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

毫无疑问，当时的盛唐时期，是一个国力雄厚、文化繁荣、四方来朝的时代，连遥远的欧洲都有人在记载这个东方大国的强盛。

但就是这么一个繁华无比的大唐，最后却在一位皇帝的手中开始不断滑坡，中央权力日渐衰微，地方势力坐大，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整个国家陷入了长时间的分裂和动荡。

这位皇帝就是唐德宗李适，他并不是一个没有理想的皇帝，也不是一开始就荒唐无度的人，真实的情况比“昏君”这两个字复杂得多。

可惜的是，他的一些关键决策和用人选择，确实在客观上加速了唐朝的衰亡，如果说唐朝的覆灭是一个长期过程，那李适可以说是那个最关键的转折点。

李适出生于盛唐时期，小时候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但真正影响他一生的，是十四岁那年爆发的安史之乱，那场动乱对唐朝来说是毁灭性的，叛军势如破竹，攻占东都洛阳后又逼近长安，唐玄宗扔下京城带着杨贵妃一路逃往蜀地。

李适也跟着逃难，他亲眼看见了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也亲身经历了从锦衣玉食到衣不蔽体的落差。

这些经历对他影响很深，他在战乱中成长，心里一直想着有一天能让这个国家重新强大起来，所以等到他继位成为皇帝的时候，确实是带着一腔热血和改革精神来的，他不像那些生来就坐在皇位上的皇帝，他是从乱世里走出来的，自认为了解老百姓的苦。

李适刚当上皇帝那几年，确实做了一些实事，他上任不久，就支持了杨炎提出的两税法改革，这个制度把原本复杂、混乱的赋税体系简化为夏秋两季征收，按照土地和财产来收税，听起来很合理，也确实在当时解决了财政紧张的问题。

除此之外，他也提拔了一些有能力的官员，比如陆贽，整顿吏治，试图削弱藩镇的权力。

如果他一直这样坚持下去，或许历史会对他有另一种评价。但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李适最致命的弱点就是用人，他信错了人，而这个“错”，几乎把他前期所有努力都抵消掉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卢杞，此人表面上看起来文质彬彬，办事也挺利索，说话讨人喜欢，很快就赢得了李适的信任，李适把朝廷大权交给他，结果卢杞一边打压忠臣，一边扶持亲信，甚至不惜搞死杨炎，用尽手段。

卢杞为了讨好皇帝，不断打着“充实国库”的幌子压榨百姓，加重赋税，搞得民怨沸腾，李适对他却是百般信任，外界再怎么劝、怎么进谏，他就是听不进去。

这就是李适问题的核心，他不是不想干事，而是干事的方法出了问题，他过于相信一些表面上的忠臣，反而把真正能干实事的人排挤在外，等到问题成堆的时候，他也不再去解决，而是选择逃避。

卢杞把国家折腾得差不多了，真正的大爆发是泾原兵变，这场兵变是唐朝衰败的一个重要节点，李适命令泾原军出征，但军队对朝廷早就不满很久了。

军饷被克扣，物资供给不上，士兵们自己吃不饱饭，看着朝廷里那些官员过得油光水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他们干脆直接在路上发动兵变，冲进长安，要求皇帝交出卢杞等人。

李适当时根本没想到事情会闹成这样，慌乱之中带着一小撮人连夜逃出长安，跑到奉天避难，他原本以为皇帝的身份能震慑兵变，结果人家根本不买账，甚至还立了个傀儡皇帝，李适被彻底架空，中央政府的权威在那一刻彻底崩塌。

到了奉天之后，他整个人都变了，他开始怀疑一切人，也不再信任文臣武将，他开始重用宦官，因为在他看来，宦官没有家族背景，也不会拉帮结派，更不会像那些节度使一样坐大成患，宦官对他言听计从，他就觉得这些人更可靠。

从这个时候起，唐朝的政治生态彻底变了，宦官开始逐渐掌握军权，干预政事，甚至控制皇帝的日常生活和决策，而地方的节度使们也看出皇帝软弱，纷纷开始坐大，有的甚至像小王国一样，完全脱离中央控制，朝廷再也不是国家的核心，而只是个象征。

李适意识到事情不对，但已经没法收场，他也试过妥协，比如给藩镇加官进爵，拉拢他们维持表面和平，他也借助宦官维持皇权，但这种看似稳妥的策略，其实是在逐步放弃中央权力，朝廷越来越像一个空壳，真正的权力早就落到了地方和宦官手中。

他晚年做了些外交上的尝试，比如联合回纥、南诏等国，共同抗衡吐蕃的入侵，这一点确实取得了一些效果，但这些边疆的小胜利，远远无法弥补他在内部治理上的失败。

吐蕃虽然一时被牵制住了，但国内早已千疮百孔，老百姓早已对朝廷失去信任，地方节度使一个个像土皇帝一样，说白了就是只听命于自己，不听皇帝的。

他去世的时候是公元805年，享年六十四岁，他的儿子李诵继位后，也没能扭转局势，唐朝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着统一，但实质上已经进入了长期的分裂状态。

之后的宪宗、穆宗、敬宗等人虽然有过短暂的中兴努力，但都没能真正恢复中央对全国的控制，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

李适这个人，其实当皇帝的初衷并不坏，他是有过理想的，也试图改变现状，问题在于，他过于主观，太容易被人左右，关键时刻拿不出正确的判断和行动，他不是那种胡作非为的暴君，但他确实是一个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的皇帝。

他的失败不单是个人的失败，更是制度和时代的综合崩塌，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而李适本有机会重新稳住局势，但他没能抓住这个机会，反而让问题变得更严重。

他的用人失误，他在兵变中的逃避，他对宦官的依赖，对藩镇的妥协，这些一桩桩一件件叠加起来，最终让唐朝从一个仍有希望的大国，滑向了衰败的深渊。

他不是最无道的皇帝，但他确实是导致唐朝由盛转衰最关键的一环，后人评价他时，总是夹杂着惋惜和无奈，因为他的失败，不是因为懒政、奢靡，而是因为在最需要清醒和果断的时候，他做了最错误的决定。

这就是唐德宗李适，一个曾经充满理想的皇帝，最终却被贴上“昏君”标签的人。

他没能守住盛唐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让大唐从此再也无法恢复当年的荣光。



参考资料：

《旧唐书·德宗本纪》

《新唐书·德宗本纪》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至卷二百三十六

《唐会要》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五

司马光《资治通鉴》关于唐德宗朝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