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北京，寒风刺骨。菜市场里，一位朴素的老太太正在摊位前驻足。她伸手轻轻摸了摸冬笋，却遭到售货员的白眼和呵斥。＂看清楚价格！买不起就别碰！＂售货员毫不客气地说。谁能想到，这位衣着朴素的老太太，竟是中国＂两弹一星＂功臣、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被西方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科学家，不仅没有动怒，反而温和地笑了笑。这一幕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故事？这对为新中国呕心沥血的科学家夫妇，又经历过怎样传奇的人生？
一、书香门第育芳华
1914年的苏州，正值江南春暖花开时节，在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中，何泽慧呱呱坠地。这个家庭在当时的苏州可谓人才辈出。外公王松慰不仅是苏州三大才子之一，更是当地著名的教育家。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王松慰却格外重视女儿们的教育。
何泽慧的母亲王季山便是在这样开明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作为苏州最早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之一，王季山不仅精通英语，更是中国最早的物理学译者之一。她将多部重要的物理学著作翻译成中文，为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何泽慧五岁时，母亲王季山就开始教她认字读书。每天清晨，母女俩会在庭院中的梧桐树下诵读古文。王季山还经常用通俗的方式，为女儿讲解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这些早期的启蒙教育，为何泽慧日后的科学道路奠定了基础。
1920年，六岁的何泽慧进入了外婆谢长达创办的振华女校就读。振华女校是当时江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女子学校之一，以严谨的教学和开放的学风著称。在这里，何泽慧不仅接受了系统的现代教育，更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就读期间，何泽慧展现出了过人的数理天赋。她不仅能快速理解复杂的数学概念，更善于用独特的方式解决问题。一次数学课上，面对一道难度较大的几何题，大多数同学都束手无策，而何泽慧却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题方法，令授课老师赞叹不已。
到了高中阶段，何泽慧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特别是在物理和数学科目上，她的表现更是出类拔萃。当时的振华女校每学期都会举办跨年级的数理竞赛，何泽慧多次获得第一名。这些优异的成绩，不仅是她刻苦学习的结果，更与家庭的熏陶密不可分。
1932年春天，在振华女校的毕业典礼上，何泽慧以年级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当时的校长在致辞中特别提到：＂何泽慧同学不仅学业优秀，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保持着谦逊的品格，这正是振华女校倡导的教育理念。＂这句话，也成为了何泽慧日后为人处世的准则。
就这样，在书香门第的熏陶下，在振华女校的培养中，一位未来的杰出科学家，正朝着她的理想迈进。这一年，18岁的何泽慧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开启了她的科学探索之路。
二、科研报国显才情
1936年秋天，何泽慧踏上了远赴德国求学的轮船。当时的柏林工业技术大学是欧洲最著名的理工科院校之一，在实验物理领域享有盛誉。初到柏林时，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给何泽慧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她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先用两小时学习德语，然后才开始专业课的学习。
在选择研究方向时，何泽慧选择了难度系数极高的实验导弹学。当时的导师曾多次提醒她这个领域技术要求高，实验风险大，建议她改选其他方向。但何泽慧坚持自己的选择，她在实验记录本上写道：＂祖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各类人才，实验导弹学虽难，但正是祖国最需要的领域之一。＂
在柏林工业技术大学的实验室里，何泽慧常常工作到深夜。她的实验台上总是堆满了各种仪器和数据记录。一次重要实验中，她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终于在导弹推进系统的关键参数计算上取得突破。这项成果在当时的德国物理学界引起轰动，被誉为＂东方女性的科学智慧＂。
1938年，当何泽慧正在进行博士论文研究时，欧洲局势急转直下。德国的战争阴云日益密布，但她并未因此放弃研究。在实验室里，她专注于高能物理实验，同时也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局势。那段时期，她将实验数据和研究笔记仔细整理成三份，分别存放在不同地方，以防战火损毁。
