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耀，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兼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创作评审委员会委员。现为山东省文史书画研究会会长、济南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魏启后先生书法临摹取法
文/吴耀
魏启后先生作为当代书坛的杰出人物，他的艺术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成功经验。那么，魏老学书是如何临摹取法的呢？
01、宗法二王，注重经典
为什么要以二王为核心呢？魏老认为，“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是高水平、高质量的。他是划时代的人物。”他“与前人与古人都不一样。他以前的是根源，他以后的又受他的影响，它既有根源，又有对后代的影响，所以说他是个顶峰”，“尽管它不同于前一代，但与前一代息息相关，……他高于同时代的艺术成就”。在这里，魏老所领会的是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道路上的创新意识和艺术高度，把握的是艺术古今之变的趋势和规律。王羲之书法由于彻底摆脱了体势的束缚，把所得前人的各种不同笔法巧妙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形成了他那个时代书法的最佳体势，体现出浓厚的文人气息和趣味，不断为后人推崇和效法。王献之书法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也形成了新的风格。二王书法的推陈出新具有典范意义。
尚且，二王书法是魏晋书风的典型代表，反映出晋人萧散简远、超逸绝尘的审美取向。这便是魏老宗法二王的重要因素。
魏老对书法产生浓厚的兴趣从中学时代就已开始，通过博览、临摹和感悟，形成了一个目标，即在书法上从二王到初唐以及北宋四家，其中还包含着张颠和醉素。早年在启功先生那里见到了大量的书法资料，并把临写的字迹请教启老，聆听教诲，从此使自己的眼界进一步开阔。由于二王真迹已经失传，为了多渠道地探索、研究，魏老以二王书法体系为根基，从历代书法遗迹中取法经典艺术语言，择善而从，吸取营养。
魏启后（1957）临《兰亭序》
魏老认为，学二王主要是学习其行草书。对于《兰亭序》，他将各种摹本和拓本都列入研究范围。魏老早年就利用各种资料将多种《兰亭序》拓本的字与《圣教序》进行对照，用以研究《兰亭序》的真貌，从一些摹本中研究历代名家对王羲之书法的体会。1957年所临的冯承素摹本系忠实于原作，严整自然。1962年临本较之三年前所临放松了许多，似有褚遂良摹本明陈鉴藏本的味道。此临本后面自跋云“余二三十岁以《兰亭》为日课”，说明他对《兰亭》的长期迷恋和勤奋精神。
二王书法的其他唐摹本也是魏老临习的重点。1960年《临王羲之丧乱帖》《临频有哀祸孔侍中忧悬帖》以及《临二谢帖残本》都是笔意精到，毫发毕现，颇具神韵。他不断地对王羲之一门书翰、唐摹王羲之传本墨迹、《万岁通天帖》《大观帖》《淳化阁帖》《澄清堂帖》等资料有针对性的研究，加深对二王的理解。
魏启后临《丧乱帖》
从现存魏老行草书墨迹中，不难发现二王草书对他的影响甚于行书，草书中兼有章草和今草。对此，我曾请教过魏老，他说自己还是着重于今草，章草是他一个阶段的东西，是学习二王的基础。
魏老认为，章草用笔和结体具有郑重、朴实、简捷、痛快的特点。学章草对于了解字的发展源流、去轻浮、净化用笔方法都有好处。在具体步骤上，可先学宋克，后学松江本《急就篇》，还要结合汉简和西晋残纸的手法，并将这个路数与学二王联系起来，在阁帖中捕捉章草笔意。这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法，是从他实践中得来的。魏老1974、1981年节临的《急就篇》以及《临王羲之昨得书、三月廿四日帖》流露出汉晋章草墨迹风韵，后来的作品又融合今草，渐出新意。
魏启后临《急就篇》
