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我已经七岁，到了上学的年龄了。那时读初小花不了几个钱，交少量学费，再买些课本就行了。我父母决定让我上学。 蒋村小学是1908年办起来的，校长是芳兰镇的薄西沂先生。学校聘请的教师在三到五人之间。我上学时，有一百五十多名学生，分四个年级。课程以国文、算术为主，此外还有修身、体育、唱歌等。记得国文的头几课，讲的是“人、手、足、刀、尺”。 学校的老师文化水平比较高，他们的课讲得都好，很吸引人。我很快对读书产生了兴趣。读了几年初小，只有一点缺憾：没有珠算、记账课。我父亲正是为了让我学会珠算、记账，才送我上学的，怎么办呢？只好自学。找书并不发愁，纸坊的废纸堆里有的是，那都是当纸浆原料买进来的。有些“书香门第”败落后，什么书籍都当废纸卖，里面真还有些好书，叫人舍不得把它们毁掉。我钻到堆杂物、废纸的屋子里，在废纸堆里翻看，找到了一些账薄。靠账簿自然学不会珠算和记账，没有老师指点不行。 一天，教我们算术的赵霖全老师见我好像有什么心事，问我什么事？我说：想学打算盘、记账。他拍拍我的脑袋，说：“珠算、记账不好学，这样吧，我来教你。”从此，他经常在放学以后把我叫到他那里，耐心地教我。大概在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就把珠算和记账都学会了。赵老师诲人不倦的精神，我至今不能忘怀。 学会算账，我就开始帮我父亲查纸坊里的账，一查就查出了许多漏洞。对我来说，是通过实践巩固了所学知识；对我父亲来说，是使他有了加强财会管理的条件。 我喜欢算术，因为它有用。我也喜欢国文，因为它有趣。我从小就爱听故事，总是求着大人说故事。国文课教会我们识字以后，我发现书本里就有许许多多故事，自己看就行，用不着去求人。所以放学以后，我就常常钻到堆放纸筋、旧书的库房里找书看。开始时找的大都是些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读不懂就把它放一边，留着以后看。后来上了高小，每周回家一天，还是照样钻库房。这时对外边世界发生的事也有了兴趣，除了小说以外，还读一些汇集成册的《时事论文》。这样的阅读自然是杂乱无章、似懂非懂的，但毕竟积累了不少知识，增长了阅读和写作能力。我的“国文”成绩不错，班主任老师曾多次以我的作文为例，鼓励同学好好学习。 我从废纸堆里陆续捡出来的书，装了半柜子。其中有不少进步书籍，包括黄埔军官学校的全套讲义。还有一些珍贵的古籍，其中甚至有一部宋版的《庄子》。大革命失败后，我父亲怕惹祸，把这些书都当作造纸原料毁掉了，十分可惜！ 说到贪玩，我大概可以归到调皮孩子的一类。我喜欢踢毽子，更喜欢摔跤。摔跤是家乡传统的民间体育活动，这种活动长盛不衰，大概和当地民间始终流传着一种尚武精神分不开。蒋村尤其重视。1940年，一二九师举办过一次摔跤比赛，别的部队的士兵也可以派选手参加。选手们一上场，不禁都相视而笑了，原来全都是蒋村人。那时蒋村每逢唱大戏，都要在散戏后来一场摔跤比赛，当地叫“挠羊”。由好事的人们集资买一头羊，拴在摔跤场上面的戏台上。谁要是能连续摔倒七名对手，这头羊就归他了。自然谁都想把羊“挠”到手，可是要一口气摔倒七名对手，谈何容易，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我们小孩子虽然只有在一旁看的份儿，不过心里却也跃跃欲试。在闲暇时，我们就自动组织摔跤，闹着玩。我在同龄的孩子中个头大，爱摔，赢的时候多，也因此得到一批小朋友的拥戴，成了村里的孩儿头之一。 有些孩子爱跟我在一起，大概和我爱“管闲事”也有关系。大的欺负小的不行，游戏耍赖不行，我总要跟他们说个长短。时间长了，孩子们有了争执、纠纷，就喜欢找我评理。有一次我甚至还给两个打架的成年大汉子评了一回理，不过那已是十五六岁的事了。 记得那是个大年初二。当地有个习俗，年初二要“迎财神”下界，一早起来就要给“门神爷”烧香。我还没开门，就听到外面传来的叫骂声。打开门一瞧，只见两个三十来岁的壮汉正怒目相视。这两人我都很熟悉。一个叫惠福元，五台人，是我三姑父家的佃户。