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6:大清》:清朝真的是一个失败的王朝吗?

郑胜辉 2024-02-13 07:39:07

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2120天

罗威廉(William T. Rowe),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他同时也是《晚期中华帝国》杂志主编、《近代中国》和《城市史杂志》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东亚的社会经济和城市史。

关于本书

本书将清朝视为一个克服种种挑战、成就斐然而必须完整视之的重要断代,以深入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演变的特质。作者对于清代历史各重要阶段的起源、发展及特性,做出了完整而深刻的诠释。本书堪称数十年来海外清史研究最重要的通俗佳作。

核心内容

作者用“社会史转向”“内亚转向”“欧亚转向”这三个当今西方汉学界研究清史的新角度,带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清朝形象。

清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熟悉也最陌生的朝代,说熟悉,是因为各种关于清朝的正史野史小说影视铺天盖地,清朝的人物、事件,好像谁都能说上两句。同时,我们对清朝的印象,也比较固定化。前半期,各种辉煌各种牛,什么开疆拓土啊、康乾盛世啊,占全球 GDP 多少多少啊,后半段就开始丧权辱国,被外国人各种欺负各种虐,同时内部也是腐朽堕落,终于一场革命,清朝玩儿完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也就此画上了句号。说陌生,是因为这些固化的印象,已经掩盖了清朝的很多历史真相,所以一个真实的清朝究竟什么样,其实我们的认识是处在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状态的。

所以,我们需要读这本外国历史学家写的清朝历史,换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和维度,重新认识一下最熟悉也最陌生的中国末代王朝:大清。

这本书的作者罗威廉,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方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当代最有影响的美国汉学家,专攻近代东亚的社会与历史。前几年国内有一本很火的书叫《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就是他写的。在这套《哈佛中国史》里,他操刀主笔的这本《大清》,是整套书的收官之作。

在这本书里,罗威廉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大清。他的研究方法,跟我们以前熟悉的一些定论,最大的不同有这么三点:

第一个,叫“社会史转向”,就是说,之前的清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学界,习惯于把清朝历史分为两段,以鸦片战争为界,前半段,是中国传统帝制历史的延续,后半段,是所谓“近现代史”的开端或者说序幕,而且把“西方帝国主义的介入”,看成是把清朝历史腰斩为两截的主要原因,特别是研究晚清历史的时候,过多地考虑西方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影响。而所谓“社会史转向”,是把清朝历史视为一个整体,不分什么前期后期,寻找共性的线索,同时把外来因素的影响暂时放在一边,重点从中国内部挖掘,影响清朝历史走向的因素,他们把这个叫做“在中国发现历史”。

第二个,叫“内亚转向”。这个新的研究方法,可能是最颠覆我们认知的。以前说起清朝,总觉得是个受气包的形象,经常被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欺负,觉得清朝是个失败者,或者用同情一点的眼光来看,至少也是个受害者。但是这种新的历史观认为,清朝不但不失败,而且还很成功,这可不是随便翻案,而是通过对清代的疆域、人口、经济等等指标综合考评得出的结论,具体的我们下面会一一来讲。

第三个,叫“欧亚转向”。这个算是内亚转向的升级版,就是把清朝的历史放到同时代整个欧亚大陆的大格局之下,来跟其他的大帝国比对,不论是跟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相比,清代中国跟他们相比,有很多共同点,就是都在试图构建一个有中央行政管理的、多民族多元化的、有扩张倾向的大国。以前我们觉得清朝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这么一看,其实清朝也是同时期的众多彼此角逐的大帝国之一。

“社会史转向”“内亚转向”“欧亚转向”,作者介绍,这就是当今西方汉学界研究清史的三个新的角度。在这本书里,作者罗威廉也是力图从这三个角度,带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清朝形象。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清朝的这个全新形象是什么样的。

首先,先说成绩方面。清朝最大的成就,在于对中国版图的贡献。

从疆域上说,清朝的领土面积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要说清这个问题,在这我们得先澄清几个误区。以前的历史书上说元朝版图最大,其实这是错的,弄混了“元朝”和“蒙古帝国”。这两个概念,我们在上一本书里讲过,元朝建立的时候,蒙古帝国已经名存实亡了,元朝跟它的几个兄弟政权,就是所谓“四大汗国”,没有事实上的隶属关系,元朝管不了人家,而且还经常打仗,所以要是把四大汗国控制的中亚、西亚、俄罗斯这些地盘都算到元朝,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而要是只算元朝自己的面积,是比不上清朝的。