对于今草和行草，魏老特别推崇王羲之《初月帖》《寒切帖》《远宦帖》、王献之《鸭头丸帖》、怀素《苦笋帖》等精彩范本，从中研究学习其中的笔势、节奏和旋律。有两个方面是魏老吸取的重点，一是字组，二是“一笔书”，都体现出笔意相连、气势相通的特点。这类作品在其创作中占了很大比例。我们可从中感受到笔势的作用，它以时间带动空间，自上而下，纵横交错，开合有变、曲直交替，使线的意义更为纯粹。字形随势生出各种奇姿妙态，篇章中也呈现出疏密虚实的无穷变化。《杜甫诗句（两个黄鹂）》《戴叔伦句（心手相师）》《苏东坡诗（小槛徘徊）》等则是其中的精彩之作。
魏启后临《鸭头丸帖》
魏老临古，善于对所学的碑帖从共性中找出个性，并在气息上很好的把握。他认为王羲之“紧结、伸展、宽松”全都具备，“王略帖字势圆紧，神气畅足，又极雍容宽缓之至，与兰亭同调”、“乡里人帖放逸博大，清雄绝尘，格在司州、丧乱诸帖之上。上虞帖与王略帖近似”，并对大王的随机应变和小王的不在乎劲儿表示赞同。可见魏老注意的不仅是技法，更为帖中透露出来的风度所感染。如1985年所临《王羲之三帖》手卷和王献之书，简捷、圆紧、从容、舒适，体现出在临摹中的宏观把握和微观处理，字里行间散发着浓郁的魏晋气息。
魏启后临王羲之
魏晋真书的典范，历来锺王并称。魏老从锺繇真书的形成过程和二王对前人的善学中得到了启示，把锺王的书法情趣作为自己的长期追求。他对锺繇《贺捷表》用功尤深，吸取了其中的自然、古雅。现存两件临作系1960年和1973年所书，前者跋语说因原刻本字画含混、点画失真“以褚河南法摹写”，后者似有晋人写经之感，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不同尝试，《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是雅》等作品则是对锺繇小真书的运用。
魏启后临锺繇《贺捷表》
王羲之《黄庭经》是魏老钟爱的范本之一，无论是1981、1994年的节临，还是1999、2000年的通临，都给人一种古雅清新之感。他在临本自跋中写道“昔人云初学黄庭，恰到好处，实谓自然之妙耳”，“黄庭之妙，在于天真烂漫之美”，这既是对原作的体悟，用于形容魏老临本也十分精当。魏老对锺王情趣的捕捉，还涉及到六朝写经墨迹和元代倪瓒的书法。前人称“瓒书从隶入，辄在锺繇《荐季直表》中夺舍投胎，古而媚，密而疏”为其特点。魏老所临《淡室诗》神完气足，中年绘画小品中含有锺繇、六朝写经和倪瓒、宋克结合的一些小真书款识，与其绘画融为一体，高逸雅洁、简淡幽远。
魏启后（1983）临《兰亭序》局部
二王一脉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初唐诸家也为魏老早年所倾慕。他认为，欧的个性很强，《梦奠》《皇甫》都已透露出来，应从欧氏三帖行书墨迹的手法理解他的真书。他先后研习《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碑》等碑帖，注意用笔的微妙变化、结体的宽松舒展，体会其中蕴含的“逸气”。他强调《大字阴符经》的学习，认为“又是墨迹，又是大字，又是真书里头反映出行草的高度”，“《阴符经》写好了之后，不论写什么书体它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指导”。1983年他向《书法》杂志提供的《大字阴符经》印行后，众多书法爱好者大受其益，足显正确观念的引导作用。从魏老大量的作品来看，欧的中宫紧结和褚的用笔、体势，已成为其书法风格的重要元素。
魏老对米芾的行书十分偏爱，实则以老米为阶梯，上追二王。他认为，米芾的字是“一笑一颦、一举一动都动人”，其技巧在宋人中是最为丰富的，尤其他早期的东西很值得欣赏和借鉴。在他看来，米临《右军七帖》是理想中的行草书标准，《吴江舟中诗帖》展示了老米的大字手法与用墨规律，是比着王羲之的真迹学来的，可以学到墨色与节奏的关系。魏老在米芾行书的临摹上下得功夫极深，对其手法驾轻就熟，并称自己的行书“近米元章”，既反映了他的风格倾向，更显现出在心灵上与米芾的高度契合。
魏启后临米芾《复官帖》
