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赵立波

曾国藩于晚清颓败政局中组建湘军，获朝廷授权可自行在地方征收饷银，手握的粮饷堪称 “银山金海”，却始终未将一两银子用于自己与家人挥霍。单论这一点，他已远超大清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将领。

其实曾国藩早年亦是俗人，曾有贪财好色之心，但这一切在他三十岁时画上句号。三十岁这一年，是他决心与世俗理念、庸俗规则决裂的分水岭，堪称人生的大开大合之笔。他首先立志与 “做官发财” 的庸俗思想彻底切割，立下坚定誓言：“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在现存可信的史料中，从未见曾国藩将一分公款装入私囊。他一生生活简朴，坚持 “夜饭不荤”；即便到了位高权重的晚年，鞋袜也皆由夫人与女儿亲手制作。当年他身兼五部侍郎之职时，竟因凑不齐回家的路费而无奈自嘲 “既似马又似驴”，这份清贫，恰恰印证了他 “不靠做官发财” 的誓言从未动摇。

京官想贪污本就不易，但曾国藩筹建湘军后，若想谋私却是易如反掌。然而最能考验他 “不靠做官发财” 初心的，正是带兵打仗的十余年间。晚清军队上下贪腐成风，军官几乎无不尽力捞钱，曾国藩曾痛心地直言：“历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他深知军旅生涯虽多艰难，但若想发财不过弹指之间，更清楚军队的贪污腐化比官场更甚，堪称洪水猛兽。因此他在给湖南各州县绅士的信中表明决心：“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

曾国藩书法箴言

严管即是厚爱，曾氏家风最鲜明的特色便是 “严”，绝不容许官宦子弟沾染腐化作风。曾国藩反复强调 “世家大族” 与 “富贵之家” 的潜在危害，剖析 “君子之泽，三世而斩” 的根源：首先便是严禁奢侈生活，他对家人的约束细致到饮食穿衣，直言 “人才若不是在环境困厄的状态中，他的心志难以被激发”，若缺少约束与压力，人必沾染好逸恶劳之习，甚至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为此他明确告诫儿子们：“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绝不怕没有饭吃，至嘱。” 同时要求儿子们在家不可摆少爷架子，不许对仆人高声说话，不许坐轿子，多参与劳动 。“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他坚信，劳动能改造身心，让子女体会生活不易，树立自立自强的人生观。正因这般严格教育，他的两个儿子后来皆有成就：长子曾纪泽成为大清早期驻英、法公使，次子曾纪鸿则在数学领域成为专业人才。

曾国藩的结发妻子欧阳夫人，自嫁给他后，从未像其他高官夫人那般安逸享受。曾国藩在前线领兵时，她独自担负起操持家务、抚育子女的重担。曾国藩对自己有明确要求：“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

这份坚持让欧阳夫人在家中常无零钱可用，凡事皆需亲力亲为，烧火做饭、纺纱织布皆是日常。后来随曾国藩到安庆总督府，生活竟比在乡下时更显清苦。小女儿曾纪芬回忆：“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 连家中用油都需精打细算 ——“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其清苦程度令人咋舌。

据记载，欧阳夫人每月仅得四千铜钱（折合银子二两），儿媳更是只有一两，这点用度对总督家眷而言实在微薄。在子女衣着上，曾国藩同样严格，曾见女儿曾纪芬穿着一条彩色绸裤，当即命令她换掉，直言 “文正见而斥以为侈”。对爱美的女儿而言，穿件漂亮衣服都不被允许，看似不近人情，却正是曾氏家风 “事无巨细、全员遵守” 的体现。

还有一次，欧阳夫人在安庆花钱买了一名女仆，曾国藩得知后大为光火，最后只能将女仆转赠他人。除此之外，他还为家中妇人与女儿制定了雷打不动的 “日程表”，强调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等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等衣事；中饭后，做针刺绣等细工；酉刻，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等粗工。曾国藩对这份日程表极为重视，还会定期检查落实情况。

欧阳夫人是曾氏家风的实际践行者与带领者，曾国藩深知她一生所受的困苦与辛劳，发自内心对这位老妻充满敬意。

而曾国藩 “不为利动” 的本心，在统领湘军期间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彼时他掌控着支撑大军运转的庞大粮饷，却始终严守底线，绝不以分毫贴补家人，这份坚守在贪腐成风的晚清军界，堪称异数。

太平军起义爆发后，清军绿营军一触即溃，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组建湘军。这支军队是晚清最具战斗力的武装力量，粮饷来源多元，既有地方征收的商业税，也有绅商捐助与清廷协饷。面对这般 “财权”，曾国藩从一开始便划下铁律：军饷是 “打仗钱、士兵的性命钱”，绝非私人谋利的工具，更不许家人沾半点光。

他曾与同为湘军领军的胡林翼坦诚交流时，曾国藩对胡林翼这样说：“吾治军首重粮饷，然每一分粮饷，皆百姓膏血所聚。若私用分毫，便是对不起天下百姓，更对不起阵前拼命的士兵。”为守住这条底线，他亲自制定湘军财务制度：设立独立粮台掌管收支，每月公开账目，将领动用款项需多人联署审批，即便自己的亲兵卫队，也需按普通士兵标准领饷，不得额外支取。