可能还有人觉得,我们看唐朝、明朝的地图,好像也不小,但这种地图跟清朝的版图是有本质区别的,唐、明,他们在边疆地区,中央政府没有绝对的控制力,更多采取的是一种“羁縻政策”。简单说就是,你名义上听我的就行了,有时候甚至名义上听不听都无所谓,别给我捣乱就行了,特别是在西北和西南,像唐朝,西南是南诏和吐蕃,西北是回纥。我们在《唐朝》那本书里讲过,唐朝中后期经常被吐蕃和回纥欺负,所以也不大好说他们的地盘是唐朝领土。明朝同理,北方和西北,都是一系列的游牧民族政权,包括瓦剌,土木堡之变,把明朝皇帝都抓了,所以把人家的地盘算成明朝的,好像也有点不像话。

但是清朝不一样,只有在清朝,才把西北西南,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内亚”,真正变成官员由中央委任、听命于中央政权的直接领土。所以说清朝的版图比以前的历朝历代,都扩大了好多,而要是考虑到清朝的统治民族满族,是从今天东北那么一小块地方起家,占领了这么广阔的领土,那这个成就就更了不起。当然,从清军入关到扩张版图,这个过程当中血腥的一面,这本书里也没有回避。

不过这本书里还说,清朝的开疆拓土,不是简单的军事征服,而是把一整套“中国”的特质,移植到边疆地区,比如“父系的家庭制度、财产诸子均分制、乱伦禁忌、婚丧礼俗、定居农业、土地产权登记制度与户籍制度”等等,正是这些,让这些地方真正变成了“中国”。而且清朝对这些地方,也不是简单的“汉化”或者“满化”,而是保留了相当的当地民族文化特质,把众多非汉族的民族整合成一个超越民族界限的新的政治体。所以清朝的领土,不但绝大部分都被之后的中国政权给继承下来了,而且我们今天还发展成为一个既统一,文化上又很多元化的国家。

另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口,清朝入关之后的战争,造成中国人口锐减,但是截止到1700年,也就是康熙后期,中国人口已经恢复到明朝顶峰时期的1.5亿人口规模,到1800年的时候已经超过3亿人,到185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可能已经达到4.5亿。为什么会多出这么多人?我们传统上解释说是因为引进了从美洲来的高产农作物,像玉米、南瓜、花生等等,但其实这些作物在中国大面积普及,已经是清朝后期的事了,影响力体现出来就更晚,所以整个清朝的人口增长,主要还是归功于土地增加、农业生产水平提高,还有就是医疗卫生水平进步,新生儿夭折的比率降低了。

另外,清朝的一些政策也有利于人口增长,比如打破明朝的人口迁徙禁令,虽然这个禁令在明朝也是时紧时松,但这就解决了固定土地上承载人口数量有限的问题,还有康熙五十年颁布的减免人头税政策“永不加赋”,对人口增涨也是一个刺激。不过呢,人口虽然是清朝的一大成就,但同时也是导致清朝危机的最重要的内部原因,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讲到。

说完了版图、人口,再来看经济,这也是这本书最打破我们惯有印象的地方之一。作者对清朝商业的评价相当高,特别是对清代的全国范围内的跨区域贸易和物流系统,认为这是中国自宋代以来的第二次商业革命。

我们之前介绍过宋代商贸的发达,但是作者指出了这种发达的表象之下,市场不够完善的两个标志。第一,宋代跨区域贸易,买卖的大多是都市人群消费的奢侈品,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一些“刚需”的产品,还是很难通过市场来解决;第二,宋代,也包括唐代的粮食从东南富庶地区运往北方,更主要是出于国家的调用,而不是市场行为。那这两个问题,在清代都得到了完善。清朝的市场品类更丰富,而且那些生活必需品,比如粮食,剩余产量更高了,也就更多地进入市场了。全国有10%的粮食、一半以上的棉布、90%的生丝,都不是为了自用,而是为了到市场上售卖而生产的。

