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了一项报告，2025年全球仍有约120万人新感染HIV，约4100万人正带着这种病毒生活；与此同时，国际艾滋病防治资金从2024年的88亿美元骤降至2025年的73亿美元，降幅达18%，跌至近二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防控形势存在反弹的可能。

WHO最新实况报道显示，2025年全球仍有约120万人新感染HIV（来源：WHO官网）

上海市卫健委在2024年“世界艾滋病日”发布的一项汇总分析显示，我国在2002年至2018年间共报告了904例医务人员的HIV职业暴露。感染者以千万计地存在于人群之中，他们中的任何一员都可能因创伤、急症或一台急诊手术走进医院，而距离他们的血液和体液最近的，正是医护人员的双手。

2024年，一间手术室里发生了这样一幕：一名主动脉夹层患者命悬一线，医生来不及等待完整的术前检查结果便直接上台抢救，双手浸满患者的血液，与死神争夺每一分每一秒。手术尚未结束，化验科的电话打了进来：患者HIV阳性，同时梅毒阳性。而尚且清醒的患者和知情的家属，从始至终没有向医生透露过一个字。

那个在手术台上拼尽全力救人的人，成了全场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

问题的本质，

不是“患者隐瞒”，而是“信息延迟”

如果仅仅把目光停留在“患者隐瞒病史”这六个字上，很容易走向简单的道德批判，实际上，问题的本质是感染信息没有在需要它的时候，到达需要它的人手中。

这种“信息延迟”的来源多种多样，可能是患者出于病耻感、隐私担忧而选择沉默，可能是患者昏迷、家属不知情，可能是患者刚刚感染、尚未确诊，也可能是患者在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就诊，信息并没有真正互通。

一项早期覆盖2432名HIV/AIDS患者的全国性调查显示，49.7%的患者就医时没有主动向医生告知自己的感染状态；在18—30岁人群中，这一比例更是达到62.9%。可以看出，“不主动申报”不是极端的个案，而是可以被调查观察到的真实医疗行为。

2014年4月，深圳儿童医院收治一名4岁头部外伤患儿，家属在入院登记中明确填写“无传染病史”，次日术前检查却发现孩子HIV阳性，其母事后承认早已知晓，隐瞒的原因是担心医院知道后不肯治疗，当时参与抢救和采血的6名医护人员全部进入职业暴露处置流程；同年11月，四川省人民医院急诊接诊一名需要紧急助产的孕妇，家属同样表示患者没有相关传染病，医生在未知状态下完成助产，过程中羊水和血液污染了医生脚上的伤口，次日检查结果显示HIV抗体阳性，当事医生接受了为期28天的暴露后预防治疗并进入长期随访；再到2024年那台主动脉夹层手术，这么多年，这样的情形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真实发生，场景从急诊抢救室换到手术台，问题的形态在变，本质却始终没有变。

真正危险的或许不是“医院知道患者感染HIV却依然选择救治”，而是医生在完全不知情的状态下，按照普通患者的防护标准，去完成一项本身就伴随血液、体液暴露的高风险操作。

信息缺席的每一步，都在压缩暴露后处理的时间窗口。

离开医院，

风险进入“信息归零”地带

院内至少还有病历、检验系统和感染风险提示，院前急救面对的场景，才是真正的“信息归零”。

急救人员面对的是刚刚从车祸现场、出租屋、公共场所以及楼梯间抬出来的人，患者可能昏迷，家属可能不在身边，既往病史一片空白，没有任何化验结果，环境狭窄混乱，而他们却必须立即止血、穿刺、建立气道、搬运上车，救护车行驶的每一分钟里，操作都没有停止，血液暴露的机会也没有停止。

