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史求索——我的读书、治学经历
柳春新
作者简介
柳春新(1965—2016),湖北黄陂人。199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湖南师范大学、岭南师范学院,历任副教授、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魏晋南北朝史、历史文献学,著有《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合著有《魏晋南北朝韬略》等。
书名:《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增订本)
著者:柳春新
定价:118.00元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从书:溯源·学术经典
书号:978-7-203-13475-6
(一)
我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黄陂是武汉市的北大门,境内有风景秀美的木兰山和木兰湖,我上大学本科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都是在武汉市度过的。1983年,我考到武汉师范学院(不久改名为湖北大学)历史系学习,自此开始,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之所以选择历史学专业,最初的想法很简单。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百业复苏,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相对应地,大学里面学科、专业的设置也比较少,可供选择的面不大。当时的想法,就是以自己的老师作为参照,将来也当一名中学老师,而历史课是自己比较喜爱的,所以就选择了历史学专业。
大学一年级,主要是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摸索、转变学习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迷茫和酸涩——这样的体验,想必大家都有过。到了大二以后,就不得不思考一些问题了:我将来到底准备干什么?毕业后会在哪个地方工作?像这一类的问题,需要尽早做出回答。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出回答并不难,对我做出判断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有两个。第一,那个时候的大学校园,包括整个社会上,崇尚知识的氛围很浓,再加上老师的引导、示范作用,我明显地感到自己已经不能满足于当一个中学老师,做一个学问家的愿望在心里滋长起来。第二,当时还有一层很现实的考虑:如果不能考上研究生,留在大学里面深造,毕业后基本上只能回原籍教书。所以,两个因素重合在一起,我很快就明确了自己的选择,决定考研。
既然决定考研,就需要明确具体的方向。在这方面,我花费了一番心思,经历了一些曲折。那个时候我已经阅读了一些专业书籍,了解到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形态存在很大差异,并且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近代以后中国与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因此,对于封建社会历史即所谓“中世纪史”产生了比较大的兴趣。由于英语成绩一直比较突出(至少应付各种考试不用担心),所以最早是打算报考世界史方向的。但是,在接下来读书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专业方向也随之发生改变。主要的问题是,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学术低潮之后,图书资料比较匮乏,世界史方面的资料尤其稀缺,很难见到能够特别吸引人的论著。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史方面的图书资料要丰富一些,特别是这个领域集中了一批史学大师,他们的论著,能够给予初学者多方面的启示和教益,无形中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由于上述原因,我的专业方向很自然地转到了中国古代史方面。
选定专业方向之后,接下来就是埋头读书。在此顺便介绍一下当时大学生读书、学习的一般情况。那时的情况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学生上课时认真听讲,拼命地做笔记,课堂之下又不断地背笔记,总之是以对付考试为目标;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些学生往往考试能得高分,这对于毕业分配是大有帮助的。还有一类,就是不太看重平时考试成绩,在自己的兴趣范围之内,广泛地阅读各种学术著作,实实在在地积累知识,夯实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我本人就属于后一类,跟我有同样趣向的同学还有好几位,虽然我们不属于主流,但是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一起,也能够形成一个“小气候”。可以不谦虚地说,在我们同年级的两个班(70人)中,我读书虽然不是最多的,但也是最多的其中之一。
读书,当然也是有讲究的。我在上中国古代史课时经常跟大家讲,要充分理解教材上的知识,就必须扩大阅读范围。首先需要扩充阅读的,就是每个时代或者朝代的断代史;进一步拓展阅读范围,就要阅读各种学术论著。那个时候,我对于大部分时代或者朝代的断代史,都是认真读过的,这里就不具体讲了。当时重点阅读的学术论著,以及少量原始文献,我先列一份清单,再讲一点自己的读书体会。
大学时代重点阅读书目:
1.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84年版
3.吴泽主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含《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含《奴隶制时代》《史学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8.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
9.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
10.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缪钺:《读史存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12.何兹全:《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3.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
14.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15.漆侠:《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6.赵俪生:《寄陇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
17.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1984年版
18.朱大渭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