1940年，在战争的紧张气氛中，何泽慧顺利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她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前景＂。然而，此时的欧洲已是战火纷飞，边境封锁，何泽慧无法立即回国。
被迫滞留德国期间，何泽慧并未停止科研工作。她主动参与了德国物理研究所的多个项目，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最先进的核物理研究设备。在一份实验报告中，她详细记录了关于原子核裂变的重要发现，这些研究成果后来对中国核物理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3年，何泽慧终于找到了与外界联系的途径。通过德法恢复通信的机会，她设法与在巴黎的同学建立了联系。在严格的通信管制下，她必须用极其简练的语言传递信息。即便如此，她仍坚持在每封信中记录重要的研究发现，这些珍贵的科研资料后来都成为了宝贵的学术财富。
在德国的最后一年，何泽慧依然保持着严谨的科研态度。她每天记录详细的实验数据，即使在防空警报响起时，也要确保实验记录的完整性。就这样，在战火纷飞的欧洲，一位中国女科学家以她的专注和坚持，为祖国的科技发展积累着宝贵的知识财富。
三、爱情与科学的交融
1944年春天，一封来自巴黎的信件辗转到达何泽慧手中。信的署名是钱三强，这位同在欧洲求学的清华校友。信中详细描述了他在居里实验室的研究进展，以及对原子核三分裂理论的新发现。这封信开启了两位科学家之间长达两年的学术交流。
通信期间，除了探讨科研问题，两人还经常交换对国际物理学发展的见解。在一封信中，钱三强提出了关于核裂变链式反应的独特观点，何泽慧则在回信中提供了基于实验数据的补充论证。这种严谨的学术探讨，让两人的思想不断碰撞。
1946年，何泽慧受邀前往巴黎居里实验室进行学术访问。在这里，她和钱三强开展了一项关于放射性元素衰变的联合研究。两人在实验室里常常工作到深夜，讨论实验数据，推导理论公式。一次重要突破后，他们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居里夫人的女儿伊雷娜·约里奥-居里的高度评价。
同年秋天，在巴黎的小教堂里，何泽慧和钱三强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礼后的第二天，两人就回到了实验室，继续他们未完成的研究。当时的实验记录本上还保留着婚礼当天晚上何泽慧记录的实验数据。
婚后，两人在居里实验室的工作更加默契。他们首次发现了铀核分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一发现为后来的核能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后，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被誉为＂居里实验室的重大突破＂。
1947年初，两人合作研究的三分裂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他们通过精密的实验，证实了原子核三分裂现象的存在，并成功测量了相关参数。这一成果得到了包括玻尔在内的多位物理学大师的认可，相关论文被收录入欧洲物理学会会刊。
在巴黎工作期间，何泽慧和钱三强的研究方法受到国际同行的推崇。他们提出的实验改进方案被多个实验室采用，两人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要会议上。一位法国物理学家在会议记录中写道：＂中国科学家夫妇的工作展现了极高的学术水准。＂
1948年，正当两人的研究处于最富成果的时期，祖国传来了急需科技人才的消息。面对国外优厚的工作条件和崭露头角的科研前景，何泽慧和钱三强毅然作出了回国的决定。临行前，他们将在居里实验室的研究资料整理成册，带回祖国。
就这样，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何泽慧和钱三强既是志同道合的伴侣，也是互相砥砺的同事。他们用科学的语言谱写着属于自己的浪漫，用实验室的点滴谱写着他们的爱情故事。
四、为国铸剑显身手
1950年，在北京郊区一个偏僻的院落里，何泽慧和钱三强开始了他们回国后的第一个重大项目。这里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物理研究所的雏形，条件异常艰苦。实验室是改建的平房，设备简陋，连最基本的实验仪器都很缺乏。
面对困难，何泽慧带领团队自行设计制造实验装置。她利用在德国学到的精密加工技术，指导工人改造普通机床，成功研制出了当时国内最精密的β射线谱仪。这台设备的精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的核物理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1955年春，何泽慧接到了一项绝密任务。她需要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同位素分离实验室。当时的实验条件极其有限，很多关键设备都无法从国外进口。何泽慧带领团队日以继夜地工作，经过无数次失败，终于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了任务。这个实验室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在＂两弹一星＂工程中，何泽慧负责了多项关键技术的攻关。1958年的一个深夜，在位于青海的某研究基地，她连续工作了72小时，成功解决了一个困扰团队多时的技术难题。这个突破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扫除了重要障碍。