这说明有更多的人从生活必需的生产当中解脱出来,可以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更多的非农业人口,增加了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所以一些新的商业形式、资本运作,也都发展起来了,这些都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除了国内贸易,国际贸易方面也很值得一说,我们说起清朝,常用提到“闭关锁国”。其实这是一种很片面的印象,清朝政府确实是有过“禁海令”,但是从康熙年间收复台湾之后,中国的民间主导的海外贸易一直在复苏。举个例子,当时的日本,在德川幕府统治下,也是严格执行锁国令,但是在长崎,单独保留了一个口岸,专供两个国家来贸易,就是中国和荷兰,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商人对日贸易的规模。到日本的主要是江浙一带的商人,当时航海技术进步,他们到日本比到中国内陆还方便,而且这种跨国贸易高风险高回报。为了抗风险,他们就搞出了新的组织形式,大家集资入股,谁投的股本多,就可以在货船上占更多的货位,然后通过中介,就是所谓“牙行”,雇用专业的水手来航海,各位股东本人不需要出海。

这就是早期的公司,跟近代欧洲的海上贸易公司已经差不多了,而这些都在乾隆年间就出现了,可见即便没有后来西方人进入中国,中国内部自己也能发展出今天的公司的雏形。

下一个可能颠覆你故有印象的点,我们从文化方面来找。我们都听过一个词叫“吃人的礼教”,就是说所谓“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人性的压迫,到了“吃人”,也就是“害死人”的程度,并且我们传统上认为,这种压迫是越来越严重,到清代达到顶点的。但在这本书里,作者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在讲宋朝的时候提到过朱熹,宋代以后的新任儒学理论权威兼形象代言人,他提过一句影响特别坏的口号,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一种针对女性的单方面的道德标准,一经提出就受到历代道学分子的广泛欢迎,同时也把女性害苦了。不过在清朝,学界对这种极端化的要求做了反思,比如有一位学者叫汪古,他就批评朱熹这个提法,有悖于传统儒家提倡的基于人性的悲悯。而这不是个例,在国家政策方面也能看出这种新的价值观倾向,在儒学的价值体系里总是强调一种单向的义务,像子女对长辈的“孝”,妻子对丈夫的“贞”,这些都是一种单方面的忠诚,而这最终都可以被引申成对国家的“忠”,这对政府是很有好处的。所以,清政府也提倡儒学,也会褒奖寡妇的守节行为,具体方式就是传说中的立贞洁牌坊。但是当看到一些大家族拿贞节牌坊作为家族地位的象征,政府开始怀疑,可能有些寡妇的所谓守节,是非自愿的,所以就淡化了对“贞洁”的表彰。

更人性化的是,政府反对极端化的“守节”,也就是所谓“殉节”,丈夫死了妻子也跟着自杀。政府认为鼓励寡妇殉节是一种不道德的、缺乏尊重生命的行为,不予提倡,对“殉节”给予奖励的情况非常少见。

所以可见,跟我们印象中的不太一样,在清朝无论官方还是学界,对于这种“道德规范”与人性的冲突,都是有过反思的。

另一个反映清代文化的是小说,小说的流行,背后是识字率的提高和城市化的扩大。我们知道清代出现了很多伟大小说,像长篇的《红楼梦》《儒林外史》,还有短篇的“志怪小说集”《聊斋志异》。这本书里作者特别推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认为这是清代最伟大的讽刺小说。而随着小说的流行,不论是一些比较主流的价值观,还是一些讽刺与反思,比如《儒林外史》对科举制的讽刺,都更在市民阶层当中流传开。所以当时有人开玩笑说,自古以来有儒释道三教,现在又多了一个“小说教”,小说当然没有宗教的组织和形式,但是从普及文化、启发思想的角度来看,小说确实起到了像宗教一样的传播作用。