说明一: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称许王国维为“大师巨子”,说他“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按照李学勤先生的说法,就是由“疑古”转向“释古”,见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陈寅恪还对王氏著作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做了三个方面的概括(王国维本人在《古史新证》中,将其治学方法归纳为“二重证据法”)。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上做了一番整理工夫的要算是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在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是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说明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初版于1930年,是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一部史学名著。郭沫若在该书《自序》中说:“本书的性质可以说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由这段自我表白可以看出,郭沫若对这部著作的学术创造价值是相当自负的。
说明三:《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后记》:“还在湖北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我就接触到唐长孺先生的论著,像《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之类,其中的不少篇章,我都囫囵吞枣地读过,当时只感到文中论证逻辑之严密,分析所得结论之精当,颇耐咀嚼回味;当然这些感受都是零碎的,因为读起来很费力,也就谈不上很深的和整体上的理解。”这段记述,是我当时阅读唐先生著作的真实写照。
(二)
1987年秋,我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顺利地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攻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业。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又称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是由史学大师唐长孺先生创办的、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的一个学术机构,能够在这里学习深造,对青年学子来说是一种荣幸。当年正遇上考研的第一个高潮期,竞争压力很大,同时报考的大约有20人,最终录取了4人(成绩差距拉开得很大)。我们的指导老师,是黄惠贤、朱雷、陈国灿三位教授。硕士研究生三年,我们受到了系统的学术训练:包括提示阅读、钻研的范围,通过课堂教学传授知识,通过课程作业的撰写训练专业论文写作能力,等等。其中,课堂教学是学术训练的中心环节,给我们讲授专业课程的,都是在这个领域颇有造诣的专家,特别是唐长孺先生亲自给我们授课,更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当时学习的专业课程,我也列一份清单,然后做一些说明。
硕士研究生阶段专业课程:
1.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概论
2.黄惠贤、朱雷: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史料学
3.陈仲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
4.陈国灿: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
5.黄惠贤:中国文化史
说明一:在我们进入武汉大学学习时,正逢唐长孺先生步入晚年,需要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学术研究做一个系统的总结。历史系对这项工作本来有一个安排,由唐先生口授,学术助手进行记录、整理。但是唐先生讲:自己一辈子都在给学生讲课,现在只对学术助手讲述,很不习惯,不如仍然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对研究生讲授。如此一来,当时在校的三届研究生就有了亲聆大师教诲的机会。当时听课的,除了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全体研究生之外,中国古代史专业差不多所有的老师也都参加了,这些老师多半是唐先生的弟子或者受到唐先生的学术影响。唐先生这次授课的内容,后来经过整理、加工,形成了一部学术名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唐先生讲课,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方面的突出印象。第一个印象:引证广博,记忆力惊人。第二个印象: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即“以小见大”的学术路径(例如《〈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
说明二:史料学课程,黄惠贤老师主讲魏晋南北朝部分,朱雷老师主讲隋唐部分,讲授的内容包括:史书的作者与撰述经过、史书的内容和特点、史书的流布情况和版本现状,以及阅读史书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熟悉史料,是从事史学研究的一个初级门径,所以这门课是很重要的基础课。
汉唐职官制度研究课程,由陈仲安先生主讲。陈先生在职官制度方面造诣很深,有学术专著《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出版,里面有不少个人独到的创见。我后来从事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方面的研究,在政治制度方面有一些个人的心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陈先生最初的传授。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由陈国灿老师主讲。陈老师是敦煌学和吐鲁番学方面的名家,著述相当丰厚,他在吐鲁番文书方面的研究,尤其备受学界关注。陈老师讲课相当生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惠贤老师主讲的中国文化史课程,给我们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一些知识。
三年的硕士研究生生涯,我们有不少的收获。当然,这三年也留下了一点遗憾。主要的问题是,在读研的后半段,商品经济大潮兴起,整个中国大地仿佛就是一片商海,社会的价值观也随之发生倾斜(知识贬值,一切向钱看),比如“穷教授,傻博士”的说法,一时间成为流行语。这种大环境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其结果就是我们浪费了不少宝贵的时间。
(三)