这份 “公账分明” 的态度，在他给家人的书信中更显直白。湘军攻克武昌后，军饷曾有一笔结余，四弟曾国潢在家书中试探提出，能否从军中 “借” 些银子修缮老家祖宅，还提及 “族中父老觉得兄今掌重兵，家宅破旧失了体面”。曾国藩见信后立即回信，语气坚决却不失耐心：“宅第修不修，与体面无关，却与家风有关。今湘军粮饷，每一两都连着百姓的生计，若挪来修宅，便是窃民之财、误军之命。我在军中，每日吃粗米、住帐篷，与士兵没两样，家中何必追求体面？” 此后他还特意叮嘱家人，绝不可再提 “借饷” 之事，“我若破了这个例，湘军便没了纪律，如何让士兵信服？”

事实上，统领湘军的十二年里，曾国藩给家人寄钱的数额，比京官时期更为微薄。京官阶段，他虽清贫，每年仍能凑些银子寄回家补贴用度；而在湘军期间，他寄回家中的钱更少，且全是自己的养廉银 —— 那是清廷给统兵大臣的津贴，与湘军粮饷毫无关联。更能体现其底线的，是对家人行为的严格约束：曾国潢曾自恃哥哥手握军权，以曾国藩名义从省城兑换银两，在衡阳购置田产，想为家族添些私产。曾国藩得知后勃然大怒，专门致信严厉斥责，直言 “国藩出仕二十年，官至二品，今父亲与叔父尚未分析，两世兄弟恰恰一堂，无自置私田之理”。他明确表示，虽无法禁止他人贪取，但 “求我身不苟取”，当即削减家用，将原本常寄的二百两银子减至三十两，仅够赡养长辈，其余开支让曾国潢自行设法，甚至告诫 “以后余之儿女婚嫁等事，弟尽可不必代替”，这份严厉在他给兄弟的书信中极为罕见。

曾国藩在军中的节俭，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里留有诸多细节记载。赵烈文入幕後常伴其左右，见他 “每日食不过二菜，一荤一素，无兼味”，便忍不住发问：“师何以不食鸡鸭？即火腿亦无乎？” 曾国藩坦然作答：“厨房无火腿。昔人有送者，吾概却之，後遂无复馈送者矣。即黄酒亦零沽于市，不买整坛。” 他还向赵烈文展示自己的 “食单”：每餐固定两大碗一小碗主菜、三碟素菜，共五样菜品，且前一晚便确定好，从无临时增添的奢华吃食。连家用食具都是普通陶器，某次宴客用瓦器盛鲥鱼，客人打趣 “大学士饮客用瓦缶，无乃太简乎”，他也只是大笑而已。赵烈文见状感叹：“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 并在诗中以 “木榻风灯一老儒” 形容其清苦操守。

反观当时的晚清军界，贪腐之风早已深入骨髓。绿营军官侵吞军饷成常态，要么虚报士兵人数冒领粮饷，要么克扣士兵口粮中饱私囊；即便有些地方团练，也常有将领挪用粮饷补贴家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曾国藩手握支撑大军的粮饷却 “不私一钱”，对家人更是 “吝啬” 到极致，成了军界的 “异类”。他反复叮嘱曾国潢 “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要求家中 “轿夫、挑夫由三名增至十余名” 的用度必须 “有减无增”，甚至明确表示 “我在军中决不肯多寄银回家，改向来之样子。一则因父母在时我未多寄，二则因百姓穷困异常，我不忍独丰也”。

湘军围攻天京时，曾一度粮饷紧张，士兵连续多月未领到足额军饷，军心浮动。有幕僚提议：“不如暂时从大人老家的田产中调拨些粮食运到军营，先缓解燃眉之急，等粮饷充裕了再还回去。” 曾国藩却摇头拒绝：“家中田产的收成，够家人糊口就好，运到军营也只是杯水车薪。更重要的是，我若动了家中私产充军饷，士兵们会觉得粮饷管理不严谨，日后更难约束。粮饷紧张，该从征收、催讨这些正途想办法，绝不能打家里的主意。” 后来，他亲自前往地方督办税收，费了一个多月功夫，才凑齐粮饷稳定军心。

直到湘军攻克天京、曾国藩着手裁军时，朝廷派来审计粮台账目的官员，在奏折中写道：“曾国藩统领湘军十余年，经手粮饷无数，然其家宅仍是祖上传下的旧屋，家人生活与普通乡绅无异，实属难得。” 而曾国藩在裁军后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也总结了自己的准则：“我一生为官，经手的钱财不算少，却始终记着‘不私一钱’四个字。你日后若入仕途，要记得：官员的俸禄，够养家就好；若一心求富贵，就丢了为官的根本。”并且明确告知其子，如果靠做官发财积攒后世，也会被后人挥霍。

曾国藩去世五年后，儿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无奈之下只好向左宗棠求助。左宗棠得知后，立即送去三百两银子，还在家书中感慨：“文正统领湘军时，掌着足够养家几代的粮饷，却从未给家中添过一文钱。如今他的子孙竟困窘至此，可见他的清节不是虚名，足以给后世当官的做榜样。” 要知道，左宗棠与曾国藩曾有政见分歧，甚至一度交恶，他的这番评价，更具有说服力。

从京官时期 “闻别人收礼金而自警”，到湘军时期 “掌重兵粮饷而不私用”，曾国藩用一生践行了 “不靠做官发财” 的誓言。在晚清那个道德沦丧、贪腐成风的时代，他以一己之力守住本心，不仅为湘军立下严明纪律，更给后世留下 “为官清廉、克己奉公” 的典范。