但正因为是“近”而不是“似”，说明了取其长、避其短和融入、改造的意识一直贯穿在他的临摹实践中。由于草书手法的渗入，使米字中飘逸、幽默、烂漫的意味进一步得到了强化。沈鹏称魏老的作品“风神具足、气度不凡，又时见米老天真超迈之流韵”，“特别对米芾的深入钻研，对振迅天真、八面出锋的心摹手追，在当前书家中堪称独步”，颇有见地。特别是目睹魏老作书时那种沉着痛快、爽朗惬意的潇洒风度，更会有切身的感受。
出于对二王遗意的追寻，魏老还搜集到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的名家墨迹。在他看来，这批资料在手法和风格方面比唐代更接近二王，对中国现存晋唐遗墨也是一个极好的补充，于是就选出好的放大，作为临摹的范本。他认为，日本现代假名书家留存的二王手法尚多，也是很好的参考资料，具有启发意义。
02、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魏老在研究二王整个体系中，注重对历代书家长处的吸取，为个人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还不断地追根溯源，寻求各种书体之间的联系，研究书体嬗变时期人们的真实书写面貌。他发现王羲之书法中留存着汉魏时代的痕迹，但被前人所忽略，认为这是过去由于资料的缺乏所无法避免的缺陷。对于新发现的汉魏简牍墨迹资料，应当充分享受和利用。魏老的这个观点，不仅融通了汉魏与二王的联系，而且在对二王的艺术追求上确立了新的方向，在自己的实践中取得了重要成果。
魏老深谙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认为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完美地代替一切，如果过分强调某些人的作用，就会忽视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他强调重要的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这在他风格形成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需要结合他的艺术观点，从他借鉴的资料入手。
魏启后临《五凤刻石》
汉简对于魏老来说是一个重要资料，它以纯净的线条、开张的结体和不拘一格的点画形式表现出天真浪漫的趣味。自从20世纪初汉简被发现以来，许多书法研究者和爱好者们从中借鉴并融入自己的艺术实践。魏老早年就注意到罗振玉、王国维编辑的《流沙坠简》一书，并不断地对汉简进行学习和研究，尝试着用竹木简的笔意写汉碑、写唐碑、写章草、学二王。七十年代时，全国一些名家同样在写汉简，多为亦步亦趋，反映出认识上的局限和能力上的不足。但魏老却与之不同，他是在借鉴汉简的手法，重在其笔意而轻其形质，那时的一些作品中已经明显地融入了汉简的笔意，并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如何借鉴汉简，我曾专门请教过魏老。他认为，对于汉简，要通过博览有个大体印象，由于良莠不齐，有些只能欣赏，学习要进行挑选，从中找到一个最好的标准。他说汉简中有些字“是后来王羲之时候通用的写法，从这里头找到二王的缘由，所以能把这些字练好了再学出来的二王就好”。因此，他在实践中通过汉简追寻与二王的联系，求得在笔法上的突破。
魏老将汉简笔意与以米氏风格为主的行书相糅合，构成了他的行书新体。这就使他原有的用笔产生了变化：一是起笔、收笔、转折随机而变，中锋、侧锋、逆锋、露锋等笔锋运动的形式更为丰富；二是简便、轻灵、爽快而又飘逸的行笔更使作品畅达自如。意境上既符合老米“振迅天真”的气度，又与摇曳多姿、别具天趣的汉简气息相吻合。应当说，无论是借鉴汉简，还是效法米芾，魏老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在当代都是独树一帜的。