从1990年到1994年的四年时间,我在武汉市的一所中专学校工作,工作的内容与学术研究完全不相干,算是走了一段弯路。1994年秋天,我再次考回武汉大学历史系,继续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学位,导师仍然是黄惠贤教授。如果说攻读硕士学位主要是打好专业基础,并不强调发表学术论文的话,那么攻读博士学位就必须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成绩来,所以当时读博的压力是挺大的,自己一直在提醒自己要加倍用功。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我选定了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即“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论文完稿后,实际定名为“汉末曹魏政治研究”)。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有一些机缘的。首先,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读到了田余庆先生的名著《东晋门阀政治》,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史学著作,它在宏观把握问题和微观考辨史实方面都创造了政治史研究的新高度,为年轻学者昭示了政治史研究的路径。其次,我读博时,田先生的弟子何德章博士正好来到武汉大学工作,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北朝政治史,于是黄老师请他以“北朝政治研究”为题,讲授了一门课程;从他的讲授中,我得到了不少研究思路和方法的直接启示。所以说,我的学术研究,“实际上也曾受益于北大史学学风的熏陶”(《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序言》)。
博士研究生三年,我在治学的道路上跨越了一大步,学位论文以良好的成绩通过了评审和答辩,顺利地获得博士学位。1997年7月,我进入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后分离为历史文化学院)工作。在接下来近10年的时间里,仍然继续着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的课题。2002年,该课题获得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课题立项资助。作为最终成果的《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一书,2005年获得湖南师范大学社科出版基金资助(遴选排名第2),2006年由岳麓书社出版。下面,把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代表作列一份清单,然后做一点说明。
学术代表作:
1.《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版
2.《曹操立嗣问题考辨》,《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8年第1期转载,《新华文摘》1998年第3期摘编
3.《“正始党争”探赜》,《文史》1999年第1辑
4.《曹操霸府述论》,《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2年第6期转载
5.《东西曹考述》,《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6年第1期转载,《中国学术年鉴》2005年卷收录
6.《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
7.《〈魏略〉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1辑,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办,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8.《陆机〈晋纪〉与晋史的修撰起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说明:这部专著探讨从汉末王纲解纽到西晋重归统一这一时段的政治,包括主要政治集团的构成及其兴衰存亡,统治者的治国方针及其利弊得失,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别或势力之间的复杂斗争。通过一组相互衔接的专题研究,勾画出汉末晋初之际政治运动的基本线索和面貌,揭示这个时期政治演变的特征。
这个课题的难度很大。从研究现状看,汉末晋初之际政治向来号称研究热门,前人成果相当丰富,名家鸿篇也不鲜见;然而,这些成果出自众人之手,相当零散,长时段的系统研究又是比较缺乏的。正因如此,这一课题要取得创新成果,相当不容易。北京大学祝总斌教授有一个评价:“柳君敢于选取这一课题,这本身就反映了作者的学术勇气和执着精神。”(博士论文评阅书)
回顾20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早期主要是研究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最近几年,重心逐渐转向历史文献学和史学史方面。2009年,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晋书集注”获得立项,这个课题的研究,是一项繁重的、值得投入毕生精力去做的工作。
(四)
从1997年进入湖南师大,我在高校任教已经有近20年。依照我的体验,课堂教学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探索、实践、反思和改进的过程,其中的甘苦酸甜,只有自己清楚。我最初对于本科教学的设计,较多地依据我自身读书、求学所获得的体验,比较注重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强调不仅要了解一般的历史知识,还要多思考一些史学问题;因为偏重于问题的发掘和探究,难免照顾不周,生动性、趣味性有所欠缺。随着教学实践的增多和经验的积累,我逐渐熟悉了大学生的认知特点,丰富和深化了对本科教学的理解。最近一些年,主要从几个方面对课堂教学进行改进:根据大学生的认知特点,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深入浅出,注重增加趣味性;注重启发学生的思维活动,合理地把握课堂教学节奏;针对大一新生的特点,进行专业思想教育和学习方法引导,等等。
我在1999年晋升为历史学副教授,接下来在2001年遴选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开始指导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2006年,又增列为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同时指导该方向研究生。从2001年到2009年,我指导了9届共15名研究生,到我离开湖南师大时,已有7届共11人顺利毕业,获得硕士学位。2010年,我从湖南师大来到岭南师范学院(当时名为湛江师范学院),同年晋升为历史学教授。对于历年来讲授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我也列一份清单,然后做一点说明。
讲授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
1.中国古代史
2.中国文化史
3.中国文化
4.中国史学史
5.魏晋南北朝史
6.史料与史学研究
7.目录学
结束语:回顾自己从青年时代走过来的读书、治学之路,感慨总是有一些的。在此有两点感想或意见,提出来同大家一起分享。第一点,人生好比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在其中的每一个段落,我们都应该选定一个明确的行动目标,并且,这个目标应该定得高一点。打个比方:就像我们从树上摘果子吃,那些伸手可及的果子,味道很可能不怎么好,而那些需要跳起来才能摘到的果子,味道才是最好的。第二点,选定目标之后,就要踏踏实实地付诸行动。常言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都是说明一个道理:只要有付出,就会有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