1995年发表于Annals of Emergency Medicine的一项院前急救研究显示，93.5%的血液接触事件中，急救人员事发时并不知道患者的HIV状态；研究团队在随后的医院检测中发现，不同医院接收的院前患者中，HIV阳性率分别达到8.3%、7.7%和4.1%。在更早之前，1992年，一项针对急诊复苏的研究纳入370例复苏患者，其中15例为HIV阳性，31%的复苏过程中医护人员直接接触了患者血液，而研究者发现，没有任何一种临床特征，能够快速而可靠地判断一个患者是否感染了HIV。

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消防员兼急救员Steve Derrig的案例更加极端。Steve Derrig在9年急救生涯中出勤约5000次，处理过大量刀刺伤、枪伤、大出血乃至分娩场景，经历过无数次无法精确记录的血液暴露；2000年，他因持续干咳、呼吸困难、体重下降入院，被确诊为艾滋病。此时，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回答“到底是哪一次暴露导致感染”这个问题。他本人推测感染可能发生在1995年前后，但一切都已无法验证。

在很多急救现场，信息几乎归零，操作却片刻不能停。院前急救的风险不在于HIV的传播概率比院内更高，而在于不确定性更高、信息更少、决策时间更短。

被低估的梅毒：

职业暴露不只是HIV

从医疗机构的实际登记数据看，血源性职业暴露的病原构成并不限于HIV，多项国内研究显示，梅毒在职业暴露中的占比普遍较高。

2026年发表于Nursing Open的一项研究，基于中国西南某三级医院2018—2023年的数据，记录了675例血源性职业暴露事件，其中83.56%为针刺或锐器伤；暴露源为梅毒阳性的有93例，占13.78%，为HIV阳性的仅22例，占3.26%，梅毒相关暴露的数量是HIV的四倍以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对2007—2017年123例HIV/梅毒职业暴露的回顾分析同样显示，护士占了55.3%，针刺是最主要的暴露方式，占65.9%。BMJ Open上一项纳入18,344例医务人员锐器伤的中国调查中，137例涉及梅毒患者，19例涉及HIV患者。

2018—2023年中国西南某三甲医院675例血源性职业暴露事件暴露源患者的感染状态分布

DOI: 10.1002/nop2.70432.

梅毒不仅更为常见，而且确实可能造成真实的职业感染。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在其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暴露资料中，记录了一个进入联邦职业安全文件体系的经典病例：一名医务人员因针刺接触二期梅毒患者的血液，随后手部出现硬下疳，这是典型的梅毒一期皮损。

当然，职业风险也绝不能被夸大。美国CDC的统计显示，1985年至2013年间，美国共报告58例确诊的职业获得性HIV感染病例；单次经皮针刺暴露后的平均传播风险约为0.3%。数字不高，但风险低不等于没有风险，没有感染也不等于没有职业暴露。

为什么职业安全，

不能只押在“患者一定会说”上

有人会问：法律不是规定了患者应当如实告知吗？确实如此。《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就医时，应当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如实告知接诊医生，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感染他人；但同一条例的第四十一条同时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者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而推诿或者拒绝对他们的其他疾病进行治疗。

患者为什么不愿意开口？一项纳入972名医务人员的广州研究显示，77.7%的受访者报告曾在诊疗中对HIV感染者表现出歧视行为，38.6%曾有过拒绝治疗的经历。病耻感、隐私担忧、对拒诊的恐惧，这些情绪层层叠加，足以让很多感染者选择沉默。

表 医疗机构实施的歧视性行为（广州）

DOI: 10.1186/s12889-018-5654-8.

正因如此，防护必须前置。早在2004年，原卫生部印发的《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原则（试行）》就确立了标准预防原则：所有患者的血液、体液以及被血液、体液污染的物品，都应视为具有传染性的病原物质；美国CDC至今坚持同样的普遍性防护原则，无论患者是谁，都按潜在感染风险处理，而不是等到“知道患者有HIV”才加强防护。同时，信息延迟是可以被制度补偿的。美国纽约州规定，急救人员发生职业暴露后，有权请求医院调查暴露源患者的HIV状态，以此决定是否启动或继续暴露后预防用药（PEP）。而PEP的最佳启动窗口是暴露后数小时之内，绝不能晚于72小时。