楼兰残纸的墨迹点画率真而有情趣，展现出晋人的真实用笔，对于学习和研究王羲之大有裨益。魏老早年对此就有深入的研究，后来一直没有间断。我曾多次见到魏老将残纸中的精彩片段与所学经典相比较，寻求他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对其中的用笔、结体和气息进行讲解。魏老认为，《急就觚》集真书与章草于一纸，从中既可看到皇象的影响，还能与褚遂良联系起来，应互为参考。另有几篇应是对锺繇真书的临习和运用，《济白》《楼兰主国》《绝域》《缘展》等帖写得很精彩，可窥到王羲之章草的神韵。魏老吸取楼兰残纸的精华与所学锺王相融合，这在他七八十年代的作品中尚能寻其踪迹，其后则又融入其他元素，形成新的面貌。
魏启后临蔡邕《石经》
隶书与真书的融会是魏老真书的一大特点。魏老很重视隶书，对《礼器碑》《华山庙碑》《汉石经》《石门颂》等碑刻多有涉猎。他对着汉碑写楷书，去掉隶书燕尾，仅存隶书的架构和笔意。他说：“把隶书变成真书，比临能从他里头得到的东西更多些。有些有明显隶书特点的不要把它搬过来，要把他的结字改成真书。”因此注重从汉简和六朝书法遗迹中吸取有益的成分。
1979年所书《周总理诗》是现存其最早显露汉简融入真书的一件作品，被两次收录到他亲自编辑的个人作品集，可称为里程碑之作。这时，他的真书呈隶书体势，欧之紧结、褚之舒展、钟王之古雅也蕴含其中，80年代中期又将《铁山摩崖》的某些元素融入，呈现出既别于古、又异于时人的崭新面貌。他为三届和四届全国书法展所写的《千秋笔墨，万里云山》《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其真书的代表作。这种新貌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是魏老书法中最具特色的一类。
魏老各种作品都呈现出线的丰富性和高妙的意境，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草书的表现力。魏老认为，“草书在抒发情感、表现美的节奏方面，具有它独有的特色”，不论专攻隶书、楷书、行书，如果能把草书也同时学好，就能使这些书体写得更痛快、更自然、更有气势、更有节奏、更有感情。魏老从古代优秀作品中领悟到草书手法在各种书体中的运用，并在自己的书法实践中充分发挥出来。他的所有作品，包括真书、行书在内，都贯穿着草书的参差节奏，法度谨严又烂漫多姿。由此可知，草情草意在书法中的贯穿，对于意境的表现显得多么重要。
把不同书体碑帖的优点从中撷取和融合，反映出魏老在临摹中的取舍态度。他对各种碑帖的来龙去脉及其优劣了然于胸，找出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临摹中的正确吸取和融合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学习大欧可通过学习小欧的《泉男生墓志》加深认识，使字的纵势和横势都得到很好的发挥，对于宋克写的《书谱》，他认为“里面有真、行、章草，而且手法统一，写得很得法，写好了这个笔意，再学王献之的《十三行》就能写好”，之后“再回过头来写褚遂良那就更好了，就能够和《铁山摩崖》相合了”。类似这样的论述在魏老谈艺录中随处可见，有利于我们在欣赏其作品时体会玩味，在学习过程中受到启迪。
魏启后临《泉男生墓志》
绘画语言在魏老书法作品中的运用，是显而易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绘画中的线要比书法中的灵活自由许多，用墨则更为丰富。书画的笔法、线条是相通的。魏老书画俱佳，不仅以书入画，而且将绘画中的语言出神入化地融于书法创作之中。书法作品中的兰竹意致，尤为别趣。从整幅布局看，气韵纵横，妙境叠出。用前人所说“气韵藏于笔墨，笔墨都成气韵”来形容魏老的作品再恰当不过了。
综上所述，魏老融会贯通的最大意义在于，打通了各种书体和形式的隔阂，拓展了临摹取法的无限可能性，对于当代借鉴各种资料推陈出新，具有极强的典范作用。
03、从简入妙，化古为我
艺术家一切成功的创造，都得力于对艺术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美的规律的把握。按照魏老的观点，加强对美的欣赏的锻炼，大量的、长期的临摹，即以美为前提的高难度的严格训练，对于获得法度、认识规律是十分必要的。不懂得这些规律，也根本谈不上继承和创新。