1960年，何泽慧作为总工程师之一，参与了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的建设。在施工现场，她经常亲自检查每一个重要部件的安装情况。一次，她发现反应堆控制棒的设计存在微小偏差，立即要求停工整改。这个细节的发现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
在研究所里，何泽慧建立了严格的实验规程。她要求每项实验都必须有详细的记录，每个数据都要反复验证。1962年，在一次重要实验中，她发现数据有轻微异常，立即组织团队进行复核。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为中国核工业的发展树立了标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这一天，何泽慧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守在监测仪器旁。当爆炸成功的消息传来时，她仍在记录着各项技术参数。第二天，她就开始着手整理实验数据，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做准备。
在核工业基地，何泽慧经常深入最危险的实验区域。她坚持亲自操作高辐射实验，为的是保护年轻科研人员。多年的辐射接触，使她的健康受到严重影响，但她从未因此停下工作的脚步。
1967年，在一个特殊的地下实验基地，何泽慧主持了一项极其重要的核材料试验。这次试验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核材料研究领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实验完成后，她立即着手培训新一代的科研人员，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同志。
五、桃李满园硕果丰
1970年，何泽慧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创办了第一个核物理专业研究生班。这个班级只有十二名学生，却成为了中国核物理研究的重要人才库。课堂就设在实验室旁边的一间小屋里，何泽慧坚持亲自授课，将自己在德国和法国积累的实验经验系统地传授给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何泽慧创造了独特的＂实验室导师制＂。每位学生都要在实验室跟随她完成一个完整的研究项目。1972年春天，一位学生在进行放射性同位素分离实验时遇到困难，何泽慧连续五天在实验室指导，直到问题得到解决。这种手把手的培养方式，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核物理专家。
1975年，何泽慧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核物理青年科研人员培训班。这些培训班每期持续三个月，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的研究所和高校。在培训中，她特别强调实验技能的培养，要求每位学员都必须完成至少三个难度递增的实验项目。其中一个关于中子散射的实验，因难度较大，很多人建议取消，但何泽慧坚持保留，认为这是培养学员独立研究能力的关键。
1978年，何泽慧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专业实验班。这个实验班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并重，学生需要同时掌握复杂的理论计算和精密的实验操作。她为实验班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包括20个基础实验和10个创新性实验。这套教学体系后来被多所高校采用。
在物理研究所，何泽慧建立了严格的导师责任制。每位研究生都必须每周向导师汇报实验进展，每月进行一次集中讨论。1980年，她的一位学生在实验中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何泽慧立即组织团队进行深入研究，最终这个发现导致了一项重要的理论突破。
何泽慧特别重视培养女性科研人才。在她指导的研究生中，女性占比远高于当时的平均水平。1982年，她专门成立了一个女性科研人员课题组，鼓励她们挑战最困难的研究课题。这个课题组后来完成了多项重要研究，其中两项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1985年，已经年过古稀的何泽慧仍然坚持每周到实验室指导学生。她建立的核物理研究生培养体系，为中国培养了超过200名核物理专业的硕士和博士。这些学生后来遍布全国各大研究所和高校，成为中国核物理研究的中坚力量。
在教学之余，何泽慧还整理了大量的实验笔记和研究资料，编写成教材。她的《核物理实验方法》一书，成为了中国核物理教学的经典教材。书中详细记录了她几十年来积累的实验经验和技术诀窍，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1987年，在她最后一次主持研究生答辩会时，整整持续了六个小时。会后，她仍然在实验室逐一检查学生的实验记录，并在笔记本上写下详细的指导意见。这些黄色的笔记本，见证了一位科学家对后辈培养的深切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