所以,说起清朝,虽然有非常严酷的文字狱,但是民众,特别是城市民众,文化的普及度、思考的深度和广度,是比以往有提高的。

最后一个,是政治方面。我们前面几本书都是一上来就讲政治制度,但在这把它留到最后,因为这部分可能是最颠覆我们认知的。

我们说到清代的政治制度,最常见的两个印象是“守旧”和“集权”。这两个结论,当然是能找出很多证据来支撑的了,但是,这种标签化的印象,也会掩盖很多历史事实。

我们先说“守旧”,清朝其实有很多制度创新,是非常不守旧,非常有突破性的,比如政府机构设置上,这本书点出了清代的三个亮点:理藩院、内务府、军机处。处理非汉族地区事务的理藩院,地位跟六部等同,主业就是通过各种仪式化的活动,把非汉族地区更紧密地整合到帝国之内;内务府,负责处理皇帝的个人财产,把皇室的花销跟国家财政区分开;军机处,雍正年间为了处理西北战事设立的机构,这个我们惯用的解读是加强了皇权的专制,这个是没错,但是军机处以及配套设立的奏折制度,也让皇帝跟帝国主要官员的上下沟通,更顺畅更有效率了。这些机构,都是清朝的政治创新。

另外在制度创新方面,作者对清代在粮食供应、货币供给、司法诉讼这三方面评价非常高。粮食方面,清代设立的“常平仓”制度,能保障全国各地的粮食供给,还有粮价稳定。货币,通过调整银和铜这两种货币本位金属的市场供应,以及兑换率,来保证币值稳定。诉讼方面,政府参与民事诉讼,作出裁决,但是主要是依据刑法,拒绝颁布适用于民事诉讼的民法,理由是民法出台,可能会引起诉讼增多,破坏社会和谐,所以还是以儒学倡导的所谓“教化”来约束人的行为。

这些做法,不管在今天看来有多大的漏洞,但是在清代,基本都收效良好。

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清代的政府,究竟是像以前的西方学者评价的那样,是所谓“东方式专制”的典范呢?还是像新近的一些观点说的那样,政府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税收和治安代理人”呢?作者回答说,这两种观点,各占一半的道理,清代确实是延续了中国政治制度走向里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皇权越来越大,但同时,从它的政府机构设置来看,可以说清代是一个“小政府”,很巧妙地借用了民间的商业行会、地方乡绅、知识分子,以及宗教的力量,来帮助管理社会。

以上就是罗威廉在这本书里为我们描述的一个全新的清朝形象,怎么样,换上这三种不同的眼光来看,你有没有觉得耳目一新呢?这也是罗威廉对清代的整体评价,看得出来,还是蛮高的,就像他这本书名:Great Qing——大清,真的是带有一种赞赏在里边。

说到这,都是“正面”的,好像这本书是旨在给清朝“翻案”的,其实不是,他主要还是在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研究清代历史,那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清朝最终的失败,是败在什么地方?在这,作者还是用“社会史转向”的方法,主要从清朝自身内部找问题,就发现了这么几个点:

一、人口和人才

这个是所有原因里最主要的,前面说了清代领土增涨,人口也增长,一开始这种互动是良性的,但是当人口增涨超过土地增长,问题就出来了。以前是地多人少,现在是人多地少。对一个农业社会来说,单位土地上开发出来的价值达到极限了,这人口也就逐渐变成负担了。

比人口更严重的问题是人才,不是缺人才,而是人才过剩。我们前几本书说过,宋代以后,科举、当官,这就是读书人的主要出路了,但是清代人口基数大增的背景下,考科举的人也增加了,到了1800年,通过科举考取了功名的人,已经超过140万,而国家每年能提供的政府职位,只有2万,70个秀才才有一个能真正当上官的。所以我们常听说一个词“穷秀才”,就是说虽然通过科举,有了当官的资格,但国家没有足够的名额,所以你只能一直当备胎,当然也就“穷”了。而这么多辛辛苦苦考取功名却只能待岗的人,那当然就是很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了。更不用说还有那些科举失败没考上的,比如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

二、腐败问题

这个好理解,监督机制的失效、官员道德水准的下降,腐败出现是必然的。最典型的当然是和珅,但和珅不是个案,在他那个时代腐败在官场上已经形成系统化了,既得利益集团强大到连皇帝都没法动他们,因为真要严格全面反腐,那可能政府就没法运转了。