魏老一贯主张，学习书法要有新的观念，要吸收优秀的传统。所谓新的观念，重要的是去掉陈旧和庸俗，不随时尚与潮流，要通过自己的认识，有限度、有侧重地接受传统，汲取精华，去其糟粕。他还强调临摹的动机是借鉴，而不是复制，倡导根据自己的内在需要选择资料，在实践中去感悟。对于临帖，他主张力求形神兼备，把握好内在的节奏，逐步达到背临，并以摹帖来纠正临帖、读帖中的误差。这都是从经验中得来，对学书者有很强的针对性。实际上这里讲了一个道理，无论择帖还是临摹，目的一定要明确，还要有高度，要按照自己特定的需要，有所取也要有所舍，总之一切为我所用。
笔法在书法中占有突出的位置。魏老强调学习古人墨迹的重要，所涉及最重要的就是笔法。他认为“毛笔在纸上的合理运行是在简便而微妙的手法中体现神采、个性和情趣的”，但并未一笔抹杀碑帖刻本的作用。他认为，由于钩、刻、拓过程中的重障和风化、损坏带来的错觉，人们从中寻求写字逐渐形成了一种繁琐而死板的笔法模式。解决的办法是多看墨迹，依靠墨迹校正刻本，体会笔的用法、劲的使法，防止误会。这体现了对“自然”“真趣”的追求，反映了魏老辩证的书学思想。他提倡的“简而妙”既是对古人法度的深刻领悟，也是书法达到高度的必要条件。只有在临习中洗刷掉繁琐、多余和庸俗，留下的才可能是最纯真、最自然的微妙手法。
书家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对原帖的不同理解，其临摹方式会有一定的调整和改变。魏老早年临帖基本上忠实原作，保持着察之尚精、拟之贵似的态度。随着各种碑帖的不断融合，潜在的审美意识和习惯创作手法不自觉地在挥毫过程中倾注在字迹上，使得后来的临摹颇有创造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早年在启功家见到《米临右军七帖》的感悟。
魏老回忆说，那是他“第一次遇到了最理想的临本，米芾临古帖之妙达到了创造性临摹的绝顶，所谓‘乱真’倒是其次。从此朝夕临摹不可数计。”他还在梦中见到米临七帖的墨迹，以后临池总是想象着梦中所见。这是魏老见到米芾临本的神悟。然而在时隔几十年之后，魏老又谈起这个梦，反映出他对于《米临七帖》的痴情。其间，1974年魏老所临《米临右军七帖》再现了对于这个梦的追忆。除了《米临右军七帖》之外，还有实为米临的《王献之鸭头丸帖》，魏老也从中得到了感悟。他自言，这两件资料一直贯穿在他毕生的学术之中。
魏老所提倡的把临摹和创作结合起来，实际上是把临摹当做一种创作途径，既深化了临摹观念，又强化了主体意识。魏老曾有这样的话，“临摹后写成作品，最好不要照搬帖上的字，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写出自己的感觉，这就是所谓自运。”他主张写作品要注重艺术的自然发挥，在规范之内写出性情、写出新意来。这里所倡导的是出于本真，表现的是“自我”，是个人的精神境界，是潜意识的真实流露。
从八十年代起，魏老的创造性临摹作品不断增多，其书法风格逐渐化古为我，正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务需提及的，如1984年将王羲之行书《宾至帖》，草书《散势帖》与王献之《省前书帖》统一用草书临于一纸，气息贯通，独到别致。1987年他为现代国际临书大展书王献之《地黄汤、鸭头丸二帖》，在自解中写道：“此系背临，意图效法米芾右军七帖那种创造性临摹道路。突出原帖章法情趣，故作横幅，照原行临写”，可谓与老米墨缘至深。2002年新岁，他以己意临摹了五凤刻石、急就篇、二王、智永、欧、虞、褚、苏、米诸多作品，可看作对几十年探索与追求的回顾。这些都蕴含着他高超的书法造诣，透露着“真趣”和“新意”。正如魏老所说：“艺术之道能得真趣方有超脱俗气之可能。不然，功力愈深，则俗气愈重，诚可悲也。”
历代优秀的书法家无不遵循美的规律，博采众长，融入自己的艺术创造。魏老临摹取法的成功经验，反映出他学习书法“由专到博，由博到专，专中有博，博中有专”的脉络，展示了他集古出新的一个侧面。不断地对魏老临摹取法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对书法艺术继承和创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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