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心”是道儒佛三家常用词汇，原是悟道之心，道心愈坚，道业愈深，“道心”与“人心相对”，朱熹说：天理之公跟人心之私形成二元对立。

“道心”跟儒家的“心法”紧密相连，所谓“心法”也叫“心传”，即“十六字心法”。

“道心”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大禹谟》，相传，尧舜禅让君位时，传了四字“心法”即“允执厥中”。后来舜传给禹的时候，内容较前愈加丰富，从“四字心法”变成了“十六字心法”，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此后，这一心法被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所继承，并经周公、孔子、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传承下来，朱熹称之为“十六字心传”，或“心法”，或“虞廷十六字”。

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十二·学六》中专门讨论“心学”、“心论”，该文句句不离一个“心”字。

朱熹开头既说：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朱熹认为，悟道就是“唤醒人心”：“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故：“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要常常喚醒，須是猛省”。

他说“吾儒之道”处处不离心：“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

人心不能唤醒，就是心无安放处：韩愈之所以说孟子之后“道学”失传，就是因为后世学者全无“道心”，“尧舜相传，不过论人心道心，精一执中而已”——这就是儒家的“道统之传”。

而十六字心法的核心“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讲学。”

“道统”，就是儒家之道的传承谱系，按朱熹的说法：儒家所传就是“道学”。他在《中庸章句·序》中说：道统之传始自尧舜。因为尧当时无文字， 道理只靠口耳相传。

因此尧传心法曰“允执厥中”。孔子则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朱熹以《论语》和《大禹谟》所述之道，提取“道心”，认为尧舜禹三代是以“允执其中”的传承而形成儒家传道体系的。

他列出的传道人物接着是皋陶、商汤王、伊尹、傅说、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召公，传至孔子；孔子以后，则有颜回、曾参，再传至子思、孟子。

其实最早提出“道统”概念并以之抗衡佛教的，是唐代的韩愈。但“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在朱熹认看来，他只是创造了这个名词。

他评价韩愈说：他“只为作文用”，对于“道”，则究之不深，“韩退之只晓得个大纲，下面工夫都空虚，要做更无下手处，其作用处全疏”。

所以他便接续二程等人的道统说，从深处用心“发明道学之源”，最终把“允执厥中”当作古圣相传的道学内容。

这是儒学发展的自觉选择，因为东汉以来，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佛道两教日盛，发起“玄学”运动的儒家反而成了玄学的陪衬。

唐代高僧慧能融合道家学说，形成独特的哲学体系后，更是吸引了大量学者和信徒。这一时期的儒家地位极其尴尬，只剩下一块招牌，以至于出现了“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惨淡局面。

韩愈等人的反击，并没给儒学带来光复之光。因此，光复儒学成了两宋儒家的历史使命，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门户大开，兼收博采，在批判中吸收道、佛等百家思想，立足儒学，化“佛老”而为我所用。

从“宋初三先生”石介、胡瑗、孙复，到“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以及王安石、司马光等人，一直到南宋，经过一二百年的积累发展，理学大厦终于完成于朱熹之手。

朱熹认为，孟子没后，中庸之道失传，“淫于老佛者”“日新月盛”，直到程颢、程颐兄弟横空出世，才延续了道统。

就是说，儒家道统，直到孟子千年之后的北宋，才由程颢、程颐接续上。

朱熹的“悟道”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时风使然，他早年也曾浸淫老佛二十余年，后师从程颐的二传弟子李侗，反复研习领悟，终于悟透“中庸之道”，故能融合儒道释，以“中道”贯通百家之学，并整合儒家传道谱系，而能“用中”。

由于朱熹在道学体系上的建树，加之“道学（理学）”成为元明清三代官学，因此，他的地位由南宋时期的“伪学”之宗，迅速转变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的旷世楷模。

他本人也被列为“孔门十二哲”中的第十一位，排在被孟子称为“似圣人”的孔子亲传弟子有若之前，成为唯一非孔子嫡传的儒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