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南京金川门缓缓打开。朱棣骑着高头大马踏入城门时，靴底还沾着山东境内的血迹——这场打了四年的“靖难之役”，终于以他这个藩王取代侄子朱允炆的结局落幕。城门内的大臣们跪了一地，有人低头颤抖，有人偷偷抬眼打量这位新君：他究竟是颠覆朝纲的乱臣，还是能开创盛世的英主？六百多年后，我们再看朱棣起兵夺位的往事，终究绕不开“是非功过”这四个字。

要说朱棣起兵的“非”，首先绕不开“师出有名”的争议。朱允炆即位后推行削藩，周、齐、湘等王先后被废，朱棣以“清君侧、靖国难”为口号起兵，但《明史·成祖本纪》明确记载，他攻入南京时“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朱允炆的失踪，成了朱棣皇位合法性上的一道阴影。为了巩固权力，他对建文旧臣的清算更是惨烈，方孝孺因拒写即位诏书被“诛十族”，景清谋刺失败后遭“瓜蔓抄”，连邻居都被牵连，这场政治清洗前后波及上万人。

更值得深思的是靖难之役对社会的破坏。四年战乱主要集中在河北、山东一带，《明实录》记载，济南城被围三月，“城中人相食”；东昌之战后，“尸横遍野，河水尽赤”。原本经过洪武年间休养生息的北方经济，再次遭受重创，大量百姓流离失所。这种以战争手段颠覆合法政权的行为，也为后世藩王叛乱埋下了隐患，比如正德年间的安化王之乱、嘉靖年间的大同兵变，都或多或少受“靖难”先例的影响。

但如果只看夺位的争议，就低估了朱棣作为帝王的能力。他在位二十二年，干出的几件大事，至今仍影响深远。最显眼的就是迁都北京，永乐十八年紫禁城建成，次年正式迁都。这看似只是政治中心的转移，实则是朱棣的战略布局——既能就近抵御蒙古部落的威胁，又能加强对北方边疆的控制，所谓“天子守国门”的格局，正是从他这里开始的。为了配套迁都，他还疏通了大运河，让南方的粮食和物资能顺畅运往北方，这条经济命脉此后支撑了明清两朝五百年。

文化上，朱棣命解缙主编《永乐大典》，动用三千多名学者，耗时五年编成了这部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全书收录了八千多种典籍，涵盖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医卜农艺等，很多失传的文献都因它得以保存，比如宋代的《武经总要》、元代的《农桑辑要》。虽然现存版本只剩残卷，但它的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外交上，郑和下西洋更是千古壮举。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远航，最远到达东非海岸。船队带着丝绸、瓷器等商品，与沿途各国贸易往来，不仅宣扬了明朝的国威，还带回了长颈鹿、斑马等新奇物种，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明史·郑和传》记载，船队“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这种和平远航的模式，比西方大航海时代早了半个多世纪。

朱棣的身上，还有很多功过难分的争议点。比如他的削藩政策，自己靠藩王起兵夺位，上台后却比朱允炆更彻底地削藩——剥夺藩王的兵权、财权，只保留爵位和俸禄。这一手既巩固了中央集权，避免了再发生“靖难之役”，但也让藩王变成了国家的“寄生虫”，到明末时宗室子弟达数十万，耗空了国库。

还有他的军事扩张，五次亲征蒙古，虽然打击了蒙古势力，维护了边疆稳定，但也耗费了大量国力。永乐二十二年，他在第五次亲征回师途中病逝，这场战争光是粮草运输就动用了数十万民夫，民间甚至有“养兵百万，日费千金”的说法。另外，他设立的东厂，开启了明朝宦官干政的先河，虽然初期是为了加强皇权，但后来东厂成为特务机构，制造了无数冤案，成了明朝政治黑暗的标志之一。

今天我们看朱棣，其实是在看一个复杂的权力样本。他靠非常规手段获得权力，却用实实在在的政绩证明了自己的治国能力——就像历史学者孟森说的“明成祖以藩王夺位，在位二十二年，其间武功文治，颇有可观”。但他的成功也伴随着代价：权力斗争的残酷、民生的牺牲、制度埋下的隐患。

这其实和现代社会的“权力与责任”命题相通：无论是古代帝王还是现代管理者，掌握权力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朱棣的“功”，在于他用权力推动了国家的发展；他的“过”，则在于他为了权力付出的人道代价。这种“功过并存”的现象，也提醒我们看待历史人物不能非黑即白，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审视。

朱棣死后，庙号从“太宗”改为“成祖”，这是后代对他“再造社稷”之功的认可。但南京明孝陵旁，朱允炆的建文陵始终空着，就像那段历史永远填不满的问号。如果朱允炆没有急于削藩，如果朱棣没有起兵夺位，明朝的历史会走向何方？要是你站在永乐元年的南京城楼上，看着这位新君颁布迁都诏书时，会觉得他是乱世枭雄，还是盛世明君呢？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关注我，下期咱们接着扒明朝那些充满争议的帝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