他父亲曾聚众“大闹保安社”，他也是火爆性子。这时他手里操着根棍棒，正在大声叫骂。另一个叫胡富元，他不是堡子上的人，不知什么时候跑这里来了。这时他离开惠福元约有二三丈远，躺在地上，爬不起来，嘴里还在骂骂咧咧。看来他已经挨了两下子，但还不想就此认输。 我走出门口，冷冷地来回瞪了他们几眼，两个人都不吭声了。原来周家堡子有个穷汉，老婆不规矩，一些年轻的光棍大都与她有来往。惠福元一心想霸占这个女人。胡富元和这个女人则是老搭档，他怵于惠福元，平时不敢去，心想新年新岁“拜个年”总可以吧，所以捏着一把芫荽（香菜），探望他的老相好来了。不料冤家路窄，偏偏让惠福元撞见，两人都打了起来。沉默了一会儿后，惠福元挥了挥手里的棍棒，说：“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来！”胡富元讪讪地说：“过年了，送点芫荽，意思意思么。”我淡淡地说：“什么光彩的事，这么闹！闹得大家都知道就好了，是不是？统统给我回去！”几句话说得两人都低下了头，各自走开了。 这件事在村子里引起了许多议论。有人说：看不出二小子小小年纪，竟镇住了两个大光棍，消了一场灾。也有些好心人怪我办事莽撞，怕引来麻烦。我母亲却什么也没说，只是赞许地笑了笑。 1919年夏，我十一岁半，初小毕业了。父亲认为我的书已经读得不错，不想让我继续升学，打算给我谋个职业，一来给儿子的将来安排出路，二来也可以省些家用。他托人到崞县最大的镇子原平，找了一家店铺，让我去当小伙计，那家铺子也答应了。“小伙计”就是“提茶壶、倒夜壶”。锻炼几年，才能上柜台，或者写写算算，管管账。 正在这时，定襄县要召开首次办学观摩会，实际上是一次办学成绩检阅，要比一比哪个村子的学校办得好。不料这件事改变了我父亲对我出路的安排。 这时候，阎锡山是山西督军兼省长。辛亥革命以后，阎锡山想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把山西的事情办好。他提出“当兵、纳锐、受教育是国民之三大义务”。还出了一本书，叫做《人民须知》，记得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安电线，修铁路，多用木材，现在要提倡植树造林。”1919年前后，阎还特别提倡办好国民教育。 定襄的办学观摩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搞起来的。一听说阎督军重视办学，各地的乡绅纷纷起而响应，把它当成为乡里、为自己争光的大事。蒋村最大的豪绅叫胡金元，大家都管他叫五金元，他对办学这件事尤其重视，不愿意丢了面子。他和蒋村小学校长、教师一起，认真选拔参加县里办学观摩赛的学生，最后选中了我。还去了一个姓胡的乡绅的儿子，也是我的同学，那是因为要照顾胡家的子弟。 说是观摩会，其实是一场统考。定襄96个村庄，几乎村村都派了人参加了，共有一百五十余名考生。考试的结果，我的成绩排名较前。大家都很高兴。老师们为学校工作有成绩高兴，我父母亲为儿子有出息高兴，五金元则为挣回了面子高兴。 这时定襄县有了进一步的考虑：要把这次会考中成绩优秀的学生送到县城第一高小继续深造。不久，我的录取通知书就下来了。 这下我父亲作了难。哪有钱供孩子上学呢？五金元却不这么想。好不容易挣回来的面子，不去上学，岂不是前功尽弃？所以他劝说我父亲，一定要送孩子上学。这时定襄第一高小的郭校长也亲自前来相劝，他对我父亲说：“书存（薄一波原名）是个好苗子，应该继续培养，不要放过了这个机会。”郭也是蒋村人，老同盟会会员，曾经在定襄闹过革命。 我父亲有些犹豫不决。五金元是村里的豪绅，富人的心思猜不透，叫人将信将疑。郭先生却是远近闻名的好人，不会坑骗别人。可这上学的钱怎么凑呢？ 郭先生说：“用不了几个钱。学杂费不多，住校伙食花钱多，孩子可以带熟食，每周回家取一次就可以了。反正在家也要吃饭，住校也是吃。” 听了郭先生一番话，父亲最后下了决心。就这样，我成了定襄一高的学生。五金元很高兴，认为我父亲给了他面子，特地用他家的“轿车”，把我送到了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