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兴化人。南京艺术学院文学博士，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中央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全国高等书法教育分会副会长，西泠印社社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碑学冲击了“二王”的经典性
文/朱天曙
对外行来讲，分辨帖学和碑学，一个很简单的标志是写书法的人是“名家”还是“非名家”。中国书法史星光璀璨，但在光芒照耀不到的地方，籍籍无名的人，也可能写得一手好字。朱天曙是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他的书法启蒙就是从“非名家”路径开始的。他是兴化人，跟“扬州八怪”的郑板桥、李复堂是同乡。兴化的传统文化氛围很浓郁，四牌楼上挂了47块匾额，都是表彰兴化历史上著名的文人大家的。
《抱朴》
34cmx60cm
朱天曙家有耕读的传统。朱天曙说：“我祖父、父亲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字写得非常漂亮。我家里现在还有我祖父留下来的手稿，小时候我看着这个字写得这么漂亮，就很受触动。我父亲也喜欢写字，我看着长辈们一边写字，一边评价，这个字好在哪里，这么拐弯不好看，那样拐弯就好看。大家琢磨这个东西，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很想搞清楚它为什么美，为什么好，怎么能够写出来这样的字。”
《曾几诗》
33cmx33cm
朱天曙从七八岁就开始学习书法。他说：“农村里面没什么经典的东西，就是看到家里人的东西学。我爷爷写了一个什么字，我父亲写了一个什么字，我就跟着他们后面学。”朱天曙是16岁从兴化去高邮师范学校读书，开始学颜真卿，才走上了学名家名帖的道路。他说：“现在回头看，我爷爷、我父亲的字跟名家名帖的路径是不一样的，说不出什么来路，但它是好看的。他们属于自学成才的非名家书法。这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看敦煌的书法，好多敦煌的字，你也看不出来它出自什么名家，一样的道理。”
《荡胸生层云》
23cmx134cm
书法为什么在清代时从取法名家到取法非名家，发展出一条新的路径？首先得说清楚“取法名家”。中国书法史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基本上是一个书体演变史。甲骨文是已经发现的，最早、系统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之后是金文，也叫钟鼎文，是殷周青铜器上铭文。金文之后有大篆、小篆，然后是隶书。草书形成于汉代。楷书兴起于东汉末年，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唐代。朱天曙说：“魏晋南北朝之前，书法处于一个字体演变的过程中。它是伴随着实用而产生的一种艺术。它还不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文人艺术。”
《款识文字之一》
40cmx52cm
取法名家，是伴随着书法成为一种文人艺术而产生的。朱天曙说：“汉代后期开始，书法从实用性向文人艺术转化。比如我们读汉代赵壹的书论《非草书》，它就描写汉代人为了写字，饭也不吃了，嘴上手上弄得到处是墨汁，很痴迷很疯狂。为什么要描写这种人呢？这些状态说明他完全投入到一种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去了。”到了王羲之的时代，字体已经完全演变成熟。朱天曙说：“王羲之身上凝聚了中国书法的核心要素。字体演变已经结束了。他手上的楷书、行书、草书，已经成熟了，自成一体。王羲之本人又是东晋的名士，身上包含了很多中国文人的特质。可以说，王羲之是一个集大成者，书法的技术也好，审美也好，人文性也好，全在他身上有体现。他是中国书法经典化的一个高峰。”
《款识文字之二》
40cmx52cm
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被称为“二王”，成为中国书法经典化的符号。朱天曙说：“大家觉得学到他们的东西，才是学到了中国艺术的精髓。所以，从东晋一直到清代，追慕王羲之成为人们评价书法的一个标准。比如一个人写字，大家会说他是学‘二王’的、他是学《兰亭序》的等等。人们要把这些字纳入到这个经典谱系当中去，才觉得这个字是有道统的。”“二王”的基础上，中国书法继续发展。朱天曙说：“唐代人，比如颜真卿，他发展了‘二王’以后，形成一个新系统。宋代人，比如‘苏黄米蔡’，他们进一步从晋人身上找东西。元代的赵孟頫，他也复古到晋人。明代人还是在学晋唐。”
《款识文字之三》
40cmx52cm
在取法名家的过程中，新的问题产生了。朱天曙说：“练习书法，是要把字帖放在我面前来学习的，但没有多少人能看到王羲之等书法大家的真迹。宋代以来，刻帖就成了学习书法的主要材料。很多看不到真迹的人，一生就是通过刻帖去学习书法的。”随着时间推移，刻帖失真变得严重。薛龙春说：“由于一部帖能够拓印的次数有限，加之版子经常损毁，后代常常以拓本为底本进行不断的翻刻。每一次翻刻必然加重一次走样，因此，辗转翻刻的刻帖不仅无法体现墨色，也无法保证笔触与字形，人们只能根据字样揣摩其用笔的动作与速度，这是刻帖这种保存与传播书法的方式先天的不足。”
《岭上白云》
34cmx134cm
碑学产生的现实原因，是金石文字作为刻帖的一种替代范本。薛龙春说：“碑刻尽管也有摹刻的，但大多数汉魏的碑刻，如汉碑、汉代摩崖石刻、北朝造像记、北魏墓志等，都是书丹之后直接刊刻的。人们认为与刻帖相比，它更能反映真实的书写。这样就开始有人鼓励学习这些碑刻上的文字，从汉碑开始，推及篆书碑刻、北朝的楷书、青铜器铭文，尽管这些文字都出自非名家的手笔。”
《梅尧臣诗一首》
33cmx33cm
对清代人来讲，这些碑刻、铭文是古代文字遗存，一直都存在。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刻被文人们“重新发现”呢？这跟金石学的发展相关。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是一项传统的学问。薛龙春说：“欧阳修《集古录》开始著录金石，赵明诚和李清照夫妻著《金石录》，他们的目的都不是书法，而是搜集古代遗文，把它们作为文献与词章。”到了清代，顾炎武提出“采铜于山”的治学理念，意思是要像采铜铸钱一样，亲自去搜集第一手资料，从原始材料中去提炼观点。顾炎武辑录金石文字，也进行访碑活动。访碑，在17世纪成为文人的一项文化风尚。
《且饮》
34cmx134cm
到了清乾嘉时期，文人甚至利用官方资源去访碑和进行金石考据。他们或者因为仕宦，或者因为佐幕，有机会到各地去修地方志，勘察、记录、作对比。薛龙春说：“这些从事金石学的文人，都经过严格的书写训练，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可能就看到这些碑刻上的字有点古意、奇趣。参与金石学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慢慢就感受到这些文字的趣味，好像不是精致流畅的名家书法所能涵盖的。它们是一种新的趣味，就是‘拙’。这种趣味不断被揭示、推广、临习，就形成了一种潮流。”
南宋安徽刻本《金石录》（视觉中国 供图）
碑刻不断出现在文人的视野里，使得“二王”经典受到了冲击。朱天曙说：“王羲之303年出生到361年去世。他之前的书法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之前时代的大量碑刻、青铜器等等，这些东西算不算书法？清代有一个叫叶昌炽的人，在他的《语石》里就提出‘二王之外犹有书’，意思是论书法，只论‘二王’还不算，‘二王’以前还有书法。这种观念打破了人们对经典的认识，所以，碑学才能成为一个新系统。”唐代的名家碑刻虽然从宋代起，一直是书法学习的对象，但它不属于碑学的范畴。薛龙春说：“最早人们要唐碑，要的是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这些名家的。名家属于经典的体系，所以，唐代碑刻不是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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