但标准预防的刚性执行，在现实中仍有明显的落差。手套、护目镜、防渗透隔离衣的配置是否到位，操作规范是否被持续监督，锐器处置流程是否严格执行，这些看似基础的问题，在很多医疗机构中仍然存在改善空间。

保护医生，

需要的不只是一句“注意防护”

职业暴露的风险防控，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安排上。

▌将标准预防从原则转化为可考核的操作规范

要检查防护用品是否按照操作风险足额配置、佩戴流程是否纳入日常质控督查、新入职和轮转人员的培训是否包含实际暴露场景的操作演练。只有当防护行为不依赖于对患者感染状态的主观判断时，信息缺失才不会直接转化为防护缺口。

▌建立院前与院内之间的暴露源信息反馈机制

急救人员完成患者交接后，往往与患者的后续检测结果完全脱节，美国纽约州的现行规定可作为参照（急救人员暴露后，可追溯患者HIV状态）。目前国内尚无对应的制度化安排，急救人员在多数情况下无法获知暴露源的最终检测结果。

▌保障暴露后处置在时限内实际可执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2015年《职业暴露感染艾滋病病毒处理程序规定》要求暴露后1小时内报告、2小时内报告至处置机构，美国CDC指南则要求PEP最好在暴露后数小时内启动、不晚于72小时。时限能否兑现，取决于报告路径是否明确、评估人员是否在岗、PEP药物是否可及。任何一环中断，都可能延误72小时的处置窗口，因此流程必须定期演练并落实到具体责任岗位。

▌将心理评估与干预纳入职业暴露管理流程

多项针对职业暴露后医护人员的心理测评显示，其焦虑、抑郁、恐惧评分显著高于常模，部分暴露者在随访期间出现持续的疑病状态。规范的处置应当包括：暴露后即刻的风险告知与心理评估，随访期内的定期心理状态随访，以及必要时的专业心理干预转介。现有处置体系的工作重心集中于血清学检测和药物预防，心理支持在多数机构尚未形成固定流程，而这一缺口的代价，由暴露者在数周的随访期内独自承担。

结语

我们不能谴责没有开口的患者，沉默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人性反应，这些现实必须被承认。

然而，医护人员的职业安全，不能建立在对这种“恐惧”的指望之上。标准预防、院前院内信息衔接、暴露后快速处置与心理支持，缺一不可。在艾滋病等高危疾病防控可能面临反弹的背景下，保护医护人员职业安全，是维持医疗系统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马玲,徐鹏,芮宝玲,等.HIV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就医告知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5,36(10):1109-1112

[2]MARCUS R, SRIVASTAVA P U, BELL D M, et al. Occupational blood contact among prehospital providers[J]. Ann Emerg Med, 1995; 25(6): 776-9. DOI: 10.1016/s0196-0644(95)70206-7.

[3]LEWANDOWSKI C, OGNJAN A, RIVERS E, et al. Health care worker exposure to HIV-1 and HTLV I-II in critically ill, resuscitated emergency department patients[J]. Ann Emerg Med, 1992; 21(11): 1353-9. DOI: 10.1016/s0196-0644(05)81901-8.

[4]CHEN L, LIU W, DONG C, et al. Assessment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blood and other body fluids among healthcare workers in a South-Western Chinese tertiary hospital from 2018 to 2023: a descriptive cross-sectional study[J]. Nurs Open, 2026; 13(1): e70432. DOI: 10.1002/nop2.70432.

[5]DONG X, YANG J, PENG L, et al. HIV-related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amongst healthcare providers in Guangzhou, China[J]. BMC Public Health, 2018; 18(1): 738. DOI: 10.1186/s12889-018-5654-8.

[6]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hiv-aids

[7]https://health.sina.com.cn/news/2014-05-06/0924134951.shtml

[8]http://gongyi.people.com.cn/n/2014/1212/c152509-261986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