三、内部叛乱

在太平天国之前,清朝的农民起义跟汉末唐末元末比,算是轻的,但问题是从来没停过。这些起义的原因,有民族的、宗教的,但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前面说的,人口过剩和腐败问题,让人看不到出路,投身于造反。

四、经济萧条

这个主要出现在道光年间,所以又叫“道光萧条”,这一段中国的白银供给出现严重短缺。我们传统上认为,是因为鸦片的流入,导致国家贸易连年逆差,白银外流,但如果看得更宏观一点,就会发现,这个时间段白银短缺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我们上一卷讲到,西班牙人在南美发现一座银山,叫波托西山,后来这开采出来的白银很多都流入中国,支撑了明末中国的经济繁荣。但是金山银山,也架不住人天天挖,到了19世纪初,波托西山给挖空了,随着南美白银供给下降,加上日本严格执行锁国令,限制白银和铜外流,全世界都闹“银荒”,这对实行银铜双本位制的清朝来说,影响是非常致命的。

除了这些,作者还提出了“改革思想的出现”“漕运和盐政两大经济命脉的改革不成功”等等,这些原因还是他提出的,“到中国内部寻找历史”,不过罗威廉也没有忽视外来因素的影响。

我们上一本书里介绍过中国的朝贡体系,这种体系让清朝盲目自大。同时,出于对西方的不信任,中国设置了很多针对外国商人的僵化又不人性的政策,比如广州的“十三行”体系,就是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在广州,跟限定范围的中国商行进行贸易,同时生活上,每年必须按时来按时走,在广州只能住在指定地区不能出来闲逛,外国女人不能来中国等等,这些禁令都让外国商人很不爽。后来中国和英国因为鸦片贸易起了冲突,鸦片商人跑回英国喊冤,正好英国当时在推行所谓自由贸易,就以这个为理由发动了鸦片战争。清朝战败之后,由于对西方外交规则的无知,又签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各种霸王条款,丧失了很多主权,这个对经济上的影响最大,比如片面最惠国待遇,外国人在中国享有各种特权,中国人到外国就没有同等待遇,这对中国的商业发展非常不利。

清政府尝试过各种改革措施,但都收效平平,这期间还发生了我们都很熟悉的各种内部动乱,像天平天国、义和团,以及对外战争失败,像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清朝一天不如一天,终于被革命推翻。1912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也就此落幕。我们这套以“中华帝国”为题的《哈佛中国史》,到这也就给你全讲完了。

总结

《哈佛中国史》,是美国、德国、加拿大三国四位著名汉学家,集6年功力写成的一套著作,代表国外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原名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帝制中国史”或者“中华帝国史”,也就是以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全书一共分为六卷,分别是:第一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第二卷《分裂的帝国:南北朝》、第三卷《世界性的帝国:唐朝》、第四卷《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第五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还有今天讲的第六卷,《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这套书关注的点,不是具体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也不是扔给你一些结论,而是重点介绍每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用这种方法,让你对历史有更全面、更立体的认识。比如《秦与汉》:统一的中华帝国的形成、皇帝这个职位的出现、为巩固政权而存在的学术体系;《南北朝》:“士族”的形成,以及士族子弟的做派,也就是所谓魏晋风度,主要宗教的出现和带给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唐朝》:一系列重要变革,一些过去中国标志性制度的消亡,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体系的形成;《宋的转型》: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士大夫”的崛起,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以及对宋代从市民生活到外交国防的各种影响;《元与明》:蒙古征服对中国传统权力结构平衡和儒家君臣价值规范的打破,并且这种打破为明代皇权实现个人独裁化铺了路;《大清》:国外清史学界对清代历史的三种新的研究方法,以及这种方法之下的全新的“大清”形象。

这就是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历史——就像这套书的主编卜正民在总序言里写的:

“我邀请你们走进这个中国历史的房间,而四位学者正站在外头观察它。我希望你会同意,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你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东西。我还希望我们发现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中国读者用自身的内部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我想,这也是我们花费这么长的时间、篇幅来讲这套《哈佛中国史》的意义所在。不知你从中有没有得到新的历史认知和感悟呢?

撰稿:曲飞工作室;脑图:摩西;资料来源:得到APP听书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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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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