，因削藩而引爆了靖难之役，确实是自寻灭亡。朱元璋“孙立”，朱棣也“孙立”，《水浒传》中以“蔡”隐写了这段历史。《明实录·大明宣宗实录》中说：

（朱瞻基）仁宗昭皇帝嫡长子，母今太皇太后以己卯岁二月九日生上于北京。……先夕太宗文皇帝梦太祖高皇帝授以大圭，命曰：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太宗皇帝拜受而寤，以梦告仁孝皇后。皇后曰：子孙之祥也。已而宫中报上生，太宗皇帝、仁孝皇后心咸异之。弥月仁孝皇后抱上见太宗。太宗皇帝视之，顾谓仁孝皇后曰：此天日之表且英气溢面，符吾梦矣汝宜谨视。

大圭，是大龟的谐音，蔡，即占卜之大龟。所以，蔡京、蔡九、蔡庆、蔡福，都是暗写的“大龟”。因为朱棣此梦，又得应梦之人，所以，决意夺位，靖难之役因而爆发。

施耐庵所见之大明历史，就出现了两次“孙立”。所以，“引首”以故意遗漏宋真宗的“错误”写法，说太宗皇帝传位与赤脚大仙而隐藏了“孙立”。第二回书中，又把英宗写成“太宗皇帝的孙”。实际上，宋英宗赵署是真宗皇帝的孙。若以此对应，那么，大明也有英宗，也是“太宗皇帝的孙”。因此，《水浒传》中肯定隐写了土木之变。

两次“孙立”，都引发了叔侄之战——这就是嘉祐三年的“瘟疫”。

引首中有一首五言绝句，是这样写的：“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五十秋，是靖难之役（1399年）到夺门之变（1457年）的大概时间（期间五十八年）。

这首诗的第一句“朱李石刘郭”之“朱”，即开启五代之乱的朱温。因此，嘉祐三年的瘟疫就是“朱瘟”。朱温，因唐僖宗赐名，又叫朱全忠。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中，九天玄女赐宋江“天言”就有一句：“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全忠，即朱温。辅国安民，则出自《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

“初，懿文太子以柔弱牵制文义，不称太祖意，又闻其宫中过失。太祖语孝慈高皇后曰：‘朕与尔同起艰难，成帝业，今长子不称吾意，如何？’皇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与知，惟陛下审之。’太祖曰：‘诸子中燕王仁孝，有文武才略，能抚国安民，吾所属意。’”

嘉祐三年的这场瘟疫，就是“朱瘟”。朱瘟，指的就是朱元璋“封建诸子”而引发了靖难之役，大明从此陷入藩镇之乱的泥淖之中。因此，仁宗早朝时，采纳范仲淹之言，以殿前太尉洪信为钦差，前往龙虎山诏请张天师祈禳瘟疫。

如果以历史真实来读这段历史，也是一处“错写”。嘉祐三年时，范仲淹已经故去六年。范仲淹为何“穿越”而来呢？原来，范仲淹的母亲曾经改嫁朱文翰，随朱姓而名朱说。直到三十岁时，才认祖归宗，改名范仲淹。

因此，误走妖魔是因为“朱说”，也就是朱元璋说——朱元璋“封建诸子”、“孙立”，是引发靖难之役的根源。《水浒传》就此立意：大明将亡于洪武“封建诸子”，因而，这部书的主题